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后，中国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电影家和观众向沉湎于鸳鸯蝴蝶和“火烧”、“大闹是”圈里的电影从业人员发出“猛醒救国”的呼吁。民族灾难唤醒了有良知的电影公司老板，他们调整了制片计划，出现了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拍摄热潮。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联华”的《暴日祸沪记》、《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天一”的《上海浩劫记》等，充满了时代气息，表现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情绪。
1933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瞿秋白的亲自过问下，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组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他们首先把文艺界已崭露头角的、有进步思想的同志，通过不同渠道输送到电影界去。沈西苓、王莹、赵丹、金山、袁牧之、郑君里、陈波儿、舒绣文、白杨、魏鹤龄、许幸之、吴印咸、聂耳、任光、贺绿汀等先后进入影坛，加强了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其次抓剧本创作，夏衍、田汉、阳翰笙、阿英、郑伯奇等左翼作家，为各影片公司的导演提供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剧本；第三抓左翼电影批评，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宣传苏联进步的电影理论，介绍中国左翼电影剧作，批判反动的外国电影和庸俗、黄色的国产电影。当年就涌现出《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盐潮》、《女性的呐喊》、《上海24小时》、《姊妹花》、《前程》、《三个摩登女性》、《都会早晨》、《母性之光》、《小玩意》等40余部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的进步影片。1933年成为公认的“中国电影年”、“左翼电影年”。
汹涌的左翼电影潮，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除了加强控制，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外，还雇佣蓝衣社特务捣毁“艺华”公司，对左翼电影家进行威胁恫吓，对各制片公司老板威逼利诱。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影坛。但是，左翼电影家们顶住压力，想方设法，仍旧拍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蔡楚生的《渔光曲》（1934）、孙瑜的《大路》（1934）、吴永刚的《神女》（1934）、沈西苓的《船家女》（1935）、阳翰笙的《逃亡》（1935）、田汉的《凯歌》（1935）等。为了更好地占领阵地，1934年春，左翼电影家们自己组建“电通”影片公司，拍出了袁牧之的《桃李劫》（1934）、田汉的《风云儿女》（1935）等影片。但是，很快遭到当局摧残，1935年底公司即遭关闭。
1936年初，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电影救国会”，并在文艺界展开“国防电影”的讨论，对“软性电影”论和当局的电影检查制度进行斗争，促进了“国防电影”的发展。1937年，重组后的“明星”推出了沈西苓的《十字街头》、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这两部影片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
6．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明星”被战火摧毁，“联华”
也惨遭重创，“天一”迁往香港易名“南洋”，诸多中小影业公司纷纷倒闭，幸存的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及香港等地谋求发展。
在国统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暂别影坛，加入“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或西南大后方，投身抗日宣传演出。在武汉，不少编剧、导演和演员转入官办电影厂“中制”和“中电”，拍摄了一批抗战题材的影片。其代表作有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丛美的《热血忠魂》，阳翰笙、应云卫的《八百壮士》，应云卫的《塞上风云》，何非光的《东亚之光》，沈西苓的《中华儿女》，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等。这些电影在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唤起民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沦陷区，留守上海租界“孤岛”的爱国电影人，巧妙地借古人衣钵，以表达爱国思想，颂扬民族气节，鞭挞汉奸卖国贼的叛逆行径。他们拍摄的一批古装片，如欧阳予倩的《木兰从军》、周贻白的《苏武牧羊》等，起到了“坚持操守”的教育效果。
在香港，抗战爆发后，各影片公司不再拍色情、迷信和武侠之类的东西，竞相拍摄抗战电影，如“大观”的《前进曲》、《广州抗战记》，“南洋”的《回祖国去》、《女战士》，“大地”蔡楚生的《孤岛天堂》和夏衍的《白云故乡》，给香港影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电影业也逐渐衰败。
在延安，依靠伊文思等国际友人提供的器材，组建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这支精干的电影队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多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他们真实地记录下陕甘宁边区军民浴血抗战、根据地人民日常生活、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共“七大”以及领袖们的风采等。这些影像资料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7．战后现实主义电影的艺术高峰
八年抗战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每个中国人在心灵和肉体上都经受了极大的磨难，但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灾难性年代作历史性的反思，从而造成文化的兴盛，真所谓“国家不幸影坛幸”。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峰，正是出自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1945年到1949年，对于中国电影史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短短的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融汇了过去40年中国电影创作的绝大部分精华，将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今天的世界影坛对中国电影所作的重新认识和新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理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汇集到上海。他们发扬左翼电影的光荣传统，从人民大众立场出发，创作出一批具有强烈时代精神、批判现实的力度与深度大大超越以往的影片。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以拍进步电影为主的“昆仑”公司和以拍精品电影为特色的“文华”公司的片子。“昆仑”公司推出了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蔡楚生、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阳翰笙、沈浮的《万家灯火》（1948），欧阳予倩的《关不住的春光》（1948），田汉、陈鲤庭的《丽人行》（1949），沈浮的《希望在人间》（1949），阳翰笙的《三毛流浪记》（1949），沈浮、陈白尘的《乌鸦与麻雀》（1949）等影片。“文华”公司则出品了桑弧的《假凤虚凰》（1947），柯灵改编的《夜店》（1947），张爱玲的《不了情》、《太太万岁》（1947），曹禺的《艳阳天》（1948），李天济的《小城之春》（1948）等影片。这些片子，或以史诗般的笔触记述中国自抗战以来广阔而复杂的现实社会，或以细腻委婉的手法描绘家庭伦理，以折射当时社会的黑暗。在这些作品里，有描写战后小人物的悲惨现实生活，有刻画知识分子和知识女性的苦闷、忧郁，还有嘲讽当局垂死挣扎的丑态及其色厉内荏的本质。这些影片生动地记录下一个特殊时代的真实面貌，从而形成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高潮。
8．建国初期的“第一次辉煌”
新中国电影的起点，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桥》。
1951年3月，全国26个大城市同时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集中展示了《白毛女》、《翠岗红旗》、《新儿女英雄传》等20部正面表现阶级斗争与革命武装斗争、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优秀影片。1952年，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史诗气派的战争片《南征北战》问世。这些影片被视为新中国电影开门红的“第一次检阅”，令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受到一次革命英雄主义的洗礼。
建国初期的民营公司，拍出了如“昆仑”的《武训传》（1950）、《我们夫妇之间》（1951），“文华”的《我这一辈子》（1950）、《关连长》（1951）等。这些影片大多描写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但是，1951年轰动文艺界的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直接导致1952年民营公司组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翌年又正式编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从而结束了中国民营电影的历史。
对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批判，造成了不良后果，出现许多电影厂由于剧本缺乏而“停工待料”的严重局面。这种现象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有效措施。从1954年起，新中国电影逐渐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出现了“第一次辉煌”，其影片有：长影厂的《祖国的花朵》（1955）、《平原游击队》（1955）、《董存瑞》（1955），北影厂的《智取华山》（1954），上影厂的《鸡毛信》（1954）、《渡江侦察记》（1954）、《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南岛风云》（1955）、《宋景诗》（1955）等一大批优秀的故事片，以及美术片《神笔》（1955）、《乌鸦为什么是黑的》（1955），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盖叫天的舞台艺术》（1954）、《秦香莲》（1955）、《天仙配》（1955）、《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1955—1956）等。这些影片，为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1959年的“第二次辉煌”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电影工作者。电影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长影厂的《上甘岭》，北影厂的《祝福》，上影厂的《李时珍》、《女篮五号》，八一厂的《柳堡的故事》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此外，表现中国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母亲》、《海魂》、《战斗中成长》等；表现新社会、新生活的《马兰花开》、《情长谊深》、《凤凰之歌》、《护士日记》、《洞箫横吹》等；描写地下革命斗争与反特工作的《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激战前夜》等；以及《家》、《不夜城》，戏曲片《十五贯》等，繁荣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但是，这一阶段更多的影片则机械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忽视了电影艺术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造成公式化、雷同化问题十分突出这样一个局面。为此，报纸上展开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大讨论。钟惦棐发表了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指出问题症结所在。电影界领导也开始对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进行了反省。
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关于电影发展的争鸣偃旗息鼓。钟惦棐的文章、《文汇报》的讨论受到批判，一批电影艺术家被打成“右派”，搞电影创作如履薄冰。这时虽然也出了一些较好的片子，如长影厂的《党的女儿》、《花好月圆》，上影厂的《布谷鸟又叫了》，北影厂的《生活的浪花》，八一厂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英雄虎胆》等，但大量是现实中“浮夸风”、“打擂台”、“放卫星”的产物。这种不良倾向在新闻纪录片中更为泛滥，当时大量的所谓“艺术性纪录片”，说假话、谎话和空话，极大地玷污了党的新闻事业的真实性。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周恩来强调，电影领导部门要集中力量抓创作，题材要多样，样式要丰富，创作出优秀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这又一次激发了电影家们的创作热潮，新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二次辉煌”。这就是令许多电影工作者至今仍怀念的“难忘的1959”。
1959年10月的献礼片展览月里，共有18部故事片、7部纪录片、4部科教片和美术片与观众见面。其中北影厂的《林家铺子》、《风暴》、《青春之歌》，长影厂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上影厂的《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八一厂的《万水千山》等，都可视为艺术珍品。其他影片，如农村题材的《江山多娇》、《绿洲凯歌》，革命斗争题材的《战火中的青春》、《回民支队》、《战上海》，反映新生活的《今天我休息》、《冰上姐妹》等，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些影片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达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采、现实内涵与艺术审美的较好结合。
10．精品迭出的“第三次辉煌”
进入20世纪60年代，经历现实政治的反复，“反右倾”、“批修正”，电影界也开始全面调整。周恩来、陈毅和夏衍在有关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电影创作中无视艺术民主、违背艺术规律、动辄粗暴批判等不良倾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重申了党的“双百”方针，鼓励电影家积极探索，努力创造。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制定了“文艺八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冲破“左”倾思想对电影创作的禁锢与束缚，给1959年后渐趋沉寂的中国影坛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由此带来了1962年前后电影的“第三次辉煌”。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被称得上精品的影片，如北影厂的《红旗谱》（1960）、《革命家庭》（1960）、《早春二月》（1963）、《小兵张嘎》（1963），长影厂的《甲午风云》（1962）、《英雄儿女》（1964），上影厂的《红色娘子军》（1961）、《燎原》（1962）、《李双双》（1962）、《红日》（1963）、《白求恩大夫》（1964）、《舞台姐妹》（1965），八一厂的《农奴》（1963）等。这些影片，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质量上，都有突破性的艺术创新，受到影坛内外的高度评价。在1962年设立的中国电影“百花奖”评选中，都获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