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之后，建立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就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的首要任务。“将俄罗斯土地团结在莫斯科公国周围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历史的进程最终是在伊凡三世（1462—1505）和瓦西里三世（1505—1533）统治时期完成的。”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之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依靠武力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征服罗斯各公国，到15世纪末基本统一了俄罗斯国家。“统一国家的建立为俄罗斯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分崩离析局面的结束使俄罗斯获得了独立主权，开始拓展属于自己的领土。”“在16世纪初，伊凡三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基础将自己变为全罗斯的‘伟大君主’。事实上，古罗斯（基辅罗斯）的全部土地除了一部分被波兰人所占领外，已经都回到了新成立的俄罗斯祖国的怀抱，国家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时，“可确定形成民族的两个要素，即统一的语言和民族自觉——民族觉醒已经具备。后来又形成了统一的地域和心理素质，这也就是说可确定作为资本主义民族之前的共同体的民族的一切要素都已形成。”随着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俄罗斯民族伴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成形而正式形成了。
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并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基础。从开始形成的第一天开始，俄罗斯民族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征。首先，俄罗斯民族世代居住于东欧平原上，四周缺少遮挡的平原给俄罗斯人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这就使得俄罗斯人性格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倾向，即渴望借助拓展疆土的方式来增强生存空间的安全感。其次，不断迁徙和变动的生存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淘汰性选择，它使得保存下来的都是一些强大的部族和性格坚定、体格健壮的个体，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本身就成为了强者的集合体。再次，俄罗斯民族处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地带，留利克王朝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欧洲文明，而蒙古人为俄罗斯人输入的则是东方的文化，东西方文化在这个民族身上产生了交融。最后，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意识是在面临异族压迫和外部因素刺激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以使本民族作为群体对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产生深刻的认同意识，同时这一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心也容易使情绪产生极端化的倾向。
俄罗斯早期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伴随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两者几乎同步。最初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推动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而同时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又进一步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强化了民族的认同意识。有关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的确切时间，笔者认为应该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在彼得一世进行大规模的欧化改革之前，俄罗斯还只是一个内陆国家，其影响主要局限于东欧平原；而彼得大帝通过武力战争的手段为俄国夺取了面向欧洲的出海口，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欧化改革。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和成熟是要有一个作为对立面的他者存在的，对于俄罗斯来说，西方充当了这样的一个他者的角色。因此，笔者倾向于把彼得一世之前称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萌芽或雏形时期，彼得一世以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才开始正式并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萌芽是伴随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而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基本与俄罗斯国家，甚至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同步，这一点和英美等国有本质的区别：“俄罗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同西方国家有着诸多不同”。这就决定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很多的不同。
二、东正教的引入与发展
如果说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基础的话，那么俄罗斯国内出现的“第三罗马”学说则从宗教的角度为俄罗斯民族主义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东正教的引入和弥赛亚精神的传递
东正教对于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意义重大，“俄罗斯存在的三大基础是东正教、君主专制和民族性”。“离开东正教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就无从谈起。接受东正教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同时激起民族的认同意识。”正是东正教“基督救赎”的思想引发了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精神”。
在引进基督教之前，俄罗斯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国家。低下的生产力使人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于是只好向不同的神灵（森林中有林神，海洋中有海神，河流中有河神等）祈祷以获得庇护。但随着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多神教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兴领主统一领土、扩张势力的需要了。为此，公元988年，俄罗斯的大公弗拉基米尔自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将东正教派作为国教引入俄罗斯，并且强令基辅的全体居民接受洗礼，以完成俄罗斯的“宗教革命”。东正教信仰进入俄罗斯的时候，是通过其统治者弗拉吉米尔大公强力推行的，但很快东正教就被俄罗斯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在国内迅速传播开来。在蒙古人对俄罗斯进行统治期间，对于俄罗斯的东正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这就使得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没有被历史所间断，到15、16世纪的时候已成为俄罗斯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东正教不是俄国人创立的，而是拜占庭人创造的，却已经被我们如此掌握了，以至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它就根本不能生存了。”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标志着俄罗斯完成了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转换，这个转换对于整个民族意义重大。首先，通过东正教俄罗斯民族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东西方文明：一方面，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分支之一，通过它俄罗斯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从拜占庭引进的东正教，因而俄罗斯人同时也接受了当时先进的东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其次，一神教从思想上将俄罗斯民族的理念统一起来，为以后俄罗斯民族抗击蒙古军队、建立独立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虽然东正教源于基督教，与天主教同根，但其个性鲜明，存有许多同天主教相区别的特点。东正教坚持教义上的正统性，普遍重视修道生活，崇拜基督、圣母和圣像，强调神秘主义。同时，东正教对于“基督救赎”的思想更为推崇。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因为偷吃了上帝的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来到人间的，因此人生来有罪，即原罪；而原罪之外，人还有自身之罪。因此，人类自身没有能力自我解救，只能依靠基督帮助人们赎罪，使人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东正教中“基督救赎”的思想更多地通过弥赛亚精神表现出来，上帝往往会选择某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子民，借助自己的子民完成救赎人类、拯救世界的使命。
东正教有两点特征对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东正教的教权低于王权，政教共生，政教合一。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教权与王权二元对立，而东正教的教权却一直处于王权的支配之下。在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时代开始，东正教都是同国家的政权保持同步，从思想上为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础。其二，东正教崇尚博爱和人道主义，较多保留早期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和人道主义的传统也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基督教并不允许民族特殊性和民族自豪感的存在，对于那种认为我的民族高于其他所有民族、是唯一的宗教民族的意识持批判态度”。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村社的传统，整个社会普遍推崇社会公正，同情弱者，注重团结协作。东正教的进入和传播从客观上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普世精神。
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之后，沙皇君主和统治阶级对它的传播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扶持和促进。11世纪到13世纪期间，罗斯建造了近1万座教堂和200座修道院，储藏的宗教类书籍不下10万册。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已有77 000座教堂，48 000个教区，1 000余座男女修道院，近1亿的教徒和5万多神职人员。正如作家索尔仁尼琴评论的那样，统治者是要让“每一个俄罗斯人一天之内至少能看到一次教堂金顶的闪光，至少能听到一次教堂钟声的召唤，让人们能在过世俗生活的同时过上一点精神生活，对自己内心经常关照”。而东正教显然也对帝国俄罗斯的建构与维持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俄国军队为人民和为沙皇而战的信念、俄国民众的战争理念，都离不开东正教的强大精神感召力。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军队面向欧洲争夺出海口，卫国战争中俄军英勇抵抗拿破仑大军并远征法国，面向东方侵占中国领土、远征西伯利亚、对日作战，包括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在进行战争动员时沙皇政府无一例外使用了“以上帝的名义保卫俄罗斯文明”的口号。战争进程中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军队中稳定军心，鼓舞斗志；在后方则稳定民心，呼吁更多的民众投身战争，为政局的稳定和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第三罗马”学说
15世纪的时候，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任务，但是被异族统治和侵占的历史给俄罗斯民族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刚刚成立的国家综合实力依然弱小，为了延伸自己的生存和战略空间，俄罗斯政府期盼能够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拓展疆土，增强实力。
1453年，曾经十分强大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莫斯科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独立强大的东正教国家”，俄罗斯变成了东正教唯一的继承人和保护人。既然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异教徒占据，那么作为东正教保护人和继承人的俄罗斯就必须全力承担起东正教的“救赎”使命，即弥赛亚精神。“弥赛亚的使命意识是上帝选中的民族的意识，该民族身上应该体现出弥赛亚的精神，整个世界也将因为这个民族的存在而得到拯救。”整个俄罗斯民族坚信俄罗斯在世界上有一个神授的救赎使命。一方面，其他民族缺乏俄罗斯人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世界观，他们彼此误解、不信任，只会导致冲突，而俄罗斯民族被赋予了“理解和统一各种不同的民族性和消除它们所有的矛盾的未来使命”，能够为它们进行调和。索洛维约夫说过：“俄罗斯的道路是特殊的道路。俄罗斯是伟大的东方—西方，她是一个完整的巨大的世界，俄罗斯民族身上蕴涵着巨大的能量。”另一方面，俄罗斯人拥有“普遍的责任”，“俄罗斯民族具有世界性的慷慨”，拥有理解和同情所有其他人的能力，因此将给受苦的、分裂的人类带来一个和谐的“新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全人类性’”，“俄罗斯就是全人类，俄罗斯的使命是世界性的”。别尔嘉耶夫也说：“俄罗斯的本性中真实存在着一些西方民族不理解的某种无私的、具有牺牲精神的民族性。”“在俄罗斯，其民族性恰恰表现为它的超民族主义，它对民族主义的升华。这才是俄罗斯的特性所在，也是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奥秘所在。”
拜占庭王朝陷落后，罗马教皇将其末代公主索菲亚许配给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索菲亚佩戴“双头鹰”的皇室标记来到了俄罗斯。双头鹰最初是罗马军团的标记，后来东西罗马分裂，这一标记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所继承。拜占庭帝国曾经横跨欧亚两个大陆，因此双头鹰一头看向西方，一头望着东方，象征欧亚大陆间的统一及各民族的联合。伊凡三世在拜占庭皇室灭亡之后迎娶索非娅的行为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同拜占庭王朝末代公主之间的通婚证明了俄罗斯的君主成为了拜占庭皇室，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罗马皇室的正宗继承人；而“双头鹰”标志的到来并成为俄罗斯的标志，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将会继承拜占庭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心志，重建辉煌的历史。“因此，伊凡和索菲娅的婚姻具有政治意义，它向全世界表明，作为已经衰落的拜占庭家族的继承人的索菲娅公主已经把统治权转移到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