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2月，张之洞起用冯子材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率领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等将领驻守镇南关。老将冯子材经过精心准备，率军在镇南关设伏，打败了法军，乘胜追击，收复了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清军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收复了谅山，但是，镇南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被法军占领，据前线指挥官报告，诸军军心不稳，“军民多怨”，法军也不断添兵，企图夺回谅山，而善战的黑旗军经左育失利后，军心涣散，仅剩500多人，后多方招募也不足1000人。
此外，法军对台湾的进攻，也吸引了清政府的注意力。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是保台湾还是保越南，成了两难的抉择。
当时的中国南方，一片惨淡萧条、人心惶惶的景象。在陆战无胜算绝对把握，台湾又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在他看来，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海军刚刚建立，实力很薄弱，如果继续打下去，后果还是难免打输了就赔款的结局。此外，台湾一直被困，澎湖已被法军侵占，如果派军到台湾，法国必会增派军力封锁台湾，中国水师无法解救。
正当清政府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李鸿章认为朝鲜的地理位置比越南重要，应弃越南而保朝鲜。如果一味地和法国作战，不仅胜负难料，日本人还会借机侵略朝鲜，那就更不妙了。后院起火，无疑动摇了清政府战争的决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与此同时，俄国正虎视眈眈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综观这场中法战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局大败，局部小胜。而不是像通常所说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主要内容：①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②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③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减税率；④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由法国商办；⑤法军退出台湾。之后，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是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三是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四是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五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这一次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条约。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清国而言，已是相当难得了。
根据形势作出判断，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全局判断能力，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惑；更有能在整个局势的盘算中看出必不可易的大方向的眼光。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选择，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生活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时迈出的一小步都有可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天下大事的动向，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由此来正确地规划自己的成功之路。
9.关键时刻，勇于承担责任
责任感是个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促使人去努力完善自我，可以促人奋发上进。责任是道德建设的基本元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都以责任为基础、为前提，有责任感的人，受人尊敬，招人喜爱，让人放心。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人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同样指出，责任感在人的成事、成才和成人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人的责任感越强，他的成就也越大，也越有魅力。责任感可以取信于人，可以融洽周围的人际关系。有责任感的人言必信、行必果，他们答应了的事就努力去干，即使干不成，也会勇于承担责任，所以总能够获得别人的信赖。
1900年前后，中国北方兴起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当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北京兴起的时候，此刻的李鸿章正在南方休养生息。尽管在千里之外，但李鸿章还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嗅出这场风波暗藏的危险。6月初，李鸿章收到了英国人赫德从北京发给广东海关的电报，这封电报几乎代表了驻华洋人们的集体立场，也告知了北京的真实情况：
此间局势极其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请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立即向慈禧发电，重申了赫德的意见，特别强调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动，大清帝国可能灭亡的观点。但李鸿章的电报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列强对此迅速采取了行动。1900年6月17日，列强的八国联军首先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聂士成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三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随后，登陆的联军又以保护使馆为名，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不足20公里。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她在1900年6月19日发布了宣战书，还处死了一批不同意宣战的大臣。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总理衙门宣布不再保护使馆，限外国人在24小时内离京。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男爵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试图交涉保护在京外交使团安全问题时，途经东单总布胡同时，被巡街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用枪击毙。随后，保卫北京的清国将领李秉衡在杨村遭遇败绩后，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自杀殉国……李鸿章在南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老泪纵横，用手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如何得止？”李鸿章的悲伤让在场的官员动容失色，他们从未见过冷静铁血的李鸿章在情绪上会失去控制。即使是在最伤痛最悲凉的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也只是无声泪下。
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吏率兵北上，共同消灭洋人。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这时候的李鸿章在广州。开始时，他对于慈禧的几次召他入京的命令，根本未予理会。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后来，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竟是如下八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李鸿章终于说“不”了，这是李鸿章平生对朝廷的唯一一次抗旨。对于李鸿章来说，虽然这种态度改变不了什么，但对于一直愚忠成痴的李鸿章来说，此举可谓石破天惊。李鸿章的内心明显是有幽愤的，也有着牢骚和看法。李鸿章对慈禧对待自己的态度有些心寒：危急的时候，她就找到自己；不需要的时候，就想不到甚至排斥自己。这时候李鸿章的心境，已经和赋闲在贤良寺时大不相同了。那时候的李鸿章还觉得自己是在为朝廷背黑锅，朝廷是知道自己的好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竟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此时，李鸿章已经看透了政治斗争的本质，他并不急于对慈禧的召唤有所表示。李鸿章知道朝廷最后还是要议和，李鸿章已经厌倦了这种“打了就败，败了就赔钱割地，然后再被打”的恶性循环。
李鸿章真正关心的是，除了自己去打仗和签字之外，还能够做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策略。经过反复思考，李鸿章认为，目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东南大局不乱。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决定和李鸿章站在同一战线，他们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南方各省也发生动乱，那么大清亡国就真的要亡国了。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会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是他们确保了中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