与罪相对立的概念并不是美德，而是信仰：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
克尔凯郭尔
我希望，有两件事我们做得有些眉目了。一方面，克尔凯郭尔敢于摆脱作为“顺从的表达”的“伦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仅约伯和亚伯拉罕，而且爱上皇帝女儿的穷小伙子都否定了由理性和苏格拉底提供的“虚伪的安慰”并不惧怕“伦理”的审判。认为他们的伦理是值得称赞或否定对他们都无关紧要，他们得到了另外的东西：约伯要求复辟，亚伯拉罕要求归还以撒，穷小伙子要求得到皇帝的女儿。尽管伦理极尽威胁之能事，尽管苏格拉底冷嘲热讽并证明说，在“对有限的极其狂热的追求中隐藏了矛盾”，约伯、亚伯拉罕、克尔凯郭尔都不感到困惑。他们怒言相斥、反唇相讥，若有必要的话，连苏格拉底也不放过。但伦理不是单枪匹马，在它的讽刺和暴怒后站着必然。必然看不见，摸不着，不露声色，甚至说不出它在哪里，仿佛就像没有它似的。
它只是悄然无声地、无动于衷地斥打无力自卫的人，对约伯、亚伯拉罕和克尔凯郭尔的愤怒和恐惧不屑一顾，好像世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什么是同必然对立的？如何战胜它？理性不仅不敢与之抗争，而且完全站在它一边。正是理性把崇高的柏拉图出卖给必然，也是它蒙蔽了伦理，让它为自己歌功颂德，要求神和人顺从必然：人不仅应接受，而且应感谢必然为他所做的一切并视之为生活的最高目的。我们应追求的不是有限的荣华富贵，不是索回约伯的牲畜和土地，不是儿子的复生，也不是娶皇帝的女儿，因为有限是暂时的，存在的基本法则便是如此。它是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也不知由谁、何时、为何而制定的，一切有限之所以有限是因为有始，一切有始的东西亦应有终。再重复一下，存在的不可置疑的法则就是这样，尽管我们不知道它始于何时、何地及为何，但我们的理性清楚地知道，它再也不会离开我们。
在它一边有目光聪慧的永恒及其姐妹无限。或许，勇敢的人类尚能战胜伦理，但有没有能征服永恒的力量？永恒吞噬着一切，从不归还猎物。它不承认“重复”，同样无动于衷地剥夺人最珍贵的东西：荣誉和自豪，他的以撒，丽琪娜·奥尔森。在永恒面前，最伟大的勇敢也不得不妥协，在它面前，勇敢甚至像注定失败的反叛和造反一样暴露无遗。
古希腊思想在其诞生之初就在存在中发现生与死同其本质不可分离。
或许约伯、亚伯拉罕和克尔凯郭尔能改变些什么？或许神祗能对此有所改动？
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正因为他知道，他把自己“圣经”的荒谬同古希腊的理性相对立，把约伯、亚伯拉罕的思维同思辨哲学相对立。这是他“存在”哲学中最难懂的东西，但同时又是最重要、最辉煌的东西。较之他的其他思想，更应实现他的基本遗训，或更妥当地说，其方法论原则，其《非此即彼》：要么是亚伯拉罕、约伯、先知和使徒们的思维，要么是苏格拉底的思维，要么是必惊奇为基础并寻求“理解”的思辨哲学，要么是从绝望出发到达圣经启示的存在哲学（再重复一遍：从《圣经》的“当你涌现时，主呵，我大声呼喊”出发的）。克尔凯郭尔把约伯同黑格尔对立，把亚伯拉罕同苏格拉底对立，把理性同荒谬对立的意义就在这里，也仅仅在这里。如果认为荒谬表示思维的终极，那就大错特错了。克尔凯郭尔不是信口胡说他摆脱黑格尔转向特殊思想家约伯的。对克尔凯郭尔来说，黑格尔，如他所说，“把现实神化了”，他“不是思想家，而是教授”。“荒谬”电的思维不仅保留着。而且近乎极端，达到了黑格尔及其思辨哲学完全陌生的一个新的境界，这也是存在哲学的一个独特的特征。黑格尔认为，人的思维很糟糕，如果他不全部深入他身外之物，虽然他自己能增加什么；人必须正视存在，因为所有既成，或用他更爱说的词，所有现实都是理性的。在这句话中黑格尔毫无独到之处：这是千古哲学文化的翻版。
斯宾诺莎同一思想的表述“non ridere，non lugere，neque detestari，set in—telligere”（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则更鲜明，意义“更深刻：这里保留了在黑格尔话中消失了的、同强加于我们的外部真理斗争的痕迹。但克尔凯郭尔却从约伯那里学来了别的东西：人的思维很糟糕，如果他正视“现实”，认为它是终极的、不可逆转的、一成不变的，无论它多么可怕、可恶。他当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把黑格尔同约伯，或苏格拉底同亚伯拉罕对立是对日常意识来说巨大的诱惑和极度疯狂。但他的任务正在于此，在于摆脱日常意识的控制；无怪乎他对我们说哲学的基础不是惊奇，而是启示人们真理新泉源的绝望。同时，他一刻也未忘记依靠现实的思辨哲学是可怕而残酷的敌人，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让步屈服于现实并使神祗对现实让步和屈服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善意或恶意。但他还是几乎赤手空拳地向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发起冲锋。他像约伯一样呐喊、诅咒，以亚伯拉罕“无根基”的信仰向思辨哲学的论证、论据和显明性斗争。他甚至不屑“证明”——当一切有限、万物皆空时能证明什么？而是从另一方面：证据对认为万物皆空、一切有限的人还保留证明力吗？证明本身在这里不也结束了吗？在绝望的深渊中又逢重生：这就是神秘圣诗歌者所说的“deProfundis ad te，Domine，clamavi（当你涌现时，主呵，我大声呼喊）的意义之所在。我们所说的“理解”像巨人一般，上帝知道它来自何方，它碾碎了我们的意识，砸入存在的几乎空幻的二维平面，使我们的思维丧失力量。我们只能“正视”，我们不能呼吁，我们确信，“呼吁”只能败坏人类思维，因为我们认为，约伯、亚伯拉罕和圣诗歌者的思维绝顶糟糕，对存在哲学而言，我们思维的最大弊病在于它失去了“呼吁”的能力，因为，这样一来，它失却了自己的一维，即唯一能使思维达到真理的一维。
克尔凯郭尔对思辨哲学的讽刺即源于此。他写道：“我对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感到奇怪：思辨似乎是人，或者人似乎是思辨。思辨无所不能：它怀疑一切，等等。思辨家则相反，太客观了，绝口不提自己，所以他不说是他在怀疑，而只说这是思辨在怀疑，他仅以思辨的名义行事。”正是在思辨哲学的特殊功绩——客观性和公允性中，克尔凯郭尔看到了它的最大的缺点，它的基本弊病。他在另一处写道：“人们变得太客观了，不能享有永恒的快乐，因为永恒的快乐正在于狂热、无限的个人兴趣中。人们拒绝了这个，以便成为客观的；客观把狂热和‘无限的个人兴趣’逐出了内心。”客观的无限权利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极为怪诞、神秘莫测。这里有些东西值得深究，尽管客观的无数歌颂者谁也从未想到这些，也从不提出问题：这个权力来自何方、何时，活的人和神的“无限的狂热兴趣”为什么让步于无动于衷、对一切不感兴趣的客观呢？有时我还想，哲学家赞颂客观，让它主宰宇宙，仿佛对此并无意识而且使用了克尔凯郭尔的间接表述方法；他们似乎在问自己：人们还要挨打多久？但人们能忍辱负重，能忍受客观。然后客观对思想家自夸个没完没了：是它使思想家坚信自己的真理，普遍和必然的真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坦率地证实（但我差点要说，康德无意中透露）：“经验告诉我们有什么，但未告诉说这必须是什么样的。因此它未提供普遍真理，但经验与其使渴求这个意识的理性满足，不如使人烦恼。”但是，如果说到“渴求”，说到狂热，那么这是否可以代换呢？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思辨家是否又披着思辨公允的外衣说话了？难道我们无权怀疑思辨思维的所谓客观仅仅是招牌、外表，也按克尔凯郭尔把理性对普遍、必然的判断的渴求同人对永恒快乐的兴趣对立？这个问题对思辨哲学不存在：它视若无睹，也不想看到它。
思辨哲学不直截了当地说，但胸有成竹：人能笑、哭、谩骂和诅咒，但这打动不了必然，它照旧粉碎、窒息、烧毁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有限”（首先是人）。这就是思辨哲学的“ultima ratio”（最后的论据），对此我们还将再次论述。它是靠必然和与之联系的应该支撑的。我们的理性仿佛着了什么魔似地、盲目而急切地奔向人的墓地。这是什么？这里莫非隐藏着那个“concupiscentia invincibilis”（无法实现的贪欲）？它曾使我们的始祖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