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皇帝不可能具备控制整个官僚系统的知识。
政府政务活动的公共化，导致政府事务涉及面极其宽广，从农业、手工业、水利、建筑等生产性部门到军事、司法、语言文字、风俗文化等非生产性部门无所不包。一个人如果要把这些事务都管好，那么必须是个全才。用现在的学科分类来说，必须做到对文史哲、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经济、管理、军事、法律、教育等学科几百个专业都至少略知一二。事实是，大多数皇帝都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于是，具备专业知识的官僚就可以利用皇帝的无知欺骗皇帝。比如修建一项工程，由于皇帝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工部的官僚就可以通过夸大工程难度、虚报所用的材料等方法从皇帝手中骗钱。
总而言之，皇帝个人根本无法控制这个庞大而又在信息、专业知识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官僚体系。
综上所述，中华帝国宿命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公共化的行政权力被皇帝的私人所有所限制，不但不能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且也抑制其他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只能在温饱水平徘徊；另一方面皇帝个人又无法控制公共化的行政权力，因此就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走入兴亡交替的循环。
现在，共和了，皇帝没有了。这个宿命就此打破了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五、未来在你我手中
关于如何打破帝国的宿命，一个有名的故事是这样的。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曾作过一段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的谈话。
黄炎培先生说：“我出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人民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更多的人则强调选举、宪政的重要性。比如易中天先生指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则解决权限问题。”而刘军宁先生认为：“现代中国政治的缺失是巨大而严重的，即缺少民主、共和与保障这两者的宪政。”在他们那里，共和即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而民主则是“授权”，是“一部分人相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因此，统治者必须是从被统治者中自由选举产生。”
其实这些前辈说得都对。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时，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明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于是解决的办法很明确，就是公有化。可是，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公有”而非“大家都没有”？直到如今，仍然没有真正找到解决之道。
打破帝国的宿命不仅在于消灭那个私有的政权所有者，使国家权力归全民所有，而且在于合理地控制公共化的行政权力并使之成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力量。
仅仅打倒了皇帝、废除了帝制，或者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和宪政是远远不够的。虽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可能比世袭者更有能力，宪政可以将行政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这并不足以控制住庞大的政府官僚集团，并保证他们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
不要以为一个民选的行政首长就可以保证政府行政为公共利益服务。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政务官也常感叹自己无法控制常任的行政官僚。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离任时对其继任者艾森豪威尔说过这样的话：“干这个，干那个，其实什么也干不成！可怜的艾克，这儿可绝不是军队。你很快会十分泄气的。”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就指出：“一旦民选的行政首长走马上任，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公共行政指挥权十分有限。”“各个行政机构却常常是专业化的，机关所配备的人员也有其狭隘的利益，并且通常对变革持抵制的态度。机构和部门的利益往往为立法机构、利益集团所钳制，因此，在有些时候，它们往往不理睬行政首长的命令。”同时，政府的腐败、低效和无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存在。
所以说，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人民当家做主，真正让政府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
要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有三个条件。
第一，要把自己当做主人。
所谓把自己当做主人，就是要有主人翁精神，要有公民精神，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就要求：其一，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和其他公共事务中来，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在参与选举的时候，深入了解每个候选人的情况，而不是仅看哪个人的名字比较顺眼。其二，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并敢与一切破坏国家法律制度的行为作斗争。比如，遇事不找关系，不走后门、不行贿。当身边有人这样做时，敢于揭露其行为。其三，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而不是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比如不因为自己背负贷款就反对提高利率。其四，站在政府的角度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政府出谋划策。
第二，要有当家做主的能力。
参与公共事务必须有相应的能力，否则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太平天国时期那位老水手劝杨秀清不要北伐。老水手是好心，但却直接导致太平天国丧失了推翻满清帝国的机会。当今社会，政治与公共事务比过去复杂得多，面对繁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强的能力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比如城市公共服务（如自来水、电、煤气、交通）的定价问题，如何才能既不过分增加公众的负担，又保证公共企业能够长期、稳定地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这就需要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第三，要有当家做主的途径。
参与选举当然是当家做主的途径之一，但是，仅有投票权是远远不够的。要将政府的一切活动，从议程安排、政策制定、日常行政、人事安排、资源调配、财政收支等都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让民众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
首先，要提供让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所必须的信息。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公开。不仅是在作出决定之后公开，而更重要的是在作出决策之前就将各种备选方案公开，甚至让民众有权提出备选方案。比如，现在政府某一职位的任职公告往往是在任职已确定之后公布，问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拟任职的这个人竞争的是哪些人，是否更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
其次，要尊重和重视民意。有的政策在出台之前，也征求意见。但是，却只是走走过场，选择征求那些不持反对意见的人的意见，或者在征求意见时就示意对方同意，对反对意见选择性忽略。比如当下正热炒的“汉字整形”，网上调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而教育部的专家却说支持者占百分之六十七。
再次，要建立沟通政府与民众的交流平台。政治党团、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等组织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平台，能够将民众的声音传递到政府。但是，与政府纷繁复杂、极其庞大的业务量相比，这些平台太少了，能够传递的信息量太小了。我们需要以更多的方式进行沟通。比如，当今社会，随着网络深入生活，信息传递较之过去已有飞跃式的提升。网上调查、网络论坛已经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意见的重要方式。政府应当顺应这一潮流，搭建与民众之间的网络交流平台。
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的：“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民主、宪政，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摸索、实践、纠错的过程。”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拿主人翁精神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财富。现在皇帝没了，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人们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公共利益，因此主人翁意识似乎也淡漠了。对于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政治活动、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对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则往往将法律和公共利益抛诸脑后，贿赂钻营者有之，撒泼耍蛮者有之。加上长期以来参与政治渠道的缺失和政府对民意的漠视，冷却了人们的民主热情，民众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充满了不信任。因此，一些人，往往以批评者、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只知道反对甚至谩骂，而从不提建设性的意见，浑然忘了自己本应是国家、政府的主人。
激发民众的民主热情，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和行政体系的效率，打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消灭政府中的腐败行为……这一切都需要每一个政府公务员、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为之不懈地奉献自己的精力与才智。
世上从来就没有宿命，未来始终在人们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