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任何事不是一成不变的，用变的眼光去把握一切，才能得到新生。英国军事家富勒说过：“必须牢记，世界确实在变，因此，人类的智力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敏锐、活跃，不为传统所束缚。”而墨守成规只会让人失败、退化，因为你看不到时局的变化发展，不愿意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进行变化；所以失败和淘汰也是注定的结局。
现代世界瞬息万变，对于想要等到所有条件都完美无缺才采取行动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不会停下来等待他们的。这个世界青睐的是善思而力行的人物，也就是说尽管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依然会专心一致达成目标的人，才更能适应这个社会。所以，要想做一个成大事的人，你就要在你所从事的行业或所在的部门中成为一流的人才，必须要拥有知识并且还有开拓创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能高人一筹，那么你就能游刃有余，大展身手了。
模仿与抄袭也许可以成功一时，但不能永久发达，只有那些能不断创新的人可以不断获得成功。你不必嫉妒别人的成功，只要发展你自己的创造力，就不必羡慕别人了。你的创造能力，能把你提升到你应处的地位。当形势与环境发生变化时，惟有标新立异的人才可以从一个成功走向新的成功。我们来到这世界，不是为了要服从老朽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有理智的，光辉的东西。只有创新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5.做事要洞察先机
要想事业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有远见卓识。只有具备洞察事情的先机的能力，才能有努力的方向、明确的目标，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善于通过观察获得信息，更善于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表面的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所以能洞察机会，适时抓住机会。要有超常的敏锐并及时作出准确预见，就必须比一般人看得早一点，想得深一些。这种先见之明，并非靠一时灵感，而是来自对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成功者的眼界必须开阔，头脑必须敏锐，不能只看见某一点，而不及其余，或者只考虑到局部而不及全部。
李鸿章初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只是安排他作书记，继而付于批示公文、起草奏稿之全责。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晰，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曾国藩对李鸿章也越发地赏识与信任。不到十天，曾国藩突然决定让李鸿章去编练皖北的马队。编练马队，这件事初为左宗棠提议，也是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同商量后作出的决定，而且得到了咸丰帝的诏准。可是，李鸿章深感事体重大，自己缺少经验，一时未敢应许。曾国藩却一再鼓励李鸿章赴任，后来由于形势骤然发生变化，曾国藩取消了编练皖北马队的计划。
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
此后不久所发生的另一件事上，李鸿章表现了卓尔不凡的胆识与智慧，帮助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化解了一道难题。事情源于胡林翼奏请皇帝令湘军入川，李鸿章为此事向曾国藩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是投奔曾国藩后第一个关系战略和前途的创设性策略。他坚定地说：“四川决不可去！”
曾国藩见他说话如此坚决，因此，问其理由。李鸿章说，现今太平军的势力唯有苏南、皖中两地，而皖中之地更是他们的后方所在，李秀成、陈玉成所以拼命争夺皖中，恩师应该是早已洞见了。现在，由于湘军的奋战，已经把太平军逼到了这两块地方，将来的战斗方向一定要咬住这两地莫放。而恩师却要应命入川，四川为偏远之区，石达开不过是一支流寇，早晚必败，歼灭太平军，克复江宁，非恩师和湘军莫属。请恩师细想，若把歼敌的主力调往四川去与流寇周旋，放弃了江宁、皖中的太平军而不问，孰重孰轻，以恩师之才略，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李鸿章的一番分析，使曾国藩心里赞赏不已。心说：“李鸿章比他的哥哥瀚章可强多了！果然是个大将之才呀！”于是曾国藩反问：现在皇帝已令入川，如何可以违命？李鸿章不加思索地继续说，只要向皇上讲明了其中利害，入皖比入川要重要十倍。而石达开流寇只须四川的兵力便可轻而易举地制服，甚至不战也可以等待这股流寇的军心混乱、自消自灭的。李鸿章又说：恩师可致书官文、胡林翼，令其一同上疏皇帝，恩师若率军入川，两湖、安徽也便失去了可恃之师，你想官帅、胡帅会舍恩师而不保两湖吗？李鸿章还建议：可率师做出入川的姿态，这是应命之举，估计走到中途，皇帝令湘军入皖的谕旨就会到达。
曾国藩按李鸿章的建议，给官文、胡林翼修书，让他们代奏。同时尽起湘军水陆人马，踏上入川的征途。
果不出李鸿章所料：官、胡迅速而果决地给咸丰上疏，恳请留湘军在湖北，待机入皖。当湘军行至武昌附近的阳逻镇时，便接到了咸丰令曾国藩暂缓入川，驻扎湖北，与官文、胡林翼熟商进剿皖省之计的上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献策和料事深感佩服，认为这位弟子有大将之才，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湘军大营，曾国藩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像这样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机巧应变手腕的人才，李鸿章可谓是首屈一指。
事实上，曾国藩的留鄂而未入川，成为他一生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改变了在江西、湖南的不利局面，他留在湖北，受到胡林翼的器重和帮助，处处得手，事事顺利。他一生多次回忆、记述李鸿章的那次献策的功劳，回忆咸丰九年留在湖北决策的至当，说以前处处滞碍，而自咸丰九年与湖北合军后，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
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按照李鸿章所进之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的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所以，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大多数成功者的秘诀就在于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时时刻刻洞察着信息和机遇。要想成大事，就要培养自己洞察先机的眼光。拿破仑说过：“如果我总是表现得胸有成竹，那是因为在提出任何承诺前，我都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并预见可能发生的情况。”
有洞察力的人能及早地预测到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方向，所以能够提前防范，未雨绸缪，把事情引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不懂得洞察事情的先机，只能任由事物发展，所以，在做事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到更多的挫折和困难。做事能够取得成功的人，就是善于洞察机会的智者。他们能从平凡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和机遇，并且抓住难得的机会，所以更容易获得成功。
6.办事能扼住其要害
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铁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它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那大锁就“啪”地一声打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知道它的要害在哪里。”
办事要有章法，不能陷入无序的状态之中。真正会办事的人能扼住要点，以点代面，取得成效。李鸿章在这方面的功夫是非常惊人的，他善于分清轻重缓急，抓住重点，步步为营，把事情做得干净利索。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由于害怕朝廷猜疑，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在消灭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湘军裁撤掉。曾国藩把手中的12万人分给了左宗棠、沈葆桢二人，对于朝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即胞弟曾国荃所部），曾国藩也进行了大批裁撤，并安排曾国荃以生病为借口回老家调养。裁撤后，只保留了左宗棠的老湘军和鲍超的一支霆军这两支部队，其他全部裁掉。而李鸿章的淮军呢，只裁掉了三分之一，保留了绝大部分的精锐部队，只是把那些招降纳叛的部队裁掉。
淮军从1862年3月创建，以13营的兵力进驻上海开始，至天京陷落时，全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近120营、六七万人的强大武装，先后收复的被太平军占领的城池有南汇、江阴、无锡、苏州等20多个府州县。之后，淮军又成为清政府“剿捻”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