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八个样板戏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
这种情况直到1974年才稍有改观，中国影坛出现了像《创业》、《闪闪的红星》、《海霞》、《战斗的日子》等较优秀的作品。这几部影片所发出的一缕微弱的光线，给文革年代善良的人们以安慰和希望，但毕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所以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
1 5．中国电影的复兴时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电影事业出现重大的转折。之后出现的《十月的风云》、《严峻的历程》、《大河奔流》、《祖国啊，母亲》等一些影片，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爱憎，宣泄了郁积十年之久的怨恨。但在这些片子中，导演们依然受思维惯性定势的影响，努力体现某种规定的政治意念，沿用路线斗争的套路，人物身上“三突出”、“高、大、全”的痕迹明显存在。
1977年，党的十一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1979年第4次文代会“双百”、“两为”方针重提，终于迎来了电影家们的“第二个春天”。以向国庆30周年献礼为契机，拍出了《从奴隶到将军》、《泪痕》、《吉鸿昌》、《啊，摇篮》、《苦恼人的笑》、《小花》、《生活的颤音》、《樱》、《傲蕾～兰》、《曙光》、《保密局的枪声》、《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等一批优秀影片。这标志着电影界结束了徘徊，进入有声有色的、迅速发展的复苏时期。
“文革”前生产故事片有4家老厂：“长影”、“上影”、“北影”和“八一”。
而这一时期先后成立了内蒙古、天山、广西、潇湘、青年、中国儿童等16家制片厂。电影文学刊物由“文革”前的2种增至8种。新时期层出不穷的优秀文学作品，为电影剧本创作提供了大批可供选择的素材，并且大大提高了电影创作的思想品位与艺术品位。1981年，中国故事片生产突破100部大关。从1979年到1999年达到2000部。新时期电影评论十分活跃。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电影“百花奖”恢复了，分别由政府、专家主持的“优秀影片奖”与“金鸡奖”设立＿『，这对于推进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电影理论研究也一改沉寂的局面。1979年至1980年间，自景晟提出《丢掉戏剧的拐杖》，钟惦棐发表《电影和戏剧离婚》，对中国影坛根深蒂固的戏剧式电影观念进行了冲击。接着，张暖忻与李陀著文《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主张中国电影要跟上世界电影发展的潮流，在电影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上应自觉摆脱戏剧的束缚，从各种途径走向“电影化”。他们呼唤中国电影界要“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同时，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和克拉考尔的电影本体观也受到了普遍重视。这些都为新时期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思想上、观念上和艺术上的理论滋养。
16．“反思”电影的兴起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复苏，首先是从作为人民心声的负载，以血泪的回顾和严肃的反思影片开始的。“文革”留下的创伤是难以忘怀的，“文革”的灾难成为中国电影工作者的一个“情结”。因此，对“文革”以及“文革”以前极“左”
思潮的控诉与反思，成为1979年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艺术的基调。
1979年的《曙光》、《泪痛》、《苦恼人的笑》和1980年的《枫》、《小街》、《巴山夜雨》、《法庭内外》、《第十个弹孔》、《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一批直接反映刚刚过去的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影片，揭示了十年浩劫的灾难与创伤。继之《燕归来》（1980）、《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勿忘我》（1982）、《张铁匠的罗曼史》（1982）等片中的人物悲剧命运，被进一步回溯到“文革”前几次“左”的政治运动中。著名导演谢晋率先投入新时期电影的反思潮流，力图在刻画民族的悲剧中，给人以反思、警世的作用。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1982年的《牧马人》，再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事实。1986年的《芙蓉镇》表现了对过去历史的深沉反思。
与反思电影同步出现的，还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优秀影片。它们是《北斗》、《元帅之死》（1980），《陈毅市长》、《西安事变》、《南昌起义》（1981），《风雨下钟山》（1982），《四渡过水》、《廖仲恺》（1983）等，这些影片恢复和再现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本来面貌，表现了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领袖的历史风采。《沙鸥》、《邻居》、《乔厂长上任记》、《当代人》（1981），《人到中年》、《赤橙黄绿青蓝紫》、《见习律师》、《都市里的村庄》（1982），《大桥下面》、《血，总是热的》、《我们的田野》、《最后的选择》、《锅碗瓢盆交响曲》（1983）等影片，紧扣时代脉搏，记录改革开放历程，塑造出一批贴近生活、鲜明生动的艺术典型。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谌容小说改编的《人到中年》，以朴质清新的镜头语言，表现了陆文婷默默地、超负荷地奉献心智的坚忍和终于身心交瘁的悲剧，尖锐地向社会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年知识分子的现状与其历史使命的不协调，从而成为新时期影坛又一部形成全国舆论热点的优秀影片。
17．中国电影的“探索”浪潮
1983年底，张军钊执导的《一个和八个》在京试映，震动影坛，为“探索电影”放出了令人震惊的“第一枪”；紧接着，《黄土地》、《猎场扎撒》等一批艺术上颇为成熟的新作，异峰突起。强烈的反传统的冲击力，骤然在中国影坛上推涌出“探索电影”的新浪潮。
探索电影有两大主题：一是以复杂而真挚的感情探索“民族的劣根和民族的脊梁”；一是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关注人性、人的价值及意义，表现人存在的困惑与迷惘。探索电影在形象塑造上的贡献，并不是提供了一批具有典型化的性格，而是创造了一系列情绪的形象载体和人格化的自然环境，如黄土地、黄河、海滩、草垛子、高粱地、泥石流都被赋予高度抽象化的象征意义。由于创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使探索电影表现出“人各其貌”的风格，或刚健、粗犷、凝重，如《黄土地》、《猎场扎撒》；或热情、张扬、洒脱，如《红高粱》；或含蓄、婉转、优美，如《良家妇女》。但在影片的美学风格和影像特色的追求中，探索电影又都表现出某种趋同性，追求意念性和纪实性相融合的意象美学，弘扬电影本体意识，追求全面电影化，尤其是影像的巨大冲击力成为探索电影艺术追求的突出标志。
在探索电影中，画面大动、大静及大动大静的强烈反差，都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黄土地》的静态画面，静得让人难以忍受，令人窒息；动态画面则动得让人热血沸腾，狂放激越。探索电影对色彩匠心独运，传达出创作者的大胆追求。《红高粱》里的红花轿、红盖头、燃烧的火焰、殷红的鲜血、炽热的太阳、红红的高粱、红红的酒……高亢的鲜红色不仅渲染了气氛，更是一种评价：创作者对原始的、狂放的、生命力的赞美。还有《黄土地》的黄色基调、《海滩》的灰色基调、《黑炮事件》和《青春祭》中的白色基调等，都是创作者情感倾向的外化体现。探索电影在光线的使用上，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光线不再是纯粹为照明、曝光、还原色彩而用，像《良家妇女》中五娘纺线、《晚钟》日军的山洞等，光线被用来表现和渲染情绪，营造意境。
但是，探索电影因为意念的艰深和艺术上过于标新立异，使接受者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导致“解读”的困难。急于创新的“第五代”导演们在接受许多赞誉的同时，也常常遭到责难，或被指责为拿国家和人民的血汗钱打水漂，心不疼；或被谴责为故意将中国人的愚昧、丑陋展示给外国人看。他们陷入长期少有接受者的困窘，于是出现在国外获银熊奖而在国内只卖出一个拷贝的“晚钟现象”。1986年以后，探索电影在观众的冷漠和传媒的批评声中渐趋沉寂。只有张艺谋是个例外。他的《红高梁》从威尼斯捧回“金熊”后，观众趋之若鹜。张艺谋找到了商业性与传统民族文化的“交叉点”，使自己的电影在沉寂中走向深入。
18.主旋律电影的兴起
与政治氛围相一致，主旋律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呈持续发展趋势。
从题材上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题材，另一类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
革命历史题材一直盛行不衰，据此拍摄的影片朝着投资规模巨大、制作精良方向发展，一系列高投入，大制作的史诗性巨片频频问世。这类题材作品在审查、投资等方面的便利性，以及中国观众特有的政治热情都促成这类影片的高成活率，反过来刺激了这一题材电影的繁荣。近年来较重要的作品有《孙中山》、《巍巍昆仑》、《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焦裕禄》、《大决战》三部曲、《毛泽东的故事》等等。从创作上看，这类作品大都避免了以往同类题材惯用的叙述模式和拔高人物的倾向，力图通过刻画细节，以及把人物放置到特定历史事件背景中加以展示，来捕捉历史的真实。对于孙中山、毛泽东、焦裕禄等伟人的塑造则较多地突出他们平易近人的气质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等普通人的情感，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
现实题材电影范围极其广泛，反映出当代社会丰富多彩、五色斑斓的生活图画。这类题材的作品在创作上倾向于采用传统的叙述方式，在相对完整的故事讲述中表达创作者对生活的思考。由著名作家路遥编剧的《人生》，通过农村青年高加林为改变现实处境而奋力挣扎却不幸失败的悲剧，揭示了命运对人的嘲弄。
由于作者把人物行动以及人物关系放置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陕北农村这一特定环境中去加以展现，从而赋予了这一普遍而抽象的命题以丰富而深刻的具体性。
《过年》表现的是古老的大家族貌合神离，及其在商品社会中的崩溃。创作者通过一个典型的传统大家族中不同性格、经历、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尖锐冲突，来展示变革的轨迹。但由于作品过分强调戏剧式结构的集中化、冲突律，而失之雕琢。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高朋满座》、《阙里人家》等作品中。
《商界》以开阔的气势展示商品经济对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强有力的冲击。作品通过国营、集体和个体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四个家庭成员的升沉际遇，展现了当代商界色彩斑斓的时代画卷。
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优秀作品还有《雷场相思树》、《少年犯》、《特区打工妹》、《你好，太平洋》、《烛光里的微笑》、《蒋筑英》、《老娘土》等等。但从总体水平而言还亟待提高，大多数作品仍然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从思想内涵到艺术表现都缺乏新意。例如《新中国第一大案》取材于建国初反腐败这一重大内容。但编剧停留于图解概念的水平，把刘青山、张子善的堕落简单化、模式化地处理成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诱惑，直奔现实反腐主题，过于粗浅直露。《中国人》、《大冲撞》等作品仍在塑造半人半神的“救世主”、“英雄”，所宣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是值得商榷的。
19．短暂而辉煌的艺术电影时期
从1984至1988年这4年多时间里，新中国电影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上的短暂而辉煌的瞬间——艺术电影时期。以第五代和第四代的部分导演为主力，构成一种集团优势，在短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大批光彩夺目、不同凡响的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页。
中国的艺术电影从来就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它们有着强烈的人世精神。它们的创作者们大都历经忧患，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拯救意识。这类作品不同于一般主旋律电影以及娱乐本位的商业电影，它们往往超越相对单纯明晰的主题表述，具有多义性的内涵。同时，这类作品大都改编自当代作家的名作，拍成电影前即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这样，改编再创造从一开始就能立足于一个较高的起点，在保证剧本质量的基础上进行适合于电影化的再创造，因而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