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初，中国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却仍然是停滞的封建国家，自1636年颁布“锁国令”，长达200年，除漂流海外的渔民，没人去过外国。惟有长崎一港，有限度地接受中国商船。这种孤立状态在1853年被美国佩里舰队打破，转年更兵临江户（东京）湾，逼迫日本门户开放。日本做出让步，两年后缔结《日美亲善条约》。因此事件，日本国民上下一心，决心自强，卧薪尝胆，发奋为雄。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仿制西方器物。李鸿章信中说，日本人“已能驾驶轮船”，确有其事。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写道：1860年，日本使节乘美国军舰渡美，日本人驾驶250吨的“咸临丸号”护航。“此前日本人没见过轮船，从学习航海技术到横渡太平洋，也只有几年工夫。面对这样一个日本，李鸿章近忧远虑。他认为中国再不强大起来，日本就会像西方列强一样欺负我中国。”
他在给恭亲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他针对科举制度“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的积弊，提请“专设一科取士”。同时期，还提出变易兵制，裁汰绿营和水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陆军的主张。这一时期，李鸿章认为中国的文物制度等等远在西人之上，但依据“穷则变，变则通”的原理，抨击了因循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的必要性，并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要求对旧的制度作局部性的改革。
从18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李鸿章对政治变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以科举改革为例，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认为：“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世重科目、时文、小楷即其根本。”在这里，他揭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社会崇尚的危害。
到了80年代，李鸿章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犹“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若不随时势而变迁，“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对那些昧于大势、抱残守阙的顽固守旧势力深恶痛绝。然而他所要推行的变法内容却没有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而是企图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主，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李鸿章主张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做到“道器兼备”。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改善封建政治制度。和60年代不同，这时李鸿章修正了所谓的“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榛狉之俗”的说法，开始认识到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某些长处。他把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所谓“善政”，改善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以期实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统一。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上，认为“抚绥之责在疆吏，而振奋之本在朝廷”。
到了80年代末，李鸿章从整顿吏治进而提出“易官制”的主张，并把“易官制”放到“变法度”的首位。日本在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君主立宪制度。对于日本的官制改革李鸿章表示完全赞同，他说：“陆军、海军、农商、递信诸省，全用泰西，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他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自秦汉以后“日益冗烦”，“高资华选，大半养望待迁之官”。因此提出“变法度必先易官制”的主张。这表明，李鸿章赞成日本官制改革，做到“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反对“集权中央”，对君主专制制度已在一定程度上持批判态度。
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中国历史上有识见、勇气和能力实行改革的，要数秦国的商鞅和宋朝的王安石，但这两人当时身处的国家状况又远没有李鸿章时代之复杂、危急。商鞅虽然成功了，但也得罪了秦国太子，所以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秦惠王把商鞅给车裂了；王安石的改革政策也是一波三折，因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反对的缘故，最终失败丢官。李鸿章是晚清政坛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在力求作为的同时终保高位，他的道路不能不引人思索。
想成大事者必须具备常人不具备的冒险精神，因为没有冒险，就没有大的成功。同时唯有带着沉重的风险意识，充分意识到做事就必然犯错、改革必是身处险地，小心翼翼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的冒险才能取得成功，才能享受到人生的最大喜悦。
有时候我们没有达成我们的目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份敢为人先、大胆尝试的勇气。机会常常有，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逮住成功的机会。结伴而来的风险其实并不可怕，敢冒风险的人才有最大的机会赢得成功。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者会不经过风险的考验。很多机遇都是在冒险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人虽然可以保住暂时的成就，但在事业上很难得到更大的突破。因此要想接近成功、获取成功，就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勇气，往往才是承受生活中一切艰辛、做成一切事业的根基！
4.善于借用他人的力量
刘邦以弱小的力量，在成皋之战中战胜强大的楚军，这除了政治上注意争取人心和团结内部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善于利用他人的智慧，为己所用。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纵观天下的成大事者，他们无不善用此计。
善于借用他人的力量来办自己的事，这一点对于成大事者的人而言，是他们惯用的一种最重要的成功手段，一来这样可以借力，二来这样可以成势。
所谓“借力”，就是借势、借人，借助他人的口碑或团队的力量等等。有人推自己一把，总比一个人在那里埋头使劲的力量大得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样样精通，既然做不到全才，就需要充分地利用他人的智慧为我所用，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所谓“有容乃大”，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往往看起来没有用的人才，关键的时刻可能就是成大事之人的最佳帮手和秘密武器。在事业上要想得到长足发展，更是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军。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60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也有意东援，于是几经商议，最终决定派遣李鸿章去上海。
曾国藩原计划是带“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去上海，淮扬水师是现成的，只是陆师需要李鸿章招募。在安徽三河之役中，两淮勇士给曾国藩留下深刻印象，曾国藩坚持认为两淮勇士英勇顽强，“风气刚劲，古来多出英雄。近日无人倡导，其甘心为发逆为捻匪者，则竭力苦战，抵死不悔”。与其让太平军招去成为死敌，不如早下手，训练出一支劲旅，自己多练一个战士，就减少了一个强敌，一反一正大清的力量岂不倍增？而李氏家族在安徽具有强大号召力，由李鸿章招募淮勇再好不过。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但是淮军虽初具规模，毕竟只是刚刚创立，想以这样的兵力去支援上海，无疑是以卵击石，毫无取胜把握。于是，李鸿章想起了昔日在湘军时的同僚。湘军可谓人才济济，如果自己能借来几员大将用用，想必这淮军的实力必将大增。
李鸿章第一个借的就是恩师曾国藩的亲兵营，他看中了亲兵营的营官韩正国。本来曾国藩就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打算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支援淮军，于是在李鸿章的请求下，曾国藩就把由韩正国和周良才带领的亲兵两营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接着，李鸿章又去向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借人，把曾国荃手下的名将程学启和他的两个营借了过来。
经过李鸿章的调兵借将，属于湘军系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和李济元的“济”字营，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湖南新勇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两营，以及后到的陈飞熊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的“垣”字营，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由韩正国、周良才带领的亲兵两营，都拨归淮军所有。
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组建淮军的事迹告诉我们：成功不能只靠自己强大。成功需要依靠别人，借助别人的力量；在不违背法律、道德和原则的条件下，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发展自己，是明智的选择。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缺乏他人相助，路会越走越窄。现代社会讲究群体协作。善于与人合作就会左右逢源，而仅凭个人力量只会处处受制。因此，你要想取得成功就要善于借助别人的力量，并巧于与人合作。如果你熟谙这项借力与合作的诀窍，很快地，你将会成为成功之林的雄伟巨人。
5.眼光长远成大事
做事要为自己做好长远的规划，不要事到临头了无路可走。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需要做好规划，才不会让自己的发展偏离正确的道路，才能让成功沿着预定的方向发展。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生活中，独特的眼光和魄力往往比教育和知识更重要。人生犹如下棋，必须要看到五六步甚至更远，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要是光顾眼前利益，会使你损失长远的好处。
长远的规划，是一个人的事业得以长远发展的“秘方”。无论是谁，要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都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因为，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做好了长远的规划，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下一步该怎样做，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才会让自己永远有路可走。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的舰炮威逼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中的屡次惨败和《南京条约》的严酷现实，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睁开双眼，观察迅猛发展的外部世界。抗英名臣林则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胆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要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并初次提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草案。但昏庸的清朝政府并没有立即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