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查起来，“演义”一词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后汉书》一百一十三卷《逸民列传·周党传》叙，周党于光武引见时，伏而不谒，博士范升奏毁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演”有“阐发”的意思，以组词方式来看，“演……义”就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所谓“文不能演义”，是指斥周党不能“阐发”经中之“义”。推而广之，凡是阐发六经之义的作品，都可以称为“演义”。如《春秋演义》，即“演”《春秋》之“义”；又有《三经演义》（三经，《孝经》、《论语》、《孟子》）、《尚书演义》、《周易演义》、《诗演义》等，性质都与此相似。
《春秋》为六经之一，《三国志》为四史之一，都是公认的良史。既然《春秋》有“义”可“演”，《三国志》自然也有“演”“义”的资格和价值。罗贯中发现《三国志平话》的“瞽传诙谐之气”，症结就在于抛弃了史书之“义”，全凭说话人随口乱道；他以“《三国志》演义”为书名，就是要阐发《三国志》蕴含的大义。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曰：“罗贯中氏取其书演之，更六十五篇为百二十回。合则联珠，分则辨物，实有意旨，不发跃如。其必杂以街巷之谭者，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三国志》演义”的涵义。“其书”指的就是《三国志》，共六十五篇；《三国演义》根据其内容而演为一百二十回。“实有意旨”、“人与是非之公”指的就是所演之“义”。
将通俗小说称之为“演义”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而近人把“演义”与“历史演义”作为同一内涵也是由此而来。庸愚子于弘治七年（1494年）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其中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嘉靖元年（1522年），司理监刊出《三国志通俗演义》，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演义”一词也随之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