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投奔了翁同龢以后，很少和李鸿章来往，但为了巴结当时权势正如日中天的翁同龢，袁世凯不惜为其做说客。一日，袁以拜访李鸿章为名，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李说道：“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未免过于不合。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细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李鸿章一眼便看穿了袁的来意，厉声呵斥，“你是来替翁叔平做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袁世凯受此奚落，怏怏而去。翁同龢最终未得文华殿大学士之名，而李鸿章将此项职务保持到他去世。袁世凯离去后，李鸿章对吴永（曾国藩孙女婿）说道：“袁世凯，真是个小人，他巴结翁同龢，并为他做说客，目的要我乞休开缺，为翁作成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来罗嗦，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怎么可能受彼辈的捉弄。”此话无疑是李鸿章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愤之声，却也透视了他不自轻、不自贱的决心。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有所追求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打击，在逆境中，我们要培养出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坚强的意志也只能在困境中练就。人生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欺凌甚至碾得粉身碎骨。我们觉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但无论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在上帝的眼中，你永远不会丧失价值。在他看来，肮脏或洁净，衣着齐整或不齐整，你们依然是无价之宝。任何时候都要永远记住，我们并不比谁卑微，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同等尊贵的，别人拥有的种种幸福，我们也一样可以拥有，只要我们有信心，肯努力追求，胜利最终会属于我们。
人生也是如此，这世上本没有天生无用的人、天生失败或者天生成功的人，关键是你处在什么位置，或者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所以不要说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要知道：不相信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出色的人是个可怜虫。你应该完全信任自己，充分展现自己的长处，与其把希望寄托于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圣女贞德说：“所有战斗的胜负首先在自我的心里见分晓。”那些事业上的成功者，大都是掌握自我激励的人。不然即使你有完善的个性，有科学的方法，但是如果缺乏前进的信心，也很难实现梦想。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的，常常是需要自己重用自己，发掘自己。杰弗里·波蒂洛说：“只要不把你的命运交给别人，你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个人的成就，决不会超出他自信所能达到的程度。无论做什么事，只要自己看重自己，自我珍惜，就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奏出不平凡的生命乐章。
5.百折不回，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不仅需要深思熟虑后的果敢决定，更需要有一种为实现自己的决定而做出无悔的、不懈努力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无法成就大事。惟有百折不回者，才能抵达成功彼岸。
一个人在做事时，能否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是测验一个人品格的一种标准。坚持的力量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品德。很多人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们不怕失败。他心中想要做一件事时，总是用全部的热诚，全力以赴。即便他失败了，也会立刻站起来，怀着更大的决心向前奋斗，直至成功为止。
追求目标，不放弃最后努力的执着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学习的。浅尝辄止、遇难就退是为人处世的大忌，也是人生失败的致命原因。每一次成功都来之不易，每一项成就都要付出艰辛。对于志在成功的人而言，不论面对怎样的困境、多大的打击，他都不会放弃最后的努力，因为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洋务运动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但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攻讦与阻挠，因而，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在十分艰难崎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铁路的兴建因为牵涉到风水地脉、坟墓田庐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而尤为棘手，故李鸿章、刘铭传、丁日昌等洋务派人士虽于19世纪70年代初即大声疾呼倡议修建铁路，却以障碍太大一直难以实行。为此，李鸿章一再请求掌握朝政的满族洋务派恭亲王奕给予支持，李鸿章“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津，以便南北运输”；旋又慷慨陈词说：“将来欲求富强，舍此莫办，倘海有铁舰，陆有铁道，国家之真实声威，始能树立，外人断不敢轻于动手，请主持大计。”
可是，修路与反修路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从1880年至1887年，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因为兴修铁路问题而发生了两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由刘铭传于1880年奏请修建铁路而引起。顽固派张家骧等人认为修路有弊无利，主张应“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折，置之不议”。李鸿章则全面分析了修路对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通商、惠工、方便行旅等九大利益，批判了顽固派所持的种种缪论。他还致函奕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船兵器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
此时，李鸿章把铁路未修视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夫中国有可富可强之资，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能强……建永远不拔之基。”然而这次争论的结果，却以顽固派的胜利而告结束。清廷发布上谕说：“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
第二次争论是因李鸿章函请奕、奕 二人主持修建铁路大计而引起。从1883年起，至1887年止，前后历时5年，双方反复辩难，最后以清廷同意修建津沽铁路而告结束。
1881年唐胥铁通车，从唐山至胥各庄，主要是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的煤炭。这条铁路虽然只有短短的18华里，却是中国人民在铁路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当时李鸿章等人为了不使顽固派有任何攻击的借口，遂讳称铁路为“马路”，后来始重新正名。
1888年津沽铁路完工。为了筹措资金，此路正式招商集股。津沽铁路与芦台、闫庄相接，可以直达开平。是年10月通车时，李鸿章亲往查验，深为满意。他说：“自天津至唐山，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桥梁、车站均属合法。”
1890年关东铁路动工，1894年春通车，全长百余公里，是为津榆铁路。关外段，拟从山海关至锦州，再经广宁、新民屯、沈阳以达吉林。再由沈阳筑支线以至牛庄、营口。1894年夏已修至中后所。嗣因甲午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工。全长192公里。此路主要是为了巩固东北边防而建。当时沙俄正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直接威胁到东北的安全。同时，日本也加速了在朝鲜的侵略活动。风云日紧，羽檄频传。清廷为了保卫“祖宗发祥之地”故决心修建关东铁路。这条铁路分为关内与关外两段。关内段从津沽铁路上的林西镇出发，展修至山海关。
台湾铁路由台湾巡抚刘铭传组织修建，刘铭传是淮军名将，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也是修建铁路的最早倡议人之一。他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在修路问题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1891年台湾铁路完成基隆至台北段，1893年向南展修至新竹，全长90余公里，旋因经费支绌而停工。
从1881年至1894年的13年间，共修建铁路300多公里。在那个风气未开时代，这短短的几条铁路尽管与中国的国土面积迥不相称，然而凡事创始艰难，李鸿章能够排除各种阻力，将千百年来陈陈相因的驿道驿马开始改为铁路火车，其筚路蓝缕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李鸿章还计划修建天津至镇江、沪宁等铁路，并主张以徐州为中心修建铁路和建设炼铁基地，甚至还曾考虑修建甘新铁路，他认为“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输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铁矿与火轮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年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虽然这些修路计划，均因格于形势一时未能实现，但中国铁路干线的最早蓝图实肇始于此时。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八国联军攫取中国的铁路权益。一万多公里的中国路权被吞噬和瓜分，形成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的第一次高潮。随后，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分别设计和修建了一批铁路，标准不一，装备杂乱，造成了中国铁路的混乱和落后局面。
甲午战争虽然惨败，但在此次战争进行期间，铁路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已昭昭在人耳目。史载当日军深入辽东境内之后，慈禧太后询问李鸿章道：“修了铁路，是否反而济敌？”李鸿章答曰：“铁路仅至山海关，敌未猝然登陆，于我有利。”易言之，日军虽有海上运输，但缓不济急，而清军因有铁路运输朝发夕至，在后援方面要便捷得多。正是由于这一情况，清廷中有不少人士认为中国铁路太少，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如张之洞说：“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胡燏芬则说，“自经此次军事利钝之故”，修建铁路之必要，已属“昭然共见”。这时封建顽固派在铁的事实、血的教训面前，再也提不出什么反对修路的理由了。
李鸿章因甲午之败，成为众矢之的，失权失势，名誉声望一落千丈，但他修建铁路之志并未少堕，就在1895年中日战争的烽烟甫靖之际，他即奏准修建津芦铁路，“自天津起，循运河西岸，迤逦而北，绕越南苑，以达芦沟桥，计216里”。这条铁路修建速度之快超过了战前同样情况的任何线路。
在此时期，李鸿章兴修铁路的思想较前尤为迫切。他认为“铁路一事，为中国绝大关系之所在”，“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他于1896年访问欧美时，细心考察各国情况，“无事不惊创见，其尤在意中者，惟铁路之善法也”，他在英国公开宣称：自己回国后“必佐大皇帝于统辖之全地，用公平妥善之法筑路行驶火车，甚至极远极难之处，无不有四通八达之路，以运土产而便行人”。由此可知，李鸿章对修建铁路的关心与决心。
当然，要修铁路必须解决经费问题，李鸿章访欧期间就向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英国提出增加关税的建议。他说，“海关税则诚能增至值百抽十”，即比现行的值百抽五的税率增加一倍，“于是就此巨金，以筑铁路，以造铁舰，以铸各种机器，而永不忘英国玉成之德”。但是，中国增加关税势必影响英国及其他各国商业的利益，因而遭到英国的“峻拒”。《泰晤士报》还发表评论说，“关税乃骊龙颔下珠”，英国方面不能让步，“固无怪中堂之愁锁双眉矣”。李鸿章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但其谋国之深衷则是不容否认的。由于提高关税的道路行不通，只有筹借外债和征集商股之策了。
189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以盛宣怀为督办铁路大臣，着手规划全国铁路建设事宜。李鸿章虽未担任什么职务，但盛宣怀本是李鸿章一手培植起来的办理洋务的心腹要员，遇有重大问题辄向李鸿章函电请益，所以，甲午战后铁路的兴修，是在李鸿章密切关注下进行的。
甲午战后兴办的铁路，有津芦、芦汉、沪宁、汴洛（开封至洛阳）、粤汉等；而关外铁路于1897年至1899年间，先后修至新民屯、锦州、营口等地；沪杭、广九等路的借款草约也先后签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开始兴建的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由胡燏芬、袁世凯任铁路大臣，负责全路工程设计的总工程师詹天佑则是洋务运动前期所培养的技术人才。这条铁路的施工不仅克服了丛山峻岭之险，而且提前两年于1908年完工通车。
此外，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攘夺中国的路权，也竞相筑路。如俄国修建中东铁路（1898年－1903年）、德国修建胶济铁路（1899年－1904年）、法国修建滇越铁路（1907年－1920年）、日本修建台湾铁路等等，外国侵略者的贪婪掠夺，也是促使清政府于甲午战后加速铁路建设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