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是办大事者必不可少的品质。曾国藩把务实视为成大事的根本，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能获得成功。同治六年二月他写信给李鸿章的同年说：“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贪图虚名，才能办成大事。”
曾国藩从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中汲取务实的精神养料，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义的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针对当时读书人不务实的通病，给予了很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读书人“尚文不尚实”，不能做到学以致用，于己于国都没有好处。因此他极力标举一个“实”字：“禁大言以务实，要学以致用。”
“朴实”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思想、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
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
同治六年十月，他给李鸿章写信说：“大丈夫行于世，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为己任，这应该是每一个有志之士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曾国藩认为他出山领军、镇压太平军也是在“为民请命”。他以此作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
在办理天津教案时，他也本着“朴实”的态度，认为用我真挚的感情，能够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国家势弱，无力抗争，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官场中经过多年的磨砺，曾国藩待人办事也渐趋于圆通，不再像刚出道的时候那么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始终恪守“朴实”二字，并且还很严格地要求自己的部下子弟。在给部下的批文中，他曾经很严格地要求大家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历史上很有贤能的人，都是以‘朴实’要求自己的。你们也应当效仿古人”。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台的信中教导说：“如今人心浮躁，崇尚浮华，对国对家都没有好处。坚守‘朴实’才能成就大事。”
很多人认为，为人处世就是要圆滑，也有很多人在努力使自己变得圆滑，其实这都是不可取的。
李鸿章就是因为办事圆滑有余，朴实不足，而多有不顺。为此曾国藩针对他的病症开出了对症之方。曾国藩说：“我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但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还会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李鸿章在听取了曾国藩的意见后，做事也很踏实了。
做人做事踏踏实实，不贪图虚名。这既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
古人常把为人处世不张扬比喻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并视之为美德。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一些人喜欢张扬、高调。
比如，有的人不管做任何事都好大喜功，工作上铺大摊子、搞大动作、求大效应。前些年，有些市镇领导为了搞形象工程，大建广场，动辄上千万上亿的投入，搞得劳民伤财；生活中也刻意贪大，提职、乔迁大搞庆贺，迎来送往大讲排场。某领导秘书举行婚礼动用48辆“奥迪”迎亲，导致当地交通瘫痪4小时。
过于张扬轻则给人以浅薄、浮躁、作秀之嫌，重则贻害国家。喜欢张扬的人，尾巴翘得老高，也许能开一时之怀、求一时之名、得一时之利，但这种人往往是成就不了大事的。
不怕不能精明，就怕不会“糊涂”
人不怕不精明，只怕不“糊涂”。在为人处世时，有时糊涂点，会让人收获无穷的乐趣；精明点，会少走很多弯路，但过于精明，痛苦往往要多于快乐。所以做人在该精明时就一定要精明，在该糊涂时就要糊涂，切记不要过于精明。
聪明人变“糊涂”往往是最难的，因为聪明人在做事时能预见事情的发展动向，能提前做好应对的措施，在工作中能很顺心地解决每一个难题。也就是说聪明的人更能受到领导的重视，也就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以，人人都希望自己很聪明，而不希望自己糊涂。
本文中所说的“糊涂”并不是说做事没有主见，没有能力，很窝囊的意思，而是指为人处世的一种策略，一种方式。这种策略与方式就是曾国藩所认为的“浑含”。
曾国藩在为人处世时所采用的“浑含”之道就是藏锋不露。
早年曾国藩曾经总结出天道有“三恶”，所谓“三恶”就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应该避免的三种处世方式。一是忌巧，即做事不踏实，投机取巧；二是忌盈，即名利心过于旺盛；三是忌贰，即为人不诚实，心口不一。这三种情况为上天所厌，沾染了这“三恶”，也就为自己招来了祸患。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曾国藩又提出了第四“恶”，即恶“露”。恶“露”就是做事锋芒太露，不能含混。这也是取败的根由，必须要戒除。
曾国藩时常告诫兄弟好友，为人要戒除“四恶”，学会“糊涂”。
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接连给好朋友陈源兖写过两封信，都是力劝陈源兖要学会“糊涂”的。
陈源兖，字岱云，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进士，又一起在翰林院做官，又同在唐鉴门下研读理学。二人相互勉励，是很好的朋友。道光二十五年他出任江西吉安知府，曾国藩作《送陈岱云出守吉安》诗赠之，可见二人关系是很亲密的。
陈源兖和曾国藩性情都很耿直，两人受理学的影响也很深，对有些人和事很是看不惯。开始在翰林院供职的时候，无权无利，也没有搅到各种人事纷争中，但出外做官，有权有利，关系便复杂多了，稍有不慎便会得罪人。陈源兖也得罪了一些人。曾国藩在第一封信中批评他“过于耿直，没有雅量，跟在北京翰林院做官时没有两样”，又告诫说：“语曰：‘察见渊中鱼者，不祥。’希望你能够向璞玉一样含混点，不要向水晶那样光彩照人，只有这样你才能不得罪人，才能保全自己。”看得见深水中的鱼，是不祥之兆。意思是说，看事太明白、太苛刻，不是好兆头。曾国藩希望陈源兖要像未琢之玉一样，宝贵但不显露，这样能在保全自我的同时又不失去自我的真正价值。
曾国藩劝朋友要学会“糊涂”，其实他自己在出道的时候也不够“糊涂”，只是在当了外官，亲身感受到了“外吏之难，盖十倍于京辇”这句话的含义，又经过几次挫折后，才学着“糊涂”了。
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初，与地方官员有很大的矛盾，其中与王錱的矛盾最大。王錱是罗泽南的弟子，他所带领的兵勇在各支部队中人数最多。王錱性情刚烈，又善于用兵，对曾国藩很不服气。但曾国藩此时为湘军统领，自然不愿迁就，二人多次发生口角。当时维护王錱的人多，有人还传言曾国藩压制他人，排除异己。这件事搞得曾国藩很是头疼。偏偏在这个时候弟弟曾国潢来到营中，曾国潢脾气更差，学养又低，缺乏自制力，反而给曾国藩火上浇油。曾国藩一气之下就把弟弟打发回老家了。
不久，王錱因轻敌而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但他为挽回名声，又新募了几百人，在石潭杀了三十个太平军残兵，便假报打了胜仗，邀功请赏。曾国藩深为厌恶，但左宗棠却不清楚这件事，还以为王錱真的打了胜仗，起草奏折，为王錱请功。曾国藩看到奏折的底稿后大为震怒，但奏折已发出，无可奈何，他只好隐忍不问。他的几个弟弟也因为这件事而愤愤不平，曾国藩告诫他们，如果强作分辩，“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只有“睁只眼闭只眼”，就此作罢，嘱咐说：“王錱的事，从今以后不能再提起。”事情既然发生，无可挽回，只好装糊涂了。因为如果强为分辩，只能更加激化矛盾。
曾国藩不但自己学会了装“糊涂”，而且要求几个弟弟在为人处世时也要“糊涂”些。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在给几位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难得糊涂”是一种经历，只有饱经风霜、人生坎坷的人才能深得真谛；同时，“难得糊涂”也是经历过人生风雨沧桑后对世事大彻大悟的境界，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追求的人生目标。
不可始终让人仰视
人在获得成功时，往往会遭到他人的嫉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傲慢一时，过于张扬，炫耀你的才能和成绩，摆出让人仰视你的姿态，这样你会把自己逼上绝路。戒骄戒傲，与人无争才能使功名永葆。
老子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意思是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培育万物而不自恃己能，功成名就而不自我夸耀。如果能做到这样，功绩就不会泯没。
老子的这番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为人处世要谦恭。有了功劳不应骄傲自满，不应炫耀，而是要放低姿态，这样就不会使别人嫉妒你，才能得以自保。
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认为傲慢是前世卿大夫由盛转衰的根由，认为为官傲慢会使自己的官做不长久，也有可能遭受别人的嫉妒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
咸丰十年六月，清廷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头衔。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曾国藩三次上疏要求减免自己的权力，但都没有得到清廷的同意。后来，曾国藩又要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共同管理军务。
为官必须戒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凡是骄傲的人，必然会恃才放旷，目空一切，但是曾国藩在官场中混迹多年，已经磨炼出了一颗坚忍的戒傲之心。
曾国藩在收复了金陵镇压了太平天国后，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然而曾国藩很明白，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的荣耀，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向他袭来。这场“风暴”主要来自清廷内部的满汉矛盾，朝廷担心他拥兵造反；再就是来自湘军集团内部，湘军弟兄跟着曾国藩征战多年，可以共患难，但是难以同享福，为名利而争夺不休。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潜规则正在考验着他。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主动向清廷请求裁减湘军，表示“我带兵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裁减湘军4万人，以节省军费开支”。曾国藩的请求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正是这种关键时刻的自我削弱，使曾国藩免遭清廷猜忌，得以安享晚年。
曾国藩在官场屹立不倒得力于他有一颗坚毅的戒傲之心，还得力于他有一颗与人无争之心。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是一支自筹军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部队。曾国藩曾说：“组建湘军不难，难的是筹备军饷。”曾国藩带兵在江西打仗的时候，因为筹备军饷，多次与地方官员发生矛盾。就是后来做了总督，但由于长年战争，满目疮痍，军饷的筹措仍十分困难。曾国藩一生最害怕的就是兵勇没钱花没饭吃。到同治元年围攻天京时，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军已达12万，每月食米需5万多石，而这时米价昂贵，每石米价已在白银3万两之外。曾国藩为筹措军饷十分焦急。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他争军饷的事。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桢奏准截留江西漕折银5万两，又将九江的关洋税截留。而这时湘军已发生因无粮无钱部分士兵开溜的事件。但曾国藩没有与他争论。同治二年，沈葆桢又再次截留江西厘金，而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在金陵与太平军打着攻坚战，士兵每天只能靠喝粥度日。曾国藩担心因缺饷哗变而功亏一篑，这才不得不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饷折》，在折中列举了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的不当。
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军饷，完全是沈葆桢不顾情理、恃才傲上引起的。沈葆桢之所以敢这么做，主要是他认为同治皇帝不敢把他怎么样。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反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急躁，觉得不该上折弹劾沈葆桢。
在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内省道：“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下工夫，故不能不动心”；“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苛责惩治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曾国藩戒骄戒傲，不与人争致使自己官运长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明了这其中的玄奥。在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之时，就处处炫耀，显示自己是多么有才干，人人都不如自己。其实这种人是最容易垮台的。
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
《红楼梦》第十三回“可卿托梦”提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说的是月亮圆了以后就要逐渐出现亏损，水盛满了以后就要流出来，爬得越高就会摔得越重。形容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走向其反面，没有永恒的完美。为人处世也不可求全求满，而应当“谨慎”，也就是说月亮在半圆的时候才是最好的境界。
曾国藩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常用“不忮不求”来要求自己。“不忮不求”出自《诗经·邶风·雄雉》，意思是为人不能有嫉妒心理，不贪得无厌。曾国藩对“不忮不求”的理解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稳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