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该说不说：把不利的话憋回去
说话者都希望自己成功，因此，都会本能地尽量避免使用带有负面性或者否定性含义的词语，尽可能不使用引起对方戒备的话语。
人们的潜意识里又常常有一种被害者意识，即老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会受到不利的对待，这种意识显然是否定的、负面的。但通常这种意识并不表现为明显的对话，而是作为一种恐惧、担心、紧张不安的心情表现出来。
这种负面的意识传递给对方，往往会使对方产生怀疑，以至于将心理封闭起来，使进一步的沟通变得困难。所以，不要把担心和急切的负面意识暴露给对方。
常见的导致话语不投机的状况大致有下列几种：
①急于求成、催促对方的话；
②猜疑对方身份、权力的话；
③推委责任的话；
④让人情绪低落的话：
⑤责备对方的话；
⑥惟利是图的话，充满铜臭的话。
设想一下，如果你面对的登门请托者老是说这些生硬的、令人丧气的话，对他产生怀疑是自然的，甚至还会产生反感，与他继续交谈的兴趣就会消失，更不用说帮他的忙了。所以，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说话中做到不该说时不说，不该说的不说。
（3）避重就轻：不要将话柄授给别人
避重就轻的说话方式是我们在回避敏感性问题时的有效技巧。它不对问题指向的事物作出全面的、正面的评价，而是将对方的提问进行分解或转化，只挑其中无关紧要的部分给予回答，或者只对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加以论说，而不触及问题指向的重心，以避开对方的锋芒。
巩俐在扮演电影《红高粱》的女主角一炮打响以后，引起世人的注意。当《红高粱》在香港第一次放映时，有位香港记者在采访她的时候，问：“你对自己的相貌如何评价广要让巩俐自己评价自己的相貌，巩俐的确有点为难，不管她回答自己的外貌漂亮还是不漂亮，都有可能引起麻烦，把自己推入难堪的泥潭。。”这时巩俐灵机一动，指着自己的小虎牙笑着说：“我觉得我的牙齿很漂亮，因为它整齐而与众不同嘛。”
作为一个誉满四海的公众人物，巩俐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媒体大肆炒作，特别是有关相貌的评价，更是容易引起人们的议论。因此，巩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意避重就轻不评价自己整体的外表形象，而只抓住“牙齿”这个部分作答。这个聪明的应对不会给别人留下什么话柄，使她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4）寓庄于谐：诙谐能使人保住面子
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对方有关严肃话题的提问往往能在顷刻间使众人把注意力聚集在我方身上，给我方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若故意作出有违常规的回答，将严肃的问题转为幽默与诙谐，就能在笑声中避开回答可能造成的尴尬。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前苏联。有一次在苏联机场，飞机正准备起飞，一个引擎却突然失灵。当时送行的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十分着急、恼火。在外国政界要人面前出现这种事是很丢面子的。他指着一旁站立的民航局长问尼克松总统：“我应该怎么处分他？”这等于说是给尼克松出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尼克松答得不妙，苏联人也可能借机让尼克松出点丑。“提升他。”尼克松很轻松地说，“因为在地面上发生故障总比在空中发生故障好。”尼克松的话一出，大家都笑了。巧妙得体地回答既保全了面子，又消除了尴尬。
（5）解铃系铃：要想解铃就别放过系铃人
如果能反被动为主动，让对方代替自己回答问题，可以说是语言交际中的较高境界了。运用“解铃系铃”法就能做到这一点。“解铃系铃”法的原理是，将对方的问题暂放一边，自己针对对方的提问，举出一个类似的事物，进行反提问，请对方说出其中的道理，然后回到最初的问题上，说明对方的观点正是问题的答案。一个回合下来，对方这个“系铃人”在自己的诱导下不知不觉又成了“解铃人”，使我方得以轻松地摆脱困境。
四川泸州某养殖场向贵州某孵化厂订购一批良种鸭子，双方议定价格后签定了合同。合同规定：由卖方代办运输，货到后如数付款。不料卖方在运货中管理不善，致使这批鸭子在中途死去几千只。由于合同上未提及损耗之事，卖方便借机要买方报损，死鸭活鸭一块儿如数付款。买方经办人自然不依，说：“我们是养殖场，不是烤鸭店，死鸭子怎能要活鸭子钱？”
卖方说：“合同上不是说货到如数付款吗？难道死鸭仔不是鸭子？”这么一问，倒把买方说话人问僵了，一时没了词。正在这时，该养殖场场长走了过来，笑着朝着卖方那位说话人说：“哎，同志，请问你家几口人？”
“五口。”对方脱口答道。
“哪五口？”广场长又问了一句。
“一老母，夫妻俩，俩孩子。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父亲，祖父母呢？”
“早死了。”
“难道他们就不是你家中的人了吗？”
“晤？……”对方一听，自知理亏，只好承担损失，一场干戈就此平息了。
这场纠纷理亏在何方，明眼人一看便知，卖方硬钻合同的空子，实属无赖行为。而买方的养殖场厂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对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实乃高明之举。
（6）改换话题：偷换前提巧回避
有些提问者别有用心，不怀好意，常常预先设置一种假定的场景或情况，企图诱使我们作出符合其愿望的回答。认清了这一点“阴谋”之后，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对方设下的前提，而另外拟出一个与此相关的、便于自己答复的先决条件，然后在这个不知不觉被偷换的条件下从容作答，对方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意图，即使意识到我方动了“手脚”，也只能心照不宣，不会对此再作追究。
毛泽东的家乡韶山，群山环抱，碧水涌流。他的故居依旧是中外游人络绎不绝。毛泽东故居的对面，有家“毛家饭店”，生意红火，老板娘见人就夸党的政策好。
某年秋末，有位美国客人来饭店用餐。她给美国客人上了几盘湘味十足的大菜，正要转身离去。不料，那位客人喊住她，示意她坐下，随即用中国话问道：
“老板娘，假如毛泽东还健在，你能开这个饭店么？”
老板娘没料到他会提出如此尖锐难答的问题，一时不免心里发慌。然而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当年，中央领导人来韶山，都因为她家是毛主席的老邻居，而为座上客；这几年开店，送往迎来，也练出了滴水不漏的“阿庆嫂”的口才。她略一思忖，缓缓地答道：“没有毛主席，只怕我一家早就饿死了，冻死了，哪里还能在这里开店呢！”
美国客人一听，不禁哈哈大笑，连声说：“答得好！答得好！”
这个例子以偷换前提的方式改变了对方的话题，巧妙地回避了对方尖锐的提问，简短有力的回答，令对方的如意算盘落空。
（7）故意曲解：以虚掩实装憨直
对于一些敏感性问题，提问者一般不直接就问题的本质提出质疑，而是从其他貌似平常的事物着手，旁敲侧击地进行诱导性询问。这时，我们可以故意装作不懂对方的真正用意，而站在非常表面的、肤浅的层次上曲解其问话，并将这种曲解强加给对方，使对方意识到我方的有意误解实际上是在表达委婉的抗议和回避，从而识趣地放弃自己的追问。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别有用心地问王蒙：“请问，50年代的你与80年代的你有何相同与不同？”这里，这位记者的用意是路人皆知的。王蒙当时也十分清楚。他不慌不忙地抬起头，从容不迫地回答道：“50年代的我叫王蒙，80年代的我也叫王蒙，这是相同之处；不同的是，那时我20来岁，而现在我则有50多岁了。”
记者的提问只给出了年代限定的范围，王蒙虽然知道对方是想借机让他谈一谈对中国国内形势改变的感受，但是却故意曲解其本意，只是从自己年龄变化的角度作答。这个回答虽然也算是“合格”，但实际上没有真正给对方任何有用信息，令其大失所望。
1974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先生，当他们道别时，克立总理说：
“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请。”
克立含笑注视着周总理，确切地说，是注视着周总理的前胸。
“这次访问贵国，”克立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人们几乎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1971年我来北京时，每个人都戴着像章。”
“这是你的问题？”
“不，”克立笑容有些神秘，“问题是关于阁下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们都戴着毛主席的像章，而您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即使是1971年革命最热烈的时候，您也如此，而在人们不戴像章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戴？您又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换成了毛主席像章？”
总理说：“克立先生对中国的像章很有兴趣。我知道您想要我这枚像章，送您了。”
克立总理想要知道周恩来总理对中国政局变化的明确反应，这是一个敏感性的政治问题。他以周胸前佩戴的像章发生变化为理由，从侧面向周诱导询问。周总理弄清了他的意图后，避开问题的实质，故意把克立的意思理解为他想得到自己的这枚像章，并慷慨相送。在这种情况下，哭笑不得的克立除了接受这份意外的礼物之外不能再说什么。周恩来以自己的智慧取得了外交斡旋上的又一次胜利。
（8）反守为攻：把对方的皮球踢回去
反守为攻的战略就是在回答提问之前，针对问题本身的难度先向对方发问，把压力转移到提问者本人身上，反被动为主动。这常使毫无心理准备的对方措手不及，自己因此而顺利地扭转形势。我们在回避自己不愿作答的问题时可运用这一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