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莽夫横冲直撞，要做智者进退有度
《孙子兵法》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乏我打。意思就是说行军打仗要稳扎稳打，避开敌人的锐气。只有在敌人的锐气被磨灭殆尽之后再出击，才能取得胜利。
其实，带兵打仗如此，在官场中熬官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还没有弄清楚对手的真实意图的前提下，就贸然出手，势必会被对方抓住小辫子。这样不但达不到踩在别人肩上往上爬的目的，还有可能被别人一脚踹下来。
“惟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聪明人能在最恰当的时候示弱隐强，作出暂时的退让。强敌当前，来个巧妙迂回，表面上甘拜下风，暗地里卷土重来，这是保存实力，迷惑敌人的法宝，也是曾国藩惯用的招数之一。
慢功夫中见真力
我们常能发现，一些成功人士在谈到自己的成功秘籍时，总会提到一个字——慢，也就是慢功夫。也许有人会说“慢”有什么好，你慢一步别人就跑到你前面去了，就能抓住更多的机会，就更容易获得成功，还是“快”好。其实不然，小火熬粥才能熬得香。
曾国藩主张“缓字取胜”，也就是他经常说的“不急于求成，要缓中取胜”。功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获得大成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曾国藩把此道运用于做人做官中，他认为一个人通向成功，官要做大，就必须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太快容易摔倒，“欲速则不达”；但也不能过于谨慎求“慢”，太慢容易让人抢先。必须要掌握好快与慢的节奏。
事事急于求成，是现代人的通病，对此我们似乎可以从曾国藩的成功学中汲取点儿有价值的东西。曾国藩对于弟弟曾国荃不能持之以恒练习书法，写信劝解道：
农夫播种庄稼，士人积累学业都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获得的，这就像是鸟类伏在蛋上，昼夜不停息，用体温使蛋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练习书法也是这样的道理。你临柳帖《琅玡碑》，如果只单纯地学其骨力，就会失其结构，就会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来就不好学，而你学习还不到半个月，怎么可能会有收获呢？
我以前学颜、柳帖，每一次临摹就是好几百张纸，刚开始的时候比你用功多了，但仍然没有多少起色。后来我练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经过八年的时间，临摹了数千张纸才有了一些进步。今天你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
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行，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见成效。做到每天练习柳字百个，慢慢地来，就可有些进步了。再进再困，再熬过这一关，三五年后就会大有进步了。
不仅是练字，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你的脾气本来就很毛躁，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能够有所成就。我对你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日练习一百个字，读五页《通鉴》，背诵熟书一千字，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作一首诗。这些课非常简单，每日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做到，希望你能坚持做下去。
欲速则不达，他深知弟弟并不是聪明过人的人，万不可奢求他们“六年之中遂成大学问”。天道酬勤，他只是希望弟弟能够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地做学问。曾国藩在任用李鸿章的事件上也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欲速则不达”的观点。
咸丰九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对于国家大事，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曾国藩也很赏识他。李鸿章以为从此以后自己就可以得到重用了，就可以平步青云了。但是，没想到曾国藩却并没有给他分配很重要的工作，只是让他做很普通的文职工作，并给他派下了大量琐碎繁重的工作。其实曾国藩这样做是有目的的，李鸿章为人处世不够稳重，性子急躁，安排一些零碎的事给他做，主要是磨磨他猴急的性子，以完善自己。但是李鸿章不明白曾国藩的意图，对此十分不满。有一天，曾国藩把李鸿章叫到身边，说：“你要踏踏实实把我分派给你的每一件事都做好，要稳重。”李鸿章理解了老师的用意，从此也时刻要求自己做事不要那么莽撞，而稳重起来。
“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莽撞、盲目地做，都必须要有计划，按照计划脚踏实地地做。成功之路，也得一步一步地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为人处世要在“慢功夫”中见真力，做官也是一样的道理，先把基础打牢，站稳了脚跟，才能谋求更高的发展。
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意思就是说：“不怕没有官可做，就怕自己没有学到做官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你，只求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
这是孔子对急着想做官的学生们提出的忠告，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整日在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做上官，那这种心理就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学业荒废了，就没有做官的资本了。这也就是越想成功得快，反而就越成功不了。只有心不急的人，才有好的心情来学习，学而优则仕，学习好了，做官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孔子说，不怕没有官位，只怕你学习不用功，没有做官的本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求急，但求急的结果是我们失去了很多有利的机会。应该克服自己急躁的情绪，扎扎实实地做好身边一点一滴的事情。
务实不仅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更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经验的积累。无论手上的工作有多无聊、多简单，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了，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就是一种收获。任何一种大的成功都是在这一点一滴的收获中积累起来的。
不愿意通过踏踏实实地做事来一步步积累经验，只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胖子的人，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基础越牢，官位就坐得越高
在中国的古语中有一句“学而优则仕”，说的是只要学习很优秀了，人就可走入仕途，就可以做官。这种思想虽然有它特定的时代性，但是它也阐明了一个道理：学习是获取成功的基础，基础打得越牢，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
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把清朝的历史往后延伸了六十年，他依靠的是什么？是学识与智慧。下面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打下坚实基础的。
在曾国藩六岁的时候，祖父曾玉屏就聘请当时名震三湘的私塾高手陈雁门先生教他读书识字。后来父亲曾麟书在考秀才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也在自己家里设了一所私塾，曾国藩便跟着父亲念书。在父亲的精心教育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后来，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曾国藩做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而且写得很好。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十四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看到曾国藩的诗文，惊叹不已，大加夸奖。欧阳凝祉是衡州府八股文的高手，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以《共登青云梯》为命题，要求曾国藩作律诗一首。诗作完后，欧阳先生大为惊喜，认为他前程无量，当下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之外，父亲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六年，曾国藩到长沙府参加府试，名列第七。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可造之才。如果继续跟曾麟书学习，唯恐贻误孩子的前程，便将曾国藩送往衡阳，从师于江觉庵先生，接着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经名师指点，三年的游学，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
道光十三年是曾国藩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这年他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科试，考中秀才。
当时，曾家在当地虽然有些名望，但中秀才的曾国藩却是曾氏家族的第一人，父亲曾麟书考了六年都没有考中，曾氏家族的命运将由此而改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继续读书。他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考中第三十六名，由秀才晋升为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每三年进行的一次中央选取公务员的考试，曾国藩没有考上。但是，道光十六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曾国藩留在了北京准备第二年的考试。历史就是有这么多的巧合，如果太后的六十大寿晚个几年，曾国藩在道光十五年没有考中就从北京回到湖南老家，那他的命运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曾国藩这位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门”学子眼界大开。其间，他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还结交了“湖湘会馆”中的很多朋友，这其中的很多人在后来都成为了湘军的骨干。
道光十六年的恩科考试，曾国藩也没有考中，跟全国的优秀人才相比，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而归。在经受了两次打击之后，曾国藩依然没有气馁，没有放弃学业。此时，身边所剩下的路费已经没有多少。迫不得已，他找老乡借了一百两银子，做回家的路费。走到南京的时候，在书摊上看见了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曾国藩爱不释手，但书贾要价太高，他典当了随身携带的皮袍冬衣，买下那部《二十三史》。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买书，这个债我来替你还，但你必须勤奋攻读，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苦心。”父亲的话使曾国藩很受鼓舞，从此他闭门不出，发奋读书，并立下誓言：“每天必须熟背十页，不得间断。”
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这为他更好地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又是三年的苦读，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到北京参加考试。这一次他考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照一般人的理解，中了进士就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资格，从此功名得遂，衣食无忧了。其实不然，因为中了进士只是一个虚名，不一定能做高官，只有被点了翰林，才具备做高官的条件，并且才能在此基础上升迁。
想成为翰林，还得经过一次朝考，也就是由皇帝亲自面试，面试合格被取中庶吉士之后，在翰林院实习三年，学习期满后再经过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才会由中央安排具体的工作岗位，成为国家正式的公务员。否则，就只给一些县令之类的小官位了。
曾国藩在中了进士后，一路参加了朝考，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实习了三年，又参加了散馆考试，终于在道光二十年，三十岁的时候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从此真正地走入了仕途。
从曾国藩所走的这条入仕之路来看，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下一步打基础。前一步没有走稳，下一步必然走不过去。但是在现实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不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往往喜欢跳着走。这种现象在现今的官场中极为明显。
有一些人热衷于搞虚假政绩、泡沫政绩，对于有轰动效应的事争着干，而对于那些老百姓生活中需要得到及时解决的具体事情不愿干。
俗话说“官以民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为官者最坚实的基础，基础不牢，官怎么能做大，做长久？
只知进，不知退，最愚笨
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就有可能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只退不进，就会无所作为。《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这是说，当事业达到了成功，引身退去，应当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老子对人生的观察是深邃的，他看到了人性最本质的东西。人人都爱财慕富，贪恋权势，但是纵观历史，又有多少人能守护住名利？
“功成身退”表现出一种前瞻性，是一种睿智而理性的抉择。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范蠡可以算上一个；历史上不能功成身退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却有很多，韩信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功成身退”并不一定就是指归隐山林做一个隐士，它还表现为另一种形式——不居功自傲，不张扬，不飞扬跋扈。
曾国藩是一个最会观察官场风向的人，面对慈禧太后破格的信任，他采取冷静而又明智的态度，不但不因此而志得意满，骄横跋扈，反而更加谦让。因为他看清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也懂得如何遵守游戏规则，所以，他的官才做得长久，名才能永垂史册。
同治三年，收复金陵指日可待了，这对于戎马半生的曾国藩来说，正是他所期望的结果。含辛茹苦组建湘军不就是为了能有今天吗，但曾国藩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兴奋与激动，他忧心忡忡而郁郁寡欢，三件事情使他坐卧难安。
一是因为军饷拮据，恐怕军营哗变，功败垂成，丢城失地。湘军是靠办团练起的家，一切军费开支都是自筹，攻打太平军还能找点理由向朝廷要点军饷，一旦太平军被平定，巨大的军费开支又能找谁要。
二是户部奏折似有意在他与皇上间为难。自己在官场混迹多年，树敌不少，难免会遭到一些人的嫉妒与排挤。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今朝中小人当道，哪还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三是因为自己用兵太久，权高位重，朝廷会把自己当成新的心头之患。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大都不能善终，而自己正好处于这个两难的境地，怎么办呢？
反复思考，再三筹划，曾国藩毅然作出解去兵权，告病引退的决定。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向朝廷表明自己没有反叛之心。曾国藩想到了归隐山林，他甚至很宿命地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命。
但是曾国藩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最高当权者慈禧的同意。他感觉到自己正站在危险的顶尖，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