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世界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地缘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而俄罗斯这个民族无论从哪种方式上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一个尊严问题，因为民族为身处其中的人民提供了安全、保障、地位与威望，所以个人尊严同民族尊严息息相关：民族尊严的保障能够带来个人尊严的享有，而民族尊严的失落则带来个人尊严的缺失。因此，个人会将自己同整个民族在情感上连接起来，这种情感可能会表现得相当复杂。对于那些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国家来说，长期享受安定和财富的人民对于民族尊严的关切会表现为对于本民族成就的自豪感。对于经济落后、国力衰退的国家来说，个人关注民族的前途发展，关心本民族的安定团结，因此对于民族尊严的关切表现为一种对于本民族命运的焦虑感。而在曾经遭受过外族势力入侵和侮辱的地方，个人关注的是民族能否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绵延生存下去，因而对于民族尊严的关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屈辱感。对于当代的俄罗斯民族来说，它综合了上述三种情感，历史辉煌赋予这个民族以自豪感，现实中的落寂给这个民族带来了焦虑感，而曾经多次遭受外族入侵的记忆和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挤兑同时加强了民族的屈辱感。自豪感、焦虑感和屈辱感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出对本民族的依恋和忠诚，为民族情感提供养分和基础。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有其独特性，它是在俄罗斯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中，在西方的歧视和压力下爆发出来的，因而同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民族主义浪潮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相当大的差别。沙俄帝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是从内滋生的，主要表现为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同地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压制力量很小或基本没有。俄罗斯国家在推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时候并没有遭遇到过多的阻力和抵抗，因而俄罗斯民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主体民族推行的一种强势民族主义。而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其兴盛的动力不仅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的外部压力。苏联解体激发并鼓舞了俄罗斯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获取更多的主权，甚至有部分少数民族提出脱离联邦，自建主权国家的要求，俄罗斯联邦面临着进一步解体的威胁。同时，国外势力的渗透也进一步加强了局面的复杂性。西方国家采用各种方式支持和扶植俄罗斯国内的反政府势力，甚至公开对一些分离分立势力表示同情和支持。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激发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壮大，其理念表现在俄罗斯如何应对西方文明、如何找寻传统文化、如何确立发展方向、如何探索国家命运等问题的思考和应对之上。国家和政府对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微妙。一方面，民族主义是当代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思潮，不但可以统一全体民众的认识，凝聚国民力量，而且可以对抗西方势力，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和政府对其自然是青睐有加。但与此同时，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较之前大大增强，如果过度推行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必伤害少数民族的情感，破坏民族团结，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因此，国家和政府对其的态度又显得相当谨慎，并没有直接正面大范围地加以推广。
第一节 影响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
上个世纪末，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在俄罗斯的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东方化、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的思想领域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和对话。这一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和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方位改革方案分不开的。在1988年开始的政治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思想文化中的“公开性”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标志着苏联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专制时代的结束。但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改革使各种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飞速传播：对斯大林全盘否定，对十月革命进行指责和谩骂，对列宁主义加以诋毁，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联盟不遗余力地攻击和丑化等开始成为社会的时尚，而宣传共产主义理想，颂扬社会主义功绩的学者则受到了舆论的指责和讥讽。1991年，伴随着叶利钦的实际掌权，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政治改革直接引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全方位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苏联政府近70年来一直推行的全民道德理念、信仰意念在转瞬之间土崩瓦解，社会思想领域中共产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而以共产主义对立面出现的西方自由主义此时得到了俄罗斯高层及民众的青睐，“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最时髦的词句，很快在俄罗斯国内扩展开来。
这当然同俄罗斯民族悠久的“西化心理”不可分。就好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作家的日记》中阐释过的那样：“欧洲，哦，欧洲是一个多么神奇和神圣的事物啊！知道吗，对于你们这些厌恶欧洲的人来说，欧洲仅仅只是欧洲而已，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欧洲是如此珍贵，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神圣奇迹’的国度。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是多么珍惜这些‘奇迹’，热爱并且尊敬这些‘奇迹’，远超过我们对于那些伟大的种族、其创造的崇高和美好事物的兄弟般的情谊。你们是不会知道的，为了这些国家的命运，我们是怎样流泪哭泣、伤心欲绝的。”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倾慕和崇尚在新俄罗斯联邦成立前和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俄罗斯联邦成立后，俄罗斯亲西方的政治家，以盖达尔为代表，在俄罗斯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开始了大规模的自由化改革。但是，西方模式在俄罗斯国内显得“水土不服”，对于改变俄罗斯的现状基本无能为力。
现实的实践使得俄罗斯社会开始对自由化思潮渐渐冷却，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思潮，对俄罗斯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主要有自由主义思潮、新欧亚主义思潮、左翼社会主义思潮、新斯拉夫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等等。俄罗斯国内各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建议和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一方面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1996年，在叶利钦的授意下针对‘俄罗斯民族思想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收集意见……这反映了现实的状况：俄罗斯缺乏民族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时期各种思潮在俄罗斯国内风起云涌并且各有支持者的局面其实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从思想到心理都对政府仓促进行的社会变革准备不足，此刻出现的社会思潮“百花齐放”的局面其实是社会针对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属性和文明属性展开的又一次大规模辩论，是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宗教、传统和民族性格等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交融和对话也是一种特殊的“全民总动员”，它在全社会范围内为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苏提供了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
一、自由主义思潮
有关俄罗斯的文明归属问题是几百年来俄罗斯国内一直都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国内的大西洋欧洲主义起源于历史上的西方派，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从历史发源、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上来看，俄罗斯民族从来都属于欧洲民族，俄罗斯国家从来都属于欧洲国家。“俄罗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欧洲国家。”尽管“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东西方之间降下的铁幕一度割断了俄罗斯和欧洲乃至和西方的联系，但从本质上来讲，俄罗斯依然是欧洲大家庭中的成员。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欧洲文明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发展最为成功的文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更多地表现为“劣势”而不是“优势”。因此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就是美国和欧洲，向西方学习是俄罗斯民族一直心向往之的发展途径。
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初掌握政权的民主改革派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价值取向以个人自由为中心，坚持个人主义，反对暴力，反对集权，反对各种形式的强制干预思想。另外，自由主义的思想最初进入俄罗斯时是被当成对抗苏共的思想武器的，因此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性和目的性：希望通过实行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以“摆脱社会主义”。出于这样的考虑，自由主义者认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地变革，不但可以使俄罗斯重新融入西方“文明的大家庭”，还可以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发展和前途。20世纪90年代初，以盖达尔、丘拜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俄罗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他们希望在政治领域完成从集权到民主的转变，走出苏维埃专制集权的死胡同；在经济领域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坚持市场万能，反对国家的任何干预行为，实行价格完全自由化；所有制方面完成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改革，达到经济“世界主义”。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进行改革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振兴俄罗斯，发展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改革的目的之中也包含了向西方世界“示好”的意味，他们认为只要俄罗斯主动表示有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意愿，西方国家必然会对处于困境的俄罗斯施以援手。卢金就说过：“西方应该帮助俄国，其原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帮助德国、日本及其他国家是一样的：扩大对西方友好的民主共同体。”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也说：“过去美国显示出其有为了重大的战略目标而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的能力。现在是美国显示这一能力以培育由冷战向安全的民主和平的转变。”
从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国家成立到1993年12月之前，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大西洋欧洲主义在俄罗斯国内一直占有优势地位，除了在一些学者和政党中拥有相当高的支持率外，老百姓对于自由主义也有很高的期望值和认同感，国内民众对于执政政府和政党的高支持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包括西方学者对此也表示了赞同，“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国内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反美的情绪，但很快美好的期望变成了怀疑、失望和猜疑。这种情绪现在变得更加明显：俄罗斯和美国的政治利益不同，在现实中少有吻合的时候”。但是，“休克疗法”的破产彻底打破了俄罗斯人的幻想，从领导层到老百姓，大家都逐渐冷静下来，对欧洲化的道路开始了反思。1993年12月开始的杜马选举中，以盖达尔为首的持典型自由主义立场的“俄罗斯选择”党只获得了15%的支持率，同之前相比下降了将近40%；而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却获得了23%的选票。此后，随着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带给俄罗斯社会的余震不断，自由主义的思潮于1994年开始衰弱，那种曾经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再出现。对于老百姓而言，自身生活水平的高低是最实际的。如果说为了获得“民主”和“自由”必须放弃昔日的“稳定”和“温饱”，那就得不偿失。早在19世纪的时候，米哈伊洛夫斯基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论断：“反对以社会公正、人民利益的名义去争取自由。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对于已经品尝过人类之树、明辨善恶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政治自由、心灵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思想交流自由等更具诱惑力的了。我们当然渴望这些自由，但是如果与这些自由相联系的权力递给我们的不是芬芳的花朵，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样的公正和自由。”改革扩大了俄罗斯民众的民主权利，提高了社会的自由度，但却恶化了人民的生活，破坏了社会的安定。
国家政府朝令夕改，政党之间斗争不断，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社会犯罪甚嚣尘上，最主要的是，国家经济在这场变革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对此丘拜斯曾有过著名的评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好像把骆驼拖过针眼”。老百姓是这场变革的直接受害者，根据一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经济的恶化，俄罗斯的失业人口激增。1991年6日，俄罗斯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为1.61万人，到1995年的时候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560万，1996年的时候则又增加到660万。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俄罗斯社会的贫困化指数也迅速提高。1991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人口约为610万，约占总人口的4.1%；1992年增加到5 020万人，占33.5%；1993年为4 690万人，占31.5%；1994年为3 620万人，占24.4%；1995年为3 360万人，占25.9%。私有化的改革给90%的居民带来了各方面的损失，使将近60%的居民处在贫困线的边缘。难怪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会发出感慨：“我们要把战胜贫困作为一项坚决的、长期的工作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