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战乱和流亡是二十世纪思想和文化史的'主旋律'"。。从1900年至1949年的半个世纪中，世界上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中国，更是经历了多次不同性质的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人民流离失所，工厂和高等院校辗转内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视线投向我国第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原名国立戏剧学校，1935年创办于南京薛家巷8号，该校是现代中国第一所由国家主办的高等戏剧学府，是在旧中国办学时间最长、课程设置最齐全、师资力量最强、培养人才最多的高等戏剧学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剧专师生为了传承文化薪火和保存中国艺术教育根脉，在着名艺术家余上沅、曹禺、吴祖光等领导下，在流亡中，几经辗转，经历了南京-长沙-重庆-江安-北碚-南京前后5次的流亡办学历程。国立剧专在长达14年的办学历史中，为我国培养了千余名戏剧家、艺术家及其他战线的管理人才。凌子风、谢晋、严恭、叶仲寅（叶子）、蔡松龄、何治安（何之安）、沈蔚德、余师龙、李世仪、陈永倞、张逸生、金淑之、任德耀、张石流、王象坤（项堃）、张瑞芳、刘厚生、牧虹、骆文、瞿希贤、张雁、王大化、葛文、金钟鸣、高地安、殷登翼、万川、赵锵、陈怀恺、李累、田广才、徐晓钟等，以及台湾地区的贾亦棣、崔小萍、王生善、高前、彭行才等。美国的傅琦萍等，新加坡的曹兮等，都是从国立剧专走出来的，国立剧专不愧是戏剧家的摇篮。
一、国立剧专历史总体回顾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话剧在曲折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时期。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戏剧文学取得重大发展。在创作上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品有：曹禺在1933年完成了四幕话剧《雷雨》（载1934年《文学季刊》），1935年末，又完成另一部重要剧作《日出》（1936年6月开始在《文学月刊》上连载），他的作品成为30年代戏剧创作的高峰。此外，还产生了一大批艺术上较成熟的剧作，有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1934年），田汉的《回春之曲》（1935年）等。第二，话剧演出团体由业余向职业化发展。由于原来的话剧演出团体都是业余性质，缺少专业训练，已经适应不了话剧艺术的发展。1933年秋，话剧表演艺术家唐槐秋在上海组织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国旅行剧团，这是"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于1934年3月从上海到南京，再北上到北平、天津、石家庄、郑州，后又于1936年4月回到上海演出，深受百姓欢迎，一路旗开得胜。"中旅"推动了话剧演出的职业化，不仅提高了话剧的表演艺术水平，培养了许多话剧人才，而且也扩大了话剧在全国的影响。
随着话剧艺术的日臻成熟，急需话剧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理论研究对戏剧的推动和指导，于是，成立一所正规的戏剧院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35年春，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立夫、张道藩、罗家伦、梁寒操、段锡朋、傅汝霖、褚民谊、马俊超、2覃振等13人，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文首先认为：
"一国文化之兴废与国家民族之盛衰有密切之关系。强国强民之方虽不止一端，而文化建设实为复兴民族国家之重要途径。"呈文力陈戏剧事业之重要，建议创办国立戏剧学校，以"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这项建议，教育部委派中国现代话剧奠基者之一，着名戏剧教育家、理论家、剧作家、翻译家、导演余上沅为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校长又聘请应云卫为教务主任（继任者为陈治策、曹禺、应尚能、杨村彬），聘马彦祥、焦菊隐、曹禺、王家齐、贺孟斧、向培良、阎折梧、陈瘦竹、刘静沉、萧锡荃、吴祖光、谷剑尘、唐君毅、石蕴华等为专职教师，同时还聘社会名流及艺术界知名人士梁实秋、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田汉、赵元任、罗家伦、宗白华、吴梅、谢寿康、曾昭伦、储安平、潘光旦等为客座教师。国立剧专从创建起就集中了那么多的学界名师和艺界名流，形成了群星灿烂的繁华局面。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华北及华东等地的高等院校首先受到战火的威胁，面对迅速变化的时局，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下令高校迁移到后方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办学。
1937年8月，国立戏剧学校开始南渡和西迁。为了发挥戏剧的战斗作用，宣传抗日，学校组成"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沿途宣传演出。分两路进军，一路经苏、皖、赣、鄂、湘，为时长达6个月。另一路，于1937年9月，将学校迁至长沙稻谷仓办学，后来因战局变化，长沙也不能成为戏校的办学基地。1938年1月，学校西迁，于2月中旬到达重庆上清寺，选定一幢楼房作为办学基地，2月28日，戏校正式开学。
3国立剧校在战争的硝烟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流亡戏剧学校。每当曹禺回忆起这段悲壮的流亡办学生涯时，心中仍然感慨万千：
1936年我赴剧专任教，1942年离去，前后六年。我执教次年，抗日战争即爆发，师生在逃亡去长沙、重庆的路上，沿途演出多场抗日救亡的活报剧及短剧；每当船靠一地即上岸作街头演出，我敲着大锣在前面开道；一路唱遍了长江、湘江、嘉陵江、金沙江的水......这些往事，恍然如昨，每一念及，心潮仍为之澎湃不已。
我怀念抗战的峥嵘岁月，更珍惜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坚韧地进行教、学的执着精神。剧专的学风严谨扎实、质朴无华；学生以苦学闻名，求知欲极强，确属难能可贵。
戏校虽经历了转徙流离之苦，但余上沅校长仍千方百计要保存这所全国唯一的戏剧学校，并坚持战前的教学和演出水平，他说："对于戏剧的水准，我们还是极力维持以前在南京的高度"。首先，建立了一支阵容整齐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除随戏校流亡到渝的教师外，经教务主任曹禺的推荐，聘请了从英国专攻戏剧归来的黄作霖（佐临）和金韵之（丹尼）任戏校表演及舞蹈导师，还有迁渝高校的教授及各文艺团体的戏剧家和作家都被聘到戏校兼课。其次，加强学生的舞台实践，余上沅校长特别强调，每次公演的演员由学生轮流担任，"使每一个学生都有演戏的机会"。
国立戏剧学校上演的话剧得到重庆观众的广泛好评。1938年5月，吴祖光的处女作《凤凰城》首次演出，轰动山城，剧本一举成名，重庆一度出现"《凤凰城》热"，演出所得款项64千余元，全部捐助抗战。何治安编剧并导演《募寒衣》，以及戏校演出的《重振战袍》等，成为在群众演出中广为流传的剧目。
战事在不断变化。1938年10月起，日本侵略者开始不断地轰炸重庆，妄图以此"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国立戏剧学校所在地上清寺，地处市中区，且离国民政府不远，属于日军轰炸的范围之一。除了雾季，师生听到警报拉响后，要东躲西藏，每个人都在一种不安定的气氛下学习和生活。
余上沅校长将自己从事的戏剧教育事业与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他在1938年提出了办学"为国储才"的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家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也必须给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藉以补足他们应学的功课"。面对在重庆办学的困境，戏校奉教育部令再度转移。
1939年4月8日，国立戏剧学校迁到远离重庆300多里的长江上游川南小城江安县。从此，许多中国现代着名的戏剧大师、学者和艺术家，带领一大批莘莘学子在饱经战乱之苦后，终于在四川的江安县城扎下根来。1940年6月，国立戏剧学校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5年7月，剧专迁至重庆郊区北碚。
国立剧专在江安办学6年，是剧专14年办学历史中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是其发展史上最艰难、最关键的黄金时期，是师生创作和演出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剧专培养人才最多的时期。基于以上因素，它在全国的戏剧教育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江安是剧专师生的感情圣地，心灵的家园。
1946年7月，国立剧专迁回南京，新中国建立后，剧专并入中央戏剧学院，原剧专教授曹禺任该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