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曹操可谓一代枭雄,对关羽的人品及能力赞赏有加,但关羽虽身在曹营,却一直心系失去联系的汉室刘备,当打听到刘备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婉拒曹操的真诚挽留,千里走单骑,直奔汉室刘备身边而去,后来助刘备成就了三分天下的大业。这就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由来。
这则耳熟能详的故事告诉我们:留人的关键还是留心!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心在人自在,心走人自走,心灰意自冷,心散不可回。留住人但不能留住心,充其量只是一种短期的权宜和凑合,正如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一样,难以保证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和工作热情的喷涌。
所以,留人也是讲究方法的,那就是尽全力留住人的心。尤其是那些有才的下属,是一定不能轻易放过的,因为人才并不多,如果你不懂得珍惜,就会被别人请去,那将是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情,弄不好还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成为你的克星。
奖罚有序,抓住手下的心
曾国藩说:奖罚中有大学问,善罚者不致招来怨恨,善赏者应使其事半功倍。
奖罚,是一种制度,是管理者一种基本的也是常用的手段。
做到奖罚有序,赏罚分明,才能抓住下属的忠心,下属就会心情愉快地尽量把事情干好。
曾国藩驭人有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就是深知奖罚有序,不偏不袒。曾国藩的幕府中,聚集了很多人才,李元度就是其中之一。
李元度这个人,学识丰富,很有才华,尤其擅长诗词曲赋以及对对子,有“神对李”之称。他所写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评价道:“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著,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此外,两人关系非常好,在曾国藩一生中的低谷时期,和太平军作战的初期屡次受挫的时候,只有李元度一个人守着他,始终不离不弃。李元度与曾国藩一起吃苦,度过了六年多的艰难岁月,因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是极为感激的。
在文学上,李元度虽说可以很出类拔萃,然而他却不擅长带兵。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调派李元度把守徽州,反复交代他说:“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只要不出来应战,肯定能守住五天,只要能守五天,就算完成了任务。”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没有想到李元度只会纸上谈兵,而且好大喜功。他一到徽州,就把曾国藩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李元度不愿意做缩头乌龟,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反而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损失惨重。最后为了挽回面子,李元度竟然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自然一败涂地,徽州城被太平军攻占了。
徽州失守,事关重大,曾国藩非常痛心,事已至此,不能再维护他,只能向朝廷上奏罢黜李元度的官职。
赏罚分明,还是帝王之术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个。
刘邦当年打天下时,也是汇聚了很多人才,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陈平等,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全力辅佐等等。可是,当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刘邦难以决断,所以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
这时很多未受封的旧臣对此忿忿不平,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刘邦对此很为难,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
张良详细向刘邦做了汇报,又怕他不重视,因而又添枝加叶地说,众人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快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
刘邦一听,形势原来如此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是靠这批功臣取得天下的,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陛下的亲戚,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此外,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当中哪一个平时没有一点儿过失,因此他们也是担心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
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很快会意,如今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接着问张良该怎样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说:“有啊,雍齿仗着和我同乡,之前多次跟我过不去,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动手杀掉他。”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因此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什邡肃侯。其他未受封的大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随着雍齿的受封,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
这样,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了人心。
善用虚名,功亦能成
世上只有小官,无小官名;只有虚功,无虚官位。
名誉升职也是升职,虚职位并非没有用,即使是虚名虚职也要好好善用。
曾国藩一生中,官运虽没有大起大落,算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但他却有“十年七迁”与“九载虚悬”。
曾国藩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从七品。在他37岁那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此时已是他入仕的第十个年头,于是称谓“十年七迁”。不要小看这几次升迁,经过前六次的升迁,曾氏由从七品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竟一次连升四级。
曾氏的十年七迁是格外的不寻常。如此情形、经历,在清一代,则仅此一人而已,更何况,曾国藩是一个汉人。
然而曾国藩如此一个受到朝廷高层重视的大员,却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有九年之久,不仅品衔未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
为何如此呢?
早之前,咸丰帝看到曾国藩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很高兴地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建此奇功,于是就想命曾氏任湖北巡抚。然而当时,某军机大臣在一旁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原来,他们担心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怕若假以地方实职,曾国藩就如虎添翼一般,或许对朝廷不利。
咸丰皇帝及其军机大臣,有这样的顾虑不是多余的。清朝是满人统治的,曾国藩是汉人。
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知道借朝廷名义拥兵自重,后来演变为朝廷对手,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史不绝书。再加上,湘军本就不是朝廷编制之内的军队,而是私人性质极重的、属于汉人的军事力量。
这样咸丰皇帝又如何能放得下心?就这样,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于是再下圣旨,免去曾氏的署理鄂抚之职,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任曾国藩如此虚职,曾国藩心中不满,而且处处受到限制,这样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接连几次的军事,败多胜少。尤其是初在江西的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曾国藩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前线接到父亲病逝的讣告,他借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奔丧,而且不等皇帝批复,便擅自离开职守,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带着弟弟离开军营匆匆忙忙回家。此番行径,惹得官场一片哗然,“朝议颇不为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毁”。这是由于曾国藩身为前线军事统帅,鉴于当时军情紧急,朝廷也有可能不同意他离开军营。而且,他带领的湘军在江西打仗,不与江西巡抚等地方政府要员见见面就撒手而去,也不合情理。
曾国藩回家之后,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失眠。
而就在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更顺利些,这样一来,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欧阳兆熊知道他的病不在身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所以托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并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国藩于是进入道家境界,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
等到咸丰十年(1860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这一实职交给曾国藩。第二年,对曾国藩疑心重的咸丰帝病逝,慈禧太后掌权,她一改丈夫之前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国藩全权负责。
直到这时,才意味真正的曾国藩时代到来。曾国藩不再任虚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政人财大权一手控制,包揽把持,后来奋发努力,充分发挥其才能,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拿下。
当年,曾国藩一段时间的不得志,和他没有正视当时所任的虚职有关。所以,官场上遇到类似的,一定要冷静对待,大浪淘沙,留得住留不住,就靠自己如何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