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的传统在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中也有体现。从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来看，军人占了相当的比重。当民族国家承受外部压力的时候，军人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压力存在的人群，因而往往会最早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声。1993年议会选举时，自由民主党的获胜在相当程度上同军方的支持分不开。根据估计，俄罗斯军方有40%～80%的选民把选票投给了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日里诺夫斯基。从表现方式上来看，当代的许多民族主义团体和组织都赞成使用武力手段，其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军国主义者，他们相信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才能获取政权，军国主义应当成为俄罗斯民族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10月11日，政党“民族前沿”的领导人伊利娅·拉扎连科在莫斯科大学做报告时发表过以下言论：“一旦我们的皮靴粉碎了俄罗斯国内的分裂主义，我们坚硬的履带就会踏遍整个欧洲……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地球上确立一种种族顺序，使每一个种族都占据自己自由的位置。具体说来，就是白种人是主人，黄种人是奴仆，黑人是奴隶，其他人都不该存在……”在对1994年12月26日的车臣事件进行评论时，政党“民族前沿”的领导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极端立场：“……如果说俄罗斯已经面临这样一种情景，我们的敌人正拿着俄罗斯的武器在射杀俄罗斯的士兵，同时又在莫斯科制造恐怖事件，那么我们要求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应该采取任何可能的极端手段来拯救俄罗斯国家和领土的完整。”
二、对抗西方，坚持爱国主义以求发展
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民族认同的意识，所谓“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为单位互相认同并以“民族”为单位结成共同体；而民族身份是一个集体性的象征概念，它包含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民族身份是对个人的民族性特点的确认，是将“我们”和“他们”加以区分的标准；只有在和“他者”的撞击和冲突中，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意识才会变得明晰和强烈。具体到俄罗斯民族，这个“他者”就是西方国家。“早在15世纪的时候，莫斯科就已经和西方开始了接触。”帝国的发展历程让俄罗斯民族获得了民族自豪感，而和西方的交锋与冲突则是激发出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自尊感。
俄罗斯和西方的渊源深厚，几乎血脉相连。俄罗斯第一个王朝留利克王朝的创始人留利克传说就是瓦良格人，而瓦良格人就是北欧的诺曼人。可以说，从俄罗斯民族形成的第一天起，他们的血液里就包含了西方的渊源。此后，弗拉基米尔大公988年引入了东正教，使俄罗斯和西欧各民族在宗教上达到了同源。拜占庭式“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制度被俄罗斯的历代沙皇继承并发挥，对后代影响深远。接受西方事物，引进西方思想和文化，是自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君主一直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西方是理想的，是梦幻般的。”确切一点说，西方并不是俄罗斯的最终目标，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要超越西方，正如彼得大帝曾说过的那样：“我们需要欧洲，但只是在100年之内，100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背朝着它了！”但是，对于西方的向往并不代表俄罗斯对西方的认同：俄罗斯在西方并没有找到“家”的归属感。“在欧洲他们被打扮成鞑靼人，在自己祖国的同胞眼中他们是出生在俄国的法兰西人”。对于俄罗斯而言，西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者”，“俄罗斯与西方”是俄罗斯知识分子300年来最热衷的论题，每个时代都有不少知识分子愿为此消耗毕生的精力。不过，西方所扮演的这个“他者”最终是要在俄罗斯民族中激发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确认其民族认同和辨析其民族身份。恰达耶夫曾经说过：“人们都说，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人类除了被称之为两方和东方的两个方向外，还有第三个方向。”“尽管我不是说爱国就会蒙蔽我们，并使我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自我尊敬，但一个俄国人至少应该知道他的价值有多大。”
（一）对抗西方：彼得大帝改革和1812年卫国战争引发的对话彼得大帝的改革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是俄国与西方的直接碰撞和对话，彼得大帝的改革给俄国注入了先进的西方技术，而进入法国的沙皇军队则是带回了西方的民主思想。这两次事件都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对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彼得大帝在同瑞典的北方大战中遭遇挫败后，痛定思痛，开始寻求国家发展的西化道路。他从荷兰等西方国家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活习惯，在俄罗斯国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欧化改革。对于他的改革，俄国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彼得一世妨碍了国家的正常发展进程，对俄罗斯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精神、习俗等产生了负面效果，他想把‘俄罗斯变成荷兰’；另一些历史学家，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则认为俄罗斯本身已经为历史进程中所需的改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彼得一世只是完成了这样一个进程。就好像索洛维约夫自己讲的那样：‘人民已经准备好踏上那条道路……他们等待着领袖的出现，于是领袖就产生了。’”“彼得改革给俄罗斯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转折，从上到下，彻彻底底地更新改变了俄罗斯社会。”俄国的“工业、贸易和财政开始同世界体制接轨。俄罗斯工业的许多指标，如技术更新、生产规模等，不仅接近，甚至有很多领域已经超过了欧洲的平均水平。”经过彼得“欧化改革”之后的俄国实力大振，最终在北方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北方战争的意义在于俄罗斯获得了通往海洋的出口和第一流的港口：里加湾、芬兰湾和彼得堡，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它最主要的外交任务。”“恰达耶夫认为彼得大帝的事业开始了俄罗斯同全人类的联结，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使得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民族主义的神话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1812年的卫国战争是彼得大帝欧化改革之后俄国与西方国家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获得巨大改变是在19世纪早期，是在同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优秀的军队进行对抗并获胜这样一种迷人的体验中获得的。”一方面，俄国军队在同拿破仑军队的作战中获得了胜利，这一点大大增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为弥赛亚精神找到了有力的依据，俄罗斯民族主义受到了进一步的鼓舞。但另一方面，西方的先进技术、西化的生活方式让远征西欧的俄罗斯军队（尤其是那些随军的青年贵族军官）惊叹和羞愧，内心的民族优越感受到了打击。精神上的优越意识和现实的落后状态很快引发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也引发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随大军远征到西欧的俄罗斯青年贵族军官亲眼目睹了西欧先进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切身感受到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思想成果：自由和民主。回国后他们开始反思造成本国落后的原因：俄罗斯帝国扩张这一“特殊的道路”并没有使广大的俄罗斯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连波兰也比不上。既然西欧已经通过先进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那么西欧的发展方式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俄罗斯是不是也应该仿效这样的道路？其实在彼得大帝开始改革后不久，就已经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俄国引进西方文明的盲目性，他们提倡要关注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罗蒙诺索夫和卡拉姆津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先驱。“只有一部分人认为彼得进行的改革是彼得对人类的贡献，其他人认为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在西方文明大举进入俄罗斯的同时，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思想论战也拉开了序幕。斯拉夫派的思想是作为西方化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形成标志着俄罗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的进化完成。斯拉夫派的思想将俄罗斯民族主义定义为俄罗斯特殊使命基础上的特殊道路：俄罗斯是一个拥有特殊使命的民族，因此应该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应该遵循本民族的传统和价值。“俄罗斯人民很早就拥有一种情感，比认知更为强烈的情感，那就是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俄罗斯将会拥有特殊的命运。”
俄罗斯与欧洲、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欧洲，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俄罗斯一直怀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相对于落后的俄罗斯而言，欧洲和西方代表了先进的技术，是俄罗斯效仿和学习的对象，“我依然热爱西方，在我身上有许多同它不可分割的情感：我的教育、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喜好、我的理智气质，甚至我的心灵归属”。“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欧洲就和俄罗斯一样珍贵；欧洲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是如此可爱和珍贵。和俄罗斯一样，欧洲也是我们的祖国。哦，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热爱俄罗斯了，但我或许更爱欧洲一些”。
但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传入对俄罗斯的传统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而也应该被俄罗斯人痛恨和唾弃。这种对西方、对欧洲“又爱又恨”的心理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基调”，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之中，这一矛盾的心理对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西方在大多数俄国人的心中代表了先进的物质文明，“欧洲拥有伟大的过去，她为人类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未来的命运将和欧洲社会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越是努力接近它，对我们自身就越有好处”；“所有美好的、富有成效的、基督教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必需的，就好像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尽管它来自欧洲”。同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将西方作为“他者”对待，认为西方是对传统的破坏和颠覆，因而表现出了排斥。“近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不是为了自身，而仅仅只是为了欧洲！”“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是同欧洲相对立的。”“西方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群魔》中的主角，它充当了破坏俄罗斯的角色……”
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认为欧洲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对它感到失望”，“俄罗斯不是欧洲”的论断也应运而生。赫尔岑说，“1848年革命之后，欧洲开始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欧洲已经开始没落” ；列昂基耶夫也认为，“欧洲正在没落，这种没落是全社会注定的命运，欧洲繁荣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不能再对它寄予更多的希望了”。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大都珍视俄罗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东正教、村社等视若珍宝，希望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能成为普适性的原则，这一趋向在现代化运动以来被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断提升。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强调对俄罗斯民族的忠诚，强调对俄罗斯祖国的认同，宣称本民族优于其他任何民族。“俄罗斯民族担负了一种真理，只有它可以并且注定要用这一真理使所有的人都复活。”“他们（欧洲）是不自由的，而我们是自由的。在欧洲，只有一个忧郁的我（俄罗斯民族）是自由的。”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导引俄国历史变迁的能量，不仅在和平时期担负着从精神上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政治使命，而且在危急时刻可以成为整合民众、对抗危机的精神源泉。
（二）爱国主义，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国内，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以反西方的面貌出现，俄罗斯自由主义者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无论是在苏联后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中，还是在叶利钦政府主导的俄罗斯激进改革中，俄罗斯的国家和社会都经历了沉重的打击，而倡导这两次变革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自然受到了全社会的诘难和指责。一直以民族主义政党身份出现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纲领中强调：“我们的外交政策观念完全不同于激进民主派的叛卖性方针，自由民主党积极进行反对北约东扩的行动。俄罗斯必须保留它在历史上具有的在欧洲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仍然是主要的反俄势力，它制定了毁灭苏联的计划，阻碍强大的俄罗斯的形成，妄图使俄罗斯依附于西方。”类似的情绪和观点在其他民族主义政党那里也有所表现，有的甚至更具激进性和极端性。以利莫诺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就认为“最好（应该说，我们早应该这样）是要消灭西方……一个也别剩”。在北约轰炸波黑时利莫诺夫说：“应该用核弹头去炸塞尔维亚人，让他们穿过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的城市去，随便是罗马还是米兰。把那些著名的博物馆和遗址炸个粉碎……
北约、联合国应该和该死的欧洲一起被消灭。”俄罗斯民族联合会的领导人巴尔卡绍夫在谈到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导致罪恶和滋生腐败的根源，他说：“我们应该禁止在谈话中使用外国的词汇，禁止播放外国的流行音乐，禁止观看西方的录像电影，禁止进口西方的货物。”反西方的观点在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那里都得到了认同，在民族主义者们看来，“西方的文明是具有攻击性的，西方的政治压力总是伴随着灵魂的奴役”，其影响力之大甚至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注意，有一份研究报告就明确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流就是反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