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0年开始，左李双雄并立。两人的权势，可以相提并论。同在一个舞台上演出，若是主张不同，政见分歧，就难免磕磕碰碰。李鸿章与左宗棠虽不致成为政敌，但也经常因政见的不同而站在不同的阵营，这对于朝廷是十分不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基于对当时特定条件下敌强我弱现实的深刻体认，李鸿章和左宗棠在外须和戎、内要自强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此开始了他们互助合作振兴洋务之路。
李鸿章关注洋务始于1861年沪上镇压太平天国之时。由于长期与洋人会剿杂处，李鸿章很快认识到敌我实力悬殊，主张外要和戎、内要自强。到上海不久，他曾致信曾国藩表示：“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当与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以副荩念。”在他看来，中外实力相差悬殊，中国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既然“势”不如敌，只好“和戎”。李鸿章既是和戎的倡导者，也是和戎的忠实实践者。
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留心洋务较早。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就十分关注战事的进展，曾多次致信贺熙龄询问战况：“洋事不知近如何说，兵心涣散，实出意外，岂彼族别有蛊厌之术邪！”南京条约缔结后，左宗棠痛心不已，悲叹道：“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如之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左宗棠是主战而反对言和的。对于林则徐的被革职，他愤懑不已，感叹“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当琦善被拿问后，他认为“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末由震动。”中国的战败给左宗棠以极大的打击，自此以后，洋务成了他留心的时务。经过多年的关注、思考，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起之时，左宗棠在战和问题上有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主张。
1858年《天津条约》签定后，左宗棠致函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战和主张。他说：“弟于道光十九年后，即留心洋务，以现在局势而论，非款不可，然款亦非战不可，必然之理。今舍战而言款，则亦不过暂时苟且之图而已。”左宗棠的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认同和戎。在他看来，就现在的中外局势而言，中国无法与西方抗衡，故而只能言和。其二，和戎是暂时的，最终目的是要卧薪尝胆，图谋自强，战胜西方。可见，尽管左宗棠认定将来“非战不可”，但他更强调了当时中外局势下和戎的必要性。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左宗棠是主张和戎而非决战，并因此在诸多中外交涉中与李鸿章态度一致。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之时，李鸿章、左宗棠虽都主张积极备战，但二人对开战都有所顾虑。在李鸿章看来，尽管“中土良将劲兵，非不足以摧强敌”，但他还是强调“边衅一开，以后乘危蹈瑕，防不胜防”。因此，他多次告诫沈葆桢，“但扎堵境内，不遽开仗挑衅”。左宗棠同样表示，尽管目前“轮船已成十五号，洋防可固。更得劲卒余万，以次航海继进，陆路亦有把握”，“惟此事肇端虽在一隅，而事体实关全局”，而不可轻举。日本吞并琉球后，清议纷纷请战，主张东征。李鸿章则强调“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左宗棠同样“言防而不言战”，他致信同僚表示：“日本废琉球为郡县，廷议主用兵。弟于总署商询之初，只言防而不言战，并本在闽时见闻所及言之。闻沈幼帅入觐，有主战之议，料谟谋者或不谓然。”
在和戎这一问题上，左宗棠与李鸿章同样有着共识。他们知道要真正实现和戎，必须自强。因此，李鸿章、左宗棠在强调“外须和戎”的同时，提出了“内要自强”的主张。正因为他们有了共识，才会为了国家利益而选择互助合作，一起主持洋务运动，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洋务运动初始本受到许多守旧派的非议，但因有了左李二人的互助合作，才能力排众议，使洋务运动顺利地展开，继而为富国强民之路打出坚定的一枪。左宗棠对李鸿章时有褒贬，就事论事。李鸿章对左宗棠的回应，亦是对事不对人。但是在面对国家的利益时，他们都能放下心中成见，采取合作之式为国解忧，堪称国之典范。
人是群居动物，人的成功来自于他所处的人群，所在的社会。人们常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当今这个处处充满竞争、以智取胜的社会，一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更加需要与他人良好的合作。只有懂得与他人交流相处的技巧，维系与朋友感情常温的招法，才能做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
我们生存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生存似乎变得越来越艰难，然而正是如此，我们才更需要与人合作。只有合作，才能最省时、最省力、最高效地完成许许多多复杂的工作，没有他人的协助合作，任何人都无法取得持久性的成功。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只有与人合作才能双赢。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缺乏协作能力，路会越走越窄。市场经济讲究的是群体协作。只有善于合作，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从而使自己战无不胜。
9.善于变不利为有利
为人处世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不可太单一，方法太单一了，就有可能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使自己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一个人要想真正做成一件事情，获得成功，光靠等待时机是不行的，要学会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学会乘着一定的势头做事。
一个人要想做成大事，不光要有胆，还要有识。有胆就是要有成就大事的胆量和气魄；有识就是有胆识，有知识，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做到胆大心细。只有这样才能少碰钉子多成功。
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早在1858年，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及来自西北的俄国人争相与大清国缔结贸易关系时，最早、也是最多在大清国取得贸易利益的英国人坐不住了，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霸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征服了印度、缅甸之后，便想从印度、缅甸打通一条通往大清腹地的“通道”，将印度、缅甸和大清连成一片。这一主张的首倡者，是从印度退休的英国上尉查理·斯普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