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青少年应该知道的影视艺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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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影视艺术的发展脉络与艺术流派(11)

5.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后,中国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电影家和观众向沉湎于鸳鸯蝴蝶和“火烧”、“大闹是”圈里的电影从业人员发出“猛醒救国”的呼吁。民族灾难唤醒了有良知的电影公司老板,他们调整了制片计划,出现了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拍摄热潮。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联华”的《暴日祸沪记》、《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天一”的《上海浩劫记》等,充满了时代气息,表现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情绪。

1933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瞿秋白的亲自过问下,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组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他们首先把文艺界已崭露头角的、有进步思想的同志,通过不同渠道输送到电影界去。沈西苓、王莹、赵丹、金山、袁牧之、郑君里、陈波儿、舒绣文、白杨、魏鹤龄、许幸之、吴印咸、聂耳、任光、贺绿汀等先后进入影坛,加强了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其次抓剧本创作,夏衍、田汉、阳翰笙、阿英、郑伯奇等左翼作家,为各影片公司的导演提供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剧本;第三抓左翼电影批评,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宣传苏联进步的电影理论,介绍中国左翼电影剧作,批判反动的外国电影和庸俗、黄色的国产电影。当年就涌现出《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盐潮》、《女性的呐喊》、《上海24小时》、《姊妹花》、《前程》、《三个摩登女性》、《都会早晨》、《母性之光》、《小玩意》等40余部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的进步影片。1933年成为公认的“中国电影年”、“左翼电影年”。

汹涌的左翼电影潮,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除了加强控制,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外,还雇佣蓝衣社特务捣毁“艺华”公司,对左翼电影家进行威胁恫吓,对各制片公司老板威逼利诱。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影坛。但是,左翼电影家们顶住压力,想方设法,仍旧拍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蔡楚生的《渔光曲》(1934)、孙瑜的《大路》(1934)、吴永刚的《神女》(1934)、沈西苓的《船家女》(1935)、阳翰笙的《逃亡》(1935)、田汉的《凯歌》(1935)等。为了更好地占领阵地,1934年春,左翼电影家们自己组建“电通”影片公司,拍出了袁牧之的《桃李劫》(1934)、田汉的《风云儿女》(1935)等影片。但是,很快遭到当局摧残,1935年底公司即遭关闭。

1936年初,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电影救国会”,并在文艺界展开“国防电影”的讨论,对“软性电影”论和当局的电影检查制度进行斗争,促进了“国防电影”的发展。1937年,重组后的“明星”推出了沈西苓的《十字街头》、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这两部影片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

6.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明星”被战火摧毁,“联华”

也惨遭重创,“天一”迁往香港易名“南洋”,诸多中小影业公司纷纷倒闭,幸存的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及香港等地谋求发展。

在国统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暂别影坛,加入“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或西南大后方,投身抗日宣传演出。在武汉,不少编剧、导演和演员转入官办电影厂“中制”和“中电”,拍摄了一批抗战题材的影片。其代表作有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丛美的《热血忠魂》,阳翰笙、应云卫的《八百壮士》,应云卫的《塞上风云》,何非光的《东亚之光》,沈西苓的《中华儿女》,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等。这些电影在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唤起民众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沦陷区,留守上海租界“孤岛”的爱国电影人,巧妙地借古人衣钵,以表达爱国思想,颂扬民族气节,鞭挞汉奸卖国贼的叛逆行径。他们拍摄的一批古装片,如欧阳予倩的《木兰从军》、周贻白的《苏武牧羊》等,起到了“坚持操守”的教育效果。

在香港,抗战爆发后,各影片公司不再拍色情、迷信和武侠之类的东西,竞相拍摄抗战电影,如“大观”的《前进曲》、《广州抗战记》,“南洋”的《回祖国去》、《女战士》,“大地”蔡楚生的《孤岛天堂》和夏衍的《白云故乡》,给香港影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电影业也逐渐衰败。

在延安,依靠伊文思等国际友人提供的器材,组建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这支精干的电影队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多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他们真实地记录下陕甘宁边区军民浴血抗战、根据地人民日常生活、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共“七大”以及领袖们的风采等。这些影像资料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7.战后现实主义电影的艺术高峰

八年抗战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每个中国人在心灵和肉体上都经受了极大的磨难,但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灾难性年代作历史性的反思,从而造成文化的兴盛,真所谓“国家不幸影坛幸”。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峰,正是出自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1945年到1949年,对于中国电影史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短短的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融汇了过去40年中国电影创作的绝大部分精华,将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今天的世界影坛对中国电影所作的重新认识和新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理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汇集到上海。他们发扬左翼电影的光荣传统,从人民大众立场出发,创作出一批具有强烈时代精神、批判现实的力度与深度大大超越以往的影片。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以拍进步电影为主的“昆仑”公司和以拍精品电影为特色的“文华”公司的片子。“昆仑”公司推出了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蔡楚生、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阳翰笙、沈浮的《万家灯火》(1948),欧阳予倩的《关不住的春光》(1948),田汉、陈鲤庭的《丽人行》(1949),沈浮的《希望在人间》(1949),阳翰笙的《三毛流浪记》(1949),沈浮、陈白尘的《乌鸦与麻雀》(1949)等影片。“文华”公司则出品了桑弧的《假凤虚凰》(1947),柯灵改编的《夜店》(1947),张爱玲的《不了情》、《太太万岁》(1947),曹禺的《艳阳天》(1948),李天济的《小城之春》(1948)等影片。这些片子,或以史诗般的笔触记述中国自抗战以来广阔而复杂的现实社会,或以细腻委婉的手法描绘家庭伦理,以折射当时社会的黑暗。在这些作品里,有描写战后小人物的悲惨现实生活,有刻画知识分子和知识女性的苦闷、忧郁,还有嘲讽当局垂死挣扎的丑态及其色厉内荏的本质。这些影片生动地记录下一个特殊时代的真实面貌,从而形成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高潮。

8.建国初期的“第一次辉煌”

新中国电影的起点,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桥》。

1951年3月,全国26个大城市同时举办“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集中展示了《白毛女》、《翠岗红旗》、《新儿女英雄传》等20部正面表现阶级斗争与革命武装斗争、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优秀影片。1952年,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史诗气派的战争片《南征北战》问世。这些影片被视为新中国电影开门红的“第一次检阅”,令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受到一次革命英雄主义的洗礼。

建国初期的民营公司,拍出了如“昆仑”的《武训传》(1950)、《我们夫妇之间》(1951),“文华”的《我这一辈子》(1950)、《关连长》(1951)等。这些影片大多描写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但是,1951年轰动文艺界的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直接导致1952年民营公司组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翌年又正式编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从而结束了中国民营电影的历史。

对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批判,造成了不良后果,出现许多电影厂由于剧本缺乏而“停工待料”的严重局面。这种现象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有效措施。从1954年起,新中国电影逐渐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出现了“第一次辉煌”,其影片有:长影厂的《祖国的花朵》(1955)、《平原游击队》(1955)、《董存瑞》(1955),北影厂的《智取华山》(1954),上影厂的《鸡毛信》(1954)、《渡江侦察记》(1954)、《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南岛风云》(1955)、《宋景诗》(1955)等一大批优秀的故事片,以及美术片《神笔》(1955)、《乌鸦为什么是黑的》(1955),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盖叫天的舞台艺术》(1954)、《秦香莲》(1955)、《天仙配》(1955)、《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1955—1956)等。这些影片,为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1959年的“第二次辉煌”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电影工作者。电影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长影厂的《上甘岭》,北影厂的《祝福》,上影厂的《李时珍》、《女篮五号》,八一厂的《柳堡的故事》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此外,表现中国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母亲》、《海魂》、《战斗中成长》等;表现新社会、新生活的《马兰花开》、《情长谊深》、《凤凰之歌》、《护士日记》、《洞箫横吹》等;描写地下革命斗争与反特工作的《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激战前夜》等;以及《家》、《不夜城》,戏曲片《十五贯》等,繁荣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但是,这一阶段更多的影片则机械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忽视了电影艺术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造成公式化、雷同化问题十分突出这样一个局面。为此,报纸上展开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大讨论。钟惦棐发表了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指出问题症结所在。电影界领导也开始对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进行了反省。

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关于电影发展的争鸣偃旗息鼓。钟惦棐的文章、《文汇报》的讨论受到批判,一批电影艺术家被打成“右派”,搞电影创作如履薄冰。这时虽然也出了一些较好的片子,如长影厂的《党的女儿》、《花好月圆》,上影厂的《布谷鸟又叫了》,北影厂的《生活的浪花》,八一厂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英雄虎胆》等,但大量是现实中“浮夸风”、“打擂台”、“放卫星”的产物。这种不良倾向在新闻纪录片中更为泛滥,当时大量的所谓“艺术性纪录片”,说假话、谎话和空话,极大地玷污了党的新闻事业的真实性。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周恩来强调,电影领导部门要集中力量抓创作,题材要多样,样式要丰富,创作出优秀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这又一次激发了电影家们的创作热潮,新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二次辉煌”。这就是令许多电影工作者至今仍怀念的“难忘的1959”。

1959年10月的献礼片展览月里,共有18部故事片、7部纪录片、4部科教片和美术片与观众见面。其中北影厂的《林家铺子》、《风暴》、《青春之歌》,长影厂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上影厂的《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八一厂的《万水千山》等,都可视为艺术珍品。其他影片,如农村题材的《江山多娇》、《绿洲凯歌》,革命斗争题材的《战火中的青春》、《回民支队》、《战上海》,反映新生活的《今天我休息》、《冰上姐妹》等,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些影片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达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采、现实内涵与艺术审美的较好结合。

10.精品迭出的“第三次辉煌”

进入20世纪60年代,经历现实政治的反复,“反右倾”、“批修正”,电影界也开始全面调整。周恩来、陈毅和夏衍在有关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电影创作中无视艺术民主、违背艺术规律、动辄粗暴批判等不良倾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重申了党的“双百”方针,鼓励电影家积极探索,努力创造。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制定了“文艺八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冲破“左”倾思想对电影创作的禁锢与束缚,给1959年后渐趋沉寂的中国影坛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由此带来了1962年前后电影的“第三次辉煌”。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被称得上精品的影片,如北影厂的《红旗谱》(1960)、《革命家庭》(1960)、《早春二月》(1963)、《小兵张嘎》(1963),长影厂的《甲午风云》(1962)、《英雄儿女》(1964),上影厂的《红色娘子军》(1961)、《燎原》(1962)、《李双双》(1962)、《红日》(1963)、《白求恩大夫》(1964)、《舞台姐妹》(1965),八一厂的《农奴》(1963)等。这些影片,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质量上,都有突破性的艺术创新,受到影坛内外的高度评价。在1962年设立的中国电影“百花奖”评选中,都获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