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白话容斋随笔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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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天下杂谈(2)

更衣

雅志堂后面的小室,叫作“更衣”,是亲戚、宾客临时休息的地方。

我的小儿子数次问我这个词语的来由,我就摘录了班固的《汉书·灌夫传》中的句子拿给他看。此传中说:“坐乃起更衣。”颜师古注释道:“更,是改的意思,但凡坐久了的人都要起身换衣服,因为期间天气有可能变热或者变冷。”“田延年起,至更衣。”颜师古注释道:“古时宴请宾客肯定会有换衣服的地方。”《卫皇后》中说:“皇帝起身更衣,子夫在旁边服侍,为皇上穿上衣。”

因此,“更衣”一次的原意是以前大户人家的宾客临时休息和换衣服的地方。

洗儿果钱

自从宋高宗皇帝在钱塘(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以来,皇子在王府内无论生了男孩或者女孩,皇亲国戚、三衙的长官、浙江的漕司官员、知临安府、都要献上贺礼。皇子自然会致谢,除了金币之外,还有洗儿钱果,动不动就会赠送数十盆,有时甚至会更多。这些洗儿钱果巧夺天工,异常珍贵。假如将金币和洗儿钱果加起来计算,所用费用真的不可胜数。但不知道这种惯例源自何时?

刘原甫在仁宗嘉祐年间,曾上《论无敌疏决》说:“一般都认为皇上生了皇女,设此大庆典,这恐怕不是皇上应该承袭的庆典啊!我又听说在庆典时造了很多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币。又铸造金银成花果形状,赐给臣下,从宰相到台谏,都能得到这种赏赐。无益的费用,无名的赏赐,大概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假如想以此来夸示皇家奢侈华丽,在世俗之人面前还可以。但以此来引导人们节俭,就不行了。宰相、台谏应以道德来辅助皇上,为什么自己无功受赏,而没有一言上奏奉劝朝廷不要如此破费呢?臣希望皇上要恭行节俭的政策,以答谢上天的眷顾,不应该再施行那些姑息之恩,来损害国家的政体。”

刘公的论述真是太正确了,所言一针见血击中时弊。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铭时,没有记载此事。我在撰国史时,由于不知此事,也没有把此事写入他的传记中,谨记于此。

另外,唐人韩偓撰写的《金銮密记》中谈道:“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皇帝的銮驾在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后妃生下了一位公主,唐昭宗三天后就赐予臣下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铤子。”唐昭宗在颠沛流离之中重视这种礼仪,朝廷之中尽然没有人上言劝止,这可能是在宫廷内形成了一种习俗,想突然改掉,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韩同姓

有关何与韩是同姓,我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依据,后来阅读《史记·周本纪》,应劭说:“《氏姓注》中说,何姓源自于韩姓。”邓名世在《姓氏书辩证》说:“何姓来自姬姓,由于持有韩原(陕西省韩城东南)地区的采邑俸禄,因此称为韩姓。韩王建被秦国灭掉之后,他的子孙分布在陈、楚居住。长江和淮水之间的部分地区将‘韩’读作‘何’,随着读音的相近,韩姓逐渐演变成何姓了,但是无法详尽地说明它的出处。”韩王中失掉韩国的是韩安,而这里说的是“建”,建是齐王的名字,大概是邓名世写错了。

后来我读到孙愐写的《唐韵》,里面有这样记载:“韩国灭亡后,子孙散布于江、淮之间,江淮人把韩读成何,字随着读音变化,韩姓就变成了何姓。”由此可见,邓名世的“韩何同姓”之说,来自这一说法。

唐曹因墓铭

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信州上饶(今江西上饶)尉陈庄,挖出了一块唐代的石碑,细心看碑文,原来是一位妇女为丈夫作的墓志铭。碑文如下:

我的丈夫姓曹名因,字鄙夫,祖上世世代代都是鄱阳人。我丈夫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唐高祖一朝做官,唯独我丈夫三次考进士,都榜上无名,后来干脆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以礼仪管束全家,成为山野逸士。后来丈夫死在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的路上,朝廷的公卿世交和乡邻乡亲们知道这一噩耗后,都感到悲恸与遗憾,而我却不这么想。我对婆母说:“咱家有良田,足以填饱肚子;咱屋里有夫君留下的文章,足以教导子女成人。人在天地间生活,在阴、阳间转换,生死散聚,这就是世界的特征,有什么可忧可喜的呢?”我姓周,是夫君的结发之妻。跟随夫君生活八年,非常恩爱。今天夫君撒手西归,我给他赠一铭文:“活着是天意,死了也是天意。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唐朝时期,上饶本来属于饶州管辖,治所在鄱阳(今江西波阳),后来信州从饶州分离出来。所以,碑文中说的曹因世世代代居住在鄱阳(古时常以州之治所指代该州)。一个妇道人家,可以写出这样俊逸的奇文,真是不多见啊!这样的奇女子,如果不能名垂后世,真是惋惜。所以,我就将这块碑文记录下来,希望可以流传后世。

双生以前为兄

东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十月怀胎,顺利产下两个男婴,两个小家伙虎头虎脑,显得十分可爱。全家人非常高兴,开心之余,一家人却为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是弟弟犯起了愁。有一天,全家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众说纷纭,畅所欲言,热闹非凡。

有一个人抢先发言,说:“从古至今,先出生的理所应当是哥哥,生在后面的自然就是弟弟。”

另外一个人摇了摇头,坚决表示反对,说:“从古至今,一直有上下尊卑之分,上为尊,下为卑。两位兄弟还在娘肚里时,同样也有上下位置之分。位居上面的应当是哥哥,位居下面的应当是弟弟。根据这个常理来推理,位居下面的应当早出生,所以,我认为早出生者应该是弟弟!”

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大将军霍光眼睛陡然一亮,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商朝时大王祖甲的妻子一次也生下两个儿子。第一个王子取名嚣,第二个王子取名良。祖甲的妻子是先生下王子嚣后,隔一天才生下良的,祖甲就把王子嚣当作哥哥,把王子良当作弟弟。如果按居上者为哥哥,居下者为弟弟的说法,王子良就该叫王子嚣的哥哥了。咱们今天也应当按照殷王祖甲的做法,把先生的当作哥哥,把后生的当作弟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古人对古代遗制都十分重视,没有人再对霍光的看法提出反对意见。

古时候许国君主许庄公的妻子生了双胞胎,是两个女儿,一个取名叫妖,一个取名叫茂,古时楚国的大夫唐勒也生过双胞胎,一个男孩取名叫正夫,一个女孩取名叫琼华。这两对双胞胎,都是以先出生的为老大,后出生为老小的标准进行排列。郑昌时与文长倩的妻子,各生过双胞胎男孩,滕公的妻子生过双胞胎女孩,李黎的妻子生过一男一女的双胞胎,都是以先出生的为老大。

上面的这些事情,都记载于晋代葛洪的著作《西京杂记》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双胞胎以先出生为老大的惯例,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

女子夜绩

《汉书·食货志》记载:“到了冬天的季节,老百姓整天都蜗居在家里,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在晚上从事纺织。就这样,妇女们在一个月之中可以做四十五天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一个月的三十天里,每天纺织到半夜,两个半夜的时间相当于一个白天,这样加起来就是四十五天了。妇女们之所以聚在一起纺织,一方面是为了节省蜡烛,另一方面是为了互相切磋纺织技术。

《战国策》记载,甘茂逃出秦国,到了关中地区,遇见了苏代,就对苏代说:“江上的一个贫家女子和富家女子一起织布,自己没有灯烛,一起织布的富家女子们在一起商量,想赶走她。贫家女子说:‘我因为没有灯,所以常常先到,然后打扫房屋,铺设坐席,你们何必吝啬照在四周墙壁上的余光呢?希望你们可以把多余的光亮赐给我。’”可见,夏、商、周三个朝代,民风淳厚、生活简朴、人民勤劳。不仅仅妇女这样,男子也是一样。

《诗经·豳风》中有“昼尔于茅,宵尔索绹”的诗句,说的就是在白天男子们上山砍茅草,晚上将茅草拧搓成绳子,等待季节到来时再使用。夜里是白天的延续,它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啊!

唐诸生束修

唐朝的法典《唐六典》中有明确规定:“国子学的学生刚刚入学时,必须要准备一筐成捆的绢帛、一壶酒、一案干肉,送给老师,这些礼物称作‘束修’。新生入学后,还要在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处举行礼仪,都要根据国子学的规定实施。另外,学习经书的学生,在闲暇的时间,就让他们学习隶书,还有《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每旬开始的前一天,要对学生学习的知识进行考核。”

从上面的规定可知,唐朝的士大夫之所以多数都擅长书法,是因为他们在学校学习期间,经常练习的结果。其中,学习《说文》、《字林》、《三苍》、《尔雅》这几种书,不但人事部门用人时把考试书法的优劣作为成绩,而且也能让学生知道每个字的结构和含义。

学生向老师赠送束修,已如上言。另据《开元礼》记载,皇帝的子孙也有向老师敬献束修的礼节。条令规定皇子的礼物是:成捆的绢帛需要一筐五匹,酒需要一壶二斗,干肉需要一案三艇。行礼的时候,皇子穿上学生的专用服装,到学校门外,将三件礼物放在西南方向,然后慢慢说:“我在向先生求学,不知道能否进来拜见老师?”老师准许之后,拿束修的人将筐交到皇子手上,皇子双膝下跪,向束修行礼。跪拜三次后,皇子向后退,老师回敬三次。老师回敬完之后,皇子继续跪着拿起束修筐,献给老师。老师接过束修筐后,皇子再次行礼,然后才可以退出来。这种向老师送礼的行为,看似有行贿的嫌疑,其实是对老师的尊重,州县学生初次入学之时也是如此。

朋友之义

人生在世,朋友之间的义气最为重要。假如说普天之下除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赞美的,那也肯定是朋友间的友谊。上到帝王将相,下至平民,想要大有作为,快快乐乐地过好一生,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往往难以成功。翻开“五经”经典,我们从中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事例。

《诗经》里说:“如果社会上人人都追名逐利,变成市侩小人,那么朋友之义就会被冷落在一边,社会就不会有多大进步。”《中庸》、《孟子》中认为:如果不依靠朋友,一个人就没有上进的可能和机会。“相信忠诚的朋友”被圣人孔子作为自己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处世信条。孔门的杰出弟子子路立志要“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享”,决心与朋友同甘共苦。曾参也表示对朋友就要以诚恳信任的态度相互对待,避免互相猜疑、误解对方。《周礼》讲到了为人处世的仁、义、礼等所谓六行,第五叫作“任”,指的就是对朋友充分信赖和依靠。汉唐以来,很多有名的人物在交往中,互相信赖,义气深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令人无比敬慕。

唐代文学家元稹与白居易,柳宗元与刘禹锡,他们身处盛世的时候拥有高远的政治抱负和超群的文学素养。元白之间、刘柳之间都是因为富国强民的志向而走到一起,又在吟诗酬答之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们之间,一人的成就之中就凝聚着另一个人的汗水,一人的政治主张常与另一个人的不谋而合。他们不论身在逆境或是官运亨通,始终患难与共,生死贵贱都无法更改他们高贵的友谊。

本朝的前一百多年之中,这种风尚还一直存在,可是现在都消失了。

人生五计

朱新仲常常说:“人生在天地之间,寿命的长短都是不一样的。以七十为准:十岁的时候还是儿童,整天围绕在父母膝下,由父母照料衣食寒暖,任何事情全都都靠父母安排,自己只等着长大成人,这叫作生计;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大丈夫了,这时候骨骼健壮,踌躇满志,开始进入名利场,以求金榜题名,光耀门庭。这就好比是千里马虽然屈服槽枥,但心却想着一日千里,纵情奔驰于天地之间,这叫作身计;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日夜呕心沥血,以求趋利避害,整日企望达官显贵,财源广进,门第旺盛,子孙绕膝,这叫作家计;年近五十的时候,心力怠倦,俯仰天地间,自己的才智谋略都已经施展完了,生命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偏向西山,青春就如白驹过隙,有去无回。这时候应该淡泊名利,藏起开路刀,像蚕作茧一样全力去建设安乐窝,这叫作老计;六十之后,人生已经过了一甲子,生命就像天空中的太阳临近西山,眨眼的工夫就有可能降落下去,这时候要注重修身养性,一定要做到身心安泰,含笑入地,这叫作死计。”

朱新仲先生每次把他的人生五计讲给人听时,听者的情绪都在不断地变化。讲到身计,听者喜笑颜开;讲到家计,听者欣喜若狂;讲到老计,听者沉默不语;讲到死计,听者则哈哈大笑,并对朱新仲说:“你的五计太笨拙了。”笑话他的人多了,朱新仲自己也对五计产生了怀疑,自言自语地说:“难道人们都讳老忌死吗?”

我在为南华长老作《大死庵记》时,才知道朱新仲上述妙计。我的年龄已过了七十,走向八十,应当把这妙计写在腰带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