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白话容斋随笔精选
19989200000036

第36章 文坛轶事(2)

这位莫愁的确是一个善于唱歌的女子。《唐书·乐志》记载说:“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金陵别名石头城,又名石首城,但并不叫石城。周邦彦把莫愁说成是金陵女子,大约是以为“石城”是“石头城”的简称,其实是大错特错。石城并不是石头城,它在郢州(今湖北武昌)以西的钟祥,现在那里还有莫愁村。当地人传言,莫愁是个美丽的渔家女孩,歌唱得特别好。人们羡慕她的美貌,就请当时著名的画师为她花了很多画像;喜爱她那甜美的歌声,就学着她与她一起歌唱,歌名就叫莫愁歌。她的画像传到全国各地,她的歌声唱遍五湖四海。后人为了纪念她,就有了“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的句子。没想到年代久远,一人颠倒错位,石城和石头城竟然成了同一个地方,把石头城叫成了石城,金陵人是不会反对的,况且“石城”这一名称给金陵带来了这样一位讨喜可心的女子了呢?

现在将金陵当作石城的只有少数人,谁能料想后世会如何呢?石城和石头城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莫愁的故乡却被从郢州钟祥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金陵。莫愁九泉之下如果知道,不知有何感受?说不定她会因此而忧心呢。

书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今湖北江陵)时,珍藏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但是在梁灭亡前夕,将所有藏书全部焚毁。隋朝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唐军攻伐王世充时,在东都洛阳缴获了这些图书,谁料摇橹渡黄河时,大船翻了,全部沉没在砥柱(今河南陕县东北黄河中央)一带。唐贞观、开元年间,募集善于写作的博学之士整理图书,在长安和洛阳收集图书。安史之乱发生后,这些图书一本都没留下,全部被烧毁了。唐代宗、文宗时,重新下令搜集图书,把搜集来的书分藏在十二个书库中。经唐末黄巢之乱,幸存者极少。唐昭宗时,又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图书,等到迁到洛阳后,所有图书又荡然无存。今入阅读汉、隋、唐的《经籍·艺文志》,没有不为图书的厄运感到茫然叹息的。

晁以道记载本朝宰相王文康最初辅佐周世宗的历史时,还参考了唐代的许多旧书,现在他的子孙也不知图书在哪里了?李文正收藏了许多图书,而且还开设学馆召纳了一批学士大夫,还允许这些学子下马后不必拜见主人,可直接进学馆读书。并且每天还给他们提供粮食和肉等较好的伙食,有利于他们共享。这在当时名噪远近,而今他家只有断墙残垣数间,所藏图书也不知哪里去了。北宋时宋宣献家所藏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两家所藏图书,其藏书之丰富大概连官府也难相比。宋哲宗元符年间,一场大火将其焚烧殆尽。晁以道自称他家五代藏书,虽不敢与宋绶匹敌,而校勘的书籍的确却不输于宋家。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冬天,也因为火灾付之东流。还有住在庐山北边的刘壮舆家,自其祖父刘凝之以来,留给子孙的遗物只有图书,他家藏书非常丰富,但如今在庐山已经听不到有刘家的人,他家的藏书何以也无迹可寻。由此看来,从古至今,命运对图书也是十分吝啬啊!

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等地朝廷所藏的书,被靖康之乱冲刷后幸运地留存下来的,全部都搜聚到了金国,保存在秘书省,才有幸得以留存。

四六名对

提到四六对偶的诗句,在文人骚客之中算不上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但是上至朝廷下达的令文、诏册,下至缙绅士大夫之间往来传送的书信、祝词,却处处都用得到。有的文辞对偶十分精妙,读起来激昂顿挫,脍炙人口,令人百读不厌。

下面就收集一些前代及本朝文人所写的构思精良的四六名对十多联,以供对此有兴趣的人赏析。

唐人王元之写的《李靖平突厥露布》,当叙述到突厥首领颉利战败投降后又趁机叛乱之时,写道:“井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韝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

这里的“井”意为陷阱,“韝”是指套袖。寓意颉利就如饿虎和饥鹰相同,必定有叛变之意。他的另外一篇文章《蕲州谢上表》中说:“宣室鬼神之间,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这里的“宣室”是指汉代未央宫内的宣室,汉文帝曾经在这里召见贾谊,询问鬼神之说。

本朝的范仲淹年幼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朱某,范仲淹曾经姓朱,后来才改为本姓,他因此作了一首诗:“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此处前一句是指战国时为国人范雎遭受迫害后,易名张禄逃到秦国的故事;后一句是指春秋时越过大夫范蠡辅助越王消灭吴国后,化名陶朱公游历经商的故事。两人都姓范,后又都因事改姓。

本朝仕于神宗时的邓润甫曾作《贵妃制》,说:“关雎之得淑女,无险波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此处的《关雎》和《鸡鸣》都是《诗经》中的一篇。前一句冠于《诗经》之首,内容是说君子追求淑女并非有歪斜的念头;后者内容是说君子希望有贤妻相伴左右,以便相互监督。

宋哲宗绍圣年间,百官为了请求皇上进正殿处理朝政,联合上了一个《百僚请御正殿表》,表中说:“皇矣上天,必临下而观四方;大哉乾元,当统天而始万物。”第二句中的“乾元”也是指上天,均借喻皇帝。

苏东坡曾写过一篇《坤成节疏》,赞美皇后。疏中说:“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

“坤元”写“乾元”相对,指大地,这里借喻母后。皇室遇丧事,苏东坡写《慰国哀表》安慰说:“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

“泫”,指流泪的样子。当他接到皇帝赐的带马时,又上《谢赐带马表》说:“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这里“匪”与“非”同意。

王履道(王安中)是徽宗时最工于四六诗文的一个人,他的《大燕乐语》中有一对四六是:“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

翟公巽(翟汝文)也是徽宗时人,他的为朝廷绥怀外邦及少数民族而写的《外国王加恩制》中有一四六诗文是:“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赍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知越州时,适遇年荒。他未经中央同意而擅自发放仓库里的粮食救济灾民,受到降官的处罚。他因此上了一个谢表,表中说:“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以此来表达自己为了救活百姓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孙仲益(孙觌)留下来的不少四六对子也很精彩。他虽然在南宋初阿谀奸臣而陷害忠良李纲、岳飞,但善于作诗文。如他自中书舍人知和州时(今安徽知县),到了和州地界,当地官员却拒绝他入内,他便以诗文答当地官员说:“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

后来,邻郡的郡守没有及时送发上供的钱粮,上司命令孙觌审察,孙觌敷衍塞责,使邻郡守免了一场灾祸。邻郡守感恩戴德,专门派人送一书启表示感谢。孙觌则回答说:“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这是引用了春秋时期的两个典故。前一句指楚国没有及时向周天子上供包茅,周天子便令诸侯兴师伐楚,但终不能制;后一句指虞、虢两小国唇齿相依,必须互相帮助。

北宋末年,安徽宗和钦宗被金兵俘虏北去,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幸免于难,被拥为皇帝。汪彦章为之作《靖康册康王文》,文中有:“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通过这种历史典故的精彩对比,表达了高宗中兴大宋指日可待,就像光武帝兴汉和重耳兴晋一样。金兵占开封后,俘虏了诸位大臣,欲灭宋而立其中一位为皇帝,宋齐愈等人即向金推荐张邦昌。金兵退后,这帮降臣又回到宋高宗这边,接受惩罚。汪彦章又起草责词说:“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说:“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

这也引用了两个历史典故。前一句是指汉代元凤年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木重生,于是精通《春秋》五行说的眭弘(字孟)就推断说:“将会有出身民间的人当天子。”结果被揭发蛊惑人心而被杀害。后一句是指东晋大将桓温专揽政权,受赐“九锡”之物,篡权。袁宏投奔桓温,为他撰写文章。这都借此比喻那些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宋朝大臣。处罚张邦昌之时,他又作词说:“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寓意虽然张邦昌是无奈之下当的君王,但也是不可以原谅的。

宋徽宗时,杨政被任命为太尉。汤岐公为他写任官制时说:“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

这是借汉代著名大族“弘农杨氏”子孙四代(即杨震、秉、赐、彪)为太尉和唐代看重太尉这一官职,二百年才有七个人入选的故事,以此来映衬杨政选任太尉的无上荣光。言辞和所用例子非常精准得当。

孝宗乾道四年(1166年),蒋芾(字子礼)当右相。王调为此写了一篇恭贺启给他以表祝贺,启中有:“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

“黄阁”就是指宰相府,由于宰相府大门刷成黄色以和天子朱门区别开来而得名;“妙年”是指少壮之年;“旧儒”是指博闻强识之士;“左辖”是指左相,即有蒋芾当右相,就不担心左相缺人了。这是引用了杜甫的诗:“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和“左辖频虚佐,今年得旧儒”,用在此处也是十分恰当。

沈庆之曹景宗诗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有一次大摆宴席,宴请群臣。酒酣耳热的时候,孝武帝就命令群臣吟诗助兴。这对于那些时常舞词弄札的文人墨客算不上什么,可是对于那些胸无点墨的大臣而言,就难为他们了。

其中有一位名叫沈庆之的大臣,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也从来没有写过字,轮到他作诗时,他推辞说自己不认字不会赋诗。但是皇上趁着酒兴,一个劲儿地催他作诗。沈庆之无奈之下就硬着头皮对皇上说:“那臣就献丑了。但是我不识字,请皇上让我口授,让颜师伯执笔记录怎么样?”于是皇上就下令让颜师伯执笔记录。沈庆之口授说:“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皇上听后,龙颜大悦,连称好。在座的群臣,也都纷纷称赞他写的这首诗不仅词好,而且意美。

南朝梁曹景宗发兵与北魏军队作战,大获全胜,凯旋。梁武帝特设盛宴祝贺,并命文武群臣赋诗对句助兴。先让沈约提出赋诗时所用的韵,赋诗的人必须按照自己的韵去作诗。曹景宗没有得到分给他的韵字,不能赋诗,心中很不高兴。于是,就请求武帝允许他赋诗。武帝见此情景,就劝他说:“爱卿武艺超人,人才英俊,何必为一首诗而计较呢?”这时候,曹景宗正在兴头上,饮酒已有几分醉意,连声请求武帝允许他赋诗。原先拟定的韵字,只剩竞、病两个字了。景宗听后,立即操笔疾书诗一首。诗中说:“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武帝看后,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沈约及参与赋诗的文武大臣亦为此赞叹了一整天。

我觉得沈庆之、曹景宗不一定能写那样的好诗,疑心是后来的一些多事的人杜撰的,可是两首诗恰好可以做一个绝妙的对子。“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如果单单用后两句作对子,自然对仗得当。

陶渊明

陶渊明身处社会动荡不安的东晋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清正廉明,生活朴素,文学造诣颇高。他为人高尚、简洁、娴雅、朴素,在整个晋、宋时代无人能比。他留下的作品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

生活窘迫时粮缸里往往没有储备一点粮食,锅碗往往空无用处;天气寒冷时仍穿着用绳结穿连、打着补丁的短衣,脚上穿着自己织的草鞋;居室是空荡荡的,连一件像样的生活用品都没有,房屋不能遮风、挡雨、防晒。穷困和简朴的状况可谓到了极点。

在他的家书《与子俨等疏》里他感叹道:“屋里能有几根萝卜吃该多好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孙:“你们兄弟几个,虽然不是同时而生,但应该常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准则要求自己,这是人生的大义。古人管仲、鲍叔作为患难与共的异姓朋友,尚且能同甘共苦,你们作为同胞兄弟,更应该有过人之才对呀!”在《责子》诗里有这样一句话“雍、端年十三。”他的这两个孩子可能是异母所生吧,陶渊明的谆谆教诲也一定是对他们几个人所说的。

陶渊明曾官居彭泽令,根据东晋朝廷的规定,每个地方官都可以分到一定的公田,来补给俸禄不足造成官员生活的拮据。陶渊明喜欢喝酒,准备在公田里面全部耕种粳稻以酿酒自用,并且对周围的人说:“我可以时常有酒喝就心满意足了。”考虑到生活问题,他的妻子执意要再分出一部分来种高粱。于是陶渊明才决定在二顷五十亩地里除了种粳稻,另外拨出五十亩地耕种高粱。他们和手下的人辛勤劳作,盼望能有个大丰收,可是从秋天播种到冬天,才八十天,还未等到庄稼收获,他就请求辞官,过上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归隐生活。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种植的粮食颗粒未收,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