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以来，木偶变革突飞猛进，突出“偶性”成为观念更新和探索的焦点。强调动作的假定性，打破框式结构，撤去遮挡物，人偶同台甚至走出舞台，一个作品中同时出现提线、杖头、布袋等几个木偶品种，“黑丝绒木偶”的使用，多景区的空间调度，大舞台手段的运用，无一例外地深化着木偶艺术的独立品格，同时也极大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传统戏《金鳞记》、《大闹天宫》、《嫦娥奔月》，现代戏《英雄小八路》和儿童剧《马兰花》，均属木偶舞美的上乘之作。
木偶艺术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除了艺人的精彩表演外，完美的偶人造型艺术和操作装备也是吸引广大观众的一个重要方面。造型艺术重在木偶的雕刻和设计，就一般情况而言，提线木偶造型较高，多在2.2尺左右。关键部位均缀以提线，最多可达三十多条，至少也有十余条，如进行特技表演还须根据需要增加若干辅助提线。
木偶人表演各种舞蹈身段及武打技艺的水准，完全取决于艺人的操作技巧，这是提线木偶表演艺术水平高低的关键。杖头木偶高于提线木偶，一般偶高3尺左右，装有三条操作线，两条牵动双手，一条支配头部与身躯表演。布袋木偶造型最小，仅有7寸左右，靠艺人两手托举表演，操作技艺特别，不同于提线和杖头木偶。
独角戏
独脚戏亦称“滑稽”，是上海富有地方特色的代表曲艺形式，发祥于上海，分布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特别是上海市黄浦区的老城乡一带，形成了一个高达千百万人口的沪语语系曲艺文化圈。
独角戏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当时，在河南路桥堍天妃宫等处出现一种卖梨膏糖的说唱形式，以杜宝林为代表，艺人为了兜售自制的梨膏糖而演唱一些滑稽的段子，也有即兴的“卖口”，称为“小热昏”。还有隔壁戏、苏滩等曲艺样式也含有许多滑稽谐趣的成分。这些不同的样式逐渐融合演变，形成了一种以滑稽逗笑为其特征的说唱形式——独脚戏。独脚戏的形成与王无能有直接的关系。1920年前后，有一次他应邀去演堂会，单独一人进行滑稽表演，大受欢迎，此后经常作类似的演出。因为一人饰演多种角色，故尔取名独脚戏。
独脚戏直接孕育于文明戏之中，与民间说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独脚戏一般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说为主的，或说一个滑稽故事，或讲一段笑话，其间学讲各地方言等；另一种以唱为主，或唱各种地方戏曲唱腔，或唱民间小调，以叙述一个滑稽故事的，但一般情况，许多段子都是说唱相间的。独脚戏的表演主要有说、学、做、唱四种。说，包括叙述故事、角色对白、饶口令等；学，指学说各地方言；做，指虚拟性表演，包括脸部表情，手势、动作等；唱，指学唱南腔北调，唱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曲艺的唱腔，唱苏滩、宣卷和江南各种小调等。
独脚戏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和娱乐性，表现形式广采杂糅，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独脚戏表演剧目甚多，如《哭妙根笃爷》、《宁波空城计》、《七十二家房客》等。
独脚戏是上海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丰富了中国曲艺艺术宝库；它生长于都市市民文化的土壤，属于典型的市民文化艺术；它既继承了民族喜剧艺术的传统，又不排斥对外国喜剧艺术的借鉴。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独脚戏的传统优秀作品的传承及新作品的创作均面临窘境，观众群大量分流及流失，观众层老龄化现象严重，演出市场严重萎缩，演员出现断层（自成一家的表演艺术家更是缺乏），而各方面保护及传承方面所需的资金又严重缺乏。独脚戏这一民族文化艺术瑰宝亟待各个相关部门合力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
话剧
话剧本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剧作、导演、表演、舞美、灯光、评论应该说是缺一不可。更不可缺少的是接受这门艺术的对象——观众。当然在莎士比亚的年代，话剧的因素要少一些。话剧之所以在欧洲几百年经久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话剧培养了一代代的观众，而一代代观众对思考和娱乐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又促使了话剧的发展。
话剧艺术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1）舞台性。古今中外的话剧演出都是借助于舞台完成的，舞台有各种样式，目的有二：一利演员表演剧情；二利观众从各个角度欣赏。
（2）第二，直观性。话剧首先是以演员的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表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并用化妆、服饰等手段进行人物造型，使观众能直接观赏到剧中人物形象的外貌特征。
话剧
（3）综合性。话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特点是与在舞台塑造具体艺术形象、向观众直接展现社会生活情景的需要和适应的。
（4）对话性。话剧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台对话展现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其中有人物独白，有观众对话，在特定的时、空内完成戏剧内容。
话剧是泊来的西方戏剧品种，较之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艺术，它则是后起之秀。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西方列强以武力轰开大清国门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被中国人引进的西方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被中国人不断地吸纳和改造，从而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话剧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它不以歌舞演故事，而是以对话、形体动作和舞台布景创造真实的舞台视觉。但在艺术精神上，同中国的传统戏曲乃至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立了内在而深厚的联系。它已经把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转化具有现代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样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稍后，随着中国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外国侨民涌入中国。上海成为他们主要的聚集地。1866年，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戏剧是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戏曲也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新戏”，已溶入了话剧的形式。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演出方式同传统经曲迥然不同，其中一些情节是从传统戏曲中化用过来，为后来以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评书
评书，曲艺的一种。一人演说，通过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敷演历史及现代故事。北方语系通称评书，南方多称“评话”，也有称“评词”的。
评书艺术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多为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是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为专穿长衫。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其主流。
现在流传下来的传统评书，都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特征。它汇集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既是历代评书艺人的心血结晶，也是群众性的艺术创作成果。它通过“册子”（一部书的详细提纲，也称“梁子”）和口传心授方法流传下来。不同流派、不同演员对一部书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尤其在“评议”方面，因人而异，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评书艺人既是演员又是作者，他们的表演过程，往往就是精心构思和不断创作的过程。这正是口头文学的特点。
快板
“快板”这一名称出现较晚，早年叫做“数来宝”，也叫“顺口溜”、“流口辙”、“练子嘴”，是从宋代贫民演唱的“莲花落”演变发展成的。与“莲花落”一样，起初是乞丐沿街乞讨时演唱的。作为乞讨时的演唱活动，历史相当久远；作为艺术表演形式，就比较晚。
过去艺人们沿街卖艺时，经常见景生情，口头即兴编词。他们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擅长随编随唱，宣传自己的见解，抒发感情。从编、演，到传唱，比什么形式都迅速。例如清末数来宝艺人曹德奎编的一段唱词（当时用牛骨击打节拍）：“骨头一打响连声，不表别的表前清。专制时代人民苦，人都饿成骷髅骨。自从光绪庚子年，北京闹了义和团。四外刀兵人慌乱，城里处处冒黑烟。眼瞧大清被推倒，老百姓个小都说好。”它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在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中进一步发挥了数来宝的战斗作用。战士们编演大量快板作品，鼓舞士气。人称“快板大王”|的毕革飞同志赞誉快板说：“歌唱英雄唱胜利，批评具体又实际。拿它娱乐都欢喜，指导工作有意义。”
快板表演
快板的演出形式主要有一个人演唱和两个人对口演唱两种。对口还保留了“数来宝”的原名，也有称“对口快板”的。在工厂、部队里也曾出现过三、四个人演唱的“群口快板”和十几个人表演的“快板群”。有些地区还发展成用当地方言演唱的快板，如天津快板、陕西快板等，都很好地发挥了教育，娱乐作用。
快板有“数来宝”、快板书、小快板、天津快板等多种形式。“数来宝”是两个人表演的；快板书是一个人表演的；小快板除了作返场小段以外，主要是群众文艺活动的一种形式；天津快板是用天津方言演唱的。
“包袱”、“夸张”、“铺陈”是快板常用的艺术手段，但也并非是快板所“独有”而在其他艺术形式里“绝无”的，这些艺术手段，对快板艺术特色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1）包袱快板，特别是“数来宝”，具有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跟相声艺术一样，“包袱”是结构情节、刻划人物的重要手段。“包袱”是相声艺术的生命线，无“包袱”即不成其为相声。快板里虽也经常使用“包袱”，但有时却以情节，人物见长，“包袱”居于次要地位。
（2）夸张快板里夸张不仅用来组织“包袱”，而且用来为描写增添色彩，使之鲜明生动，有时两种作用兼而有之。如李白的诗里说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事实上，决不会有三千丈的白发。但人们在生活里承认它不会有，而在艺术欣赏中却理解它的存在，夸张之妙就在这里。如前所述，作为语言艺术的夸张，既不能信口开河，又不能不扩大，因此，常常是大处合理，小处不能死抠。如杜甫《兵车行》：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如果从语言夸张的角度理解，无疑是满腔悲愤的倾泻，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的血泪控诉。反之，如果照字面抠，“生男埋没随百草”，男的都死光了，那么生女要“嫁比邻”，岂能行？说起来像是笑话，其实在曲艺创作和欣赏之中却常常可以碰到。
（3）铺陈快板书以叙述为主，描写成分很多，常常运用铺陈手法进行渲染，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形象、鲜明、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