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明白公正就是公平。如若公平至少是两者的公平，那么公正的事就必然或者是对某物和某人的中间和公平，或者是两个相等者的公平，或者是某些事物的中间。公正事物必定至少有四项。两个是对某些人的公正，两个是在某些事情中的公正。并且对某些人和他们所有的事物两者将是相等的。如若人们不相等，他们所有的事物也不相等，争吵和怨恨就会产生。因为相等的人分得了不相等的事物，不相等的人反而分得了相等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比例，不公正则违反了比例。在活动中经常出现过多或过少的状况。不公正的人所占的多了，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所得的好处就少了。在恶事上恰恰相反，与大的恶相比，小的恶在道理上就可以是善。在选择恶时宁小毋大，在选择善时则越大越好。
人们往往在争论不休时，诉诸裁判者。去找裁判者就是去找公正，裁判者被当做公正的化身。诉诸裁判者就是诉诸中间，人们有时把裁判者称为中间人，也就是说，如果得到中间，就得到了公正。公正就是某种中间，所以裁判者也就是中间人。裁判者恢复了公平，正如对一条分割不均的线段，他从较大的线段取出超过一半的那一部分，增加到较短的线段上去，于是整条线就分割均匀了。这样，人们就说得到了自己的一份，也就是说，得到了相等的一份。公平就是按照算数比例的大和小的中间。正因为如此，才把这样的做法称为公正。它是一种平分，所以有人把公正称为平分，而称裁判者为平分者、仲裁人。
一部人认为公正就是回报。但在很多情况下，回报和公正是有区别的。例如一个首领打了人，他就不应反过来要挨打。如果被打的是首领，那打人的人就不仅要挨打，还应该受惩罚。然而回报这种公正是共同交往的维系，它是按照比例原则，而不是按照公平原则。要以怨报怨，若不然就要像奴隶般地受侮辱。要以德报德，若不然交往就不能出现。正是通过交往，人们才能相互沟通。以德报德是恩惠所固有的特点。不但他人的恩惠要回报，并且自己也要开始施惠于人。
比例关系构成了这种互惠。如果一个患者既不做他要做的事情，也不按质按量地忍受治疗之苦，那就难免死亡。在两个医生之间并不沟通，而在医生和农民之间，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不相同、不相等的东西之间才沟通，就应该使这些东西相对等。因此，凡是在交换中的东西，都应该在某种形式上相比较，为了作比较，人们发明了货币，它是作为中间物而出现的。它衡量一切，决定过度和不及。如若不是这样，交换就不相通了。
某种单一的东西把事物联结起来，似乎就构成了需要。显然，倘若不在双方相互的，或单独一方的需要推动下，也就不会有什么交换。
如果现在没有需要，而且将来存在这个需要，那么货币则是对将来的一种保证，只要有货币，我们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货币的命运和其他东西一样，它也不能永远是相等的人，不过总期望更加持久些。由于一切物品都有一个定价，所以交换将是永远的，从而沟通也将是永远的。货币作为一种尺度，可将一切事物公约，并加以等价化。倘使不存在交换，也就不存在沟通；倘使不存在等价，也就没有交换；倘使不存在公约物，也就没有等价。
如果有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愿而作出不公正事情，那么这个行为不算是不公正的行为。所谓自愿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他的行为不是无知的，不是既不知道对象是什么，也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所为的是什么。例如别人拿着他的手去打另一个人，这不是出于自愿，因为他不能自主。一个被打的人可能是他的父亲，他只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或在面前的人中的一个，但并不知是父亲。还有许多出于自然的遭遇，我们行动着，承受着，明明知道却说不上是自愿，还是非自愿，例如老化和死亡，某个人虽然不愿，但由于害怕而交付了赎金，这样的行为既不应该说他做事公正，也不应该说是不公正。同样，他若并非自愿，而是被强迫着没有交付赎金，那就应该说他做了不公正的事，或行为不公正。
有些人认为做不公正的事情在于自身，所以做公正的事也很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与邻妇同房、殴打伙伴、用手塞钱是容易的，应在于自身。然而形成做这类事情的习性却是不容易的，不在于自身。与此相同，有些人认为，不需要智慧也能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因为对此法律已谈过了，并不难理解。而对怎样行事，怎样分配才是公正，这一工作比知道怎样恢复健康更难。
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人们认为一个公正的人，同样可以做不公正的事，因为公正的人也不可能有个别的不公正行为。一个勇敢的人，也难免抛弃甲胄，东奔西逃。
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做公正的事情必以自愿为前提。一个人因为受到虐待而进行同样的报复，这不能说是做了不公正的事。但是，一个人伤害自己，那么他就同时既是个受害者又是个害人者。此外，一个人可能自愿地受不公正的待遇。除此之外，除非有某种不公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他做事不公正。一个人不能与自己的妻子通奸，不会打破自己的门进行掠劫，不会偷盗自己的财物。按照人是否自愿地被不公正对待来分析，人是否会对待自己不公正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被不公正对待和不公正待人，都不是好事，这勿须证明。行事不公正总是坏事，因为行事不公正就要带来邪恶和责备，或者一般的邪恶，或与此相近，而被不公正对待则并非邪恶和不公正。被不公正对待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件什么大的坏事，但这不是说它不会碰巧成为大的坏事，这是无法以技术来设想的。例如胸膜炎说来是比扭伤更严重的疾病，可是扭伤碰巧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万一由于扭伤跌倒而落入敌人之手，就会被杀害。
十三、探索真理的方式
真理的探寻过程与选择有关，因为选择往往决定了行动。人们从欲望走向真理，其中必然要经过思索和实践。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的探索提出了五种方式：（1）科学是对必然事物的判断；（2）艺术是理性创造的品质；（3）明智是依理性而实践的品质；（4）智慧既是理智也是科学；（5）明智和智慧不可或缺。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通过肯定和否定而探索真理的方式有五种，这就是：技术、科学、明智、智慧、理智。
欲望中有追求与回避，类似于思考中有肯定和否定。伦理德性既然是一种选择性的品质，而选择又是一种经过策划的欲望，这样看来，如若选择是一种真诚的选择，那么理性和欲望都应该是正确的。它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追求。这样的思考和真理是实践的，至于思辨的思考，则不是实践和创制的，真与假就是善与恶。而实践和思考的真理要和正确欲望相一致。
选择探索行为的序幕，运动也由此开始，但这并非目的始点。而欲望和有所为的理性则是选择的始点，所以选择既离不开理智的思考，也离不开伦理品质。因为，不论好行为还是坏行为，都是思考和习惯相结合的产物。思考自身不能使任何事物运动，而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它也是创制活动的开始。一切创制者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创制。而被创制的事物的目的不是一般化的，它是行为的对象，良好的行为就是目的，它是欲望之所求。所以，选择或是有欲望的理智，或是能思考的欲望，而人就是这种始点或本原。
以下即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探索真理的五种方式：
1、科学是对必然事物的判断
科学的意义是明显为人所知的。科学地认识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而可改变的东西既然处于思辨之外，那也就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科学的。只有出于必然的东西，才能被科学地认识，当然是永恒的东西。而凡是出于必然而存在的，当然就是永恒的。一般说来，出于必然的东西全部是永恒的，而永恒的东西既不生成也不灭亡。此外，一切科学看来都是可传授的，凡是能被科学地认识的东西都是可学习的。一切传授都须从一个潜在的知识出发。有的要通过归纳，有的要通过演绎。而归纳所得到的东西是开始点和普遍者，演绎则从普遍出发。普遍是演绎由之出发的始点。它自身则不是来自演绎而是来自归纳。科学的品质是可证明的。因为只有在自己具有某种信念，对于始点知之甚明的时候，他才能有科学的知识。如若他所知的并不比结论更多，那么，他所有的知识是偶然的。
2、艺术是理性创造的品质
实践与创制并不相同，两者所具有的理性品质不同，且两者并不相互包容。实践并不是创制，创制也不是实践。营造就是一种技术，并且是依理性创制的技术，没有一种技术不是依理性创制的品质。这种品质不存在，技术也就不存在。所以，技术和依真理性创造的品质是同一的。一切技术都和生成有关，而创制就是去思辨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些事物的开始之点是在创制者中，而不在被创制物中。凡是由于必然而存在或生成的东西，都与技术无关，那些顺乎自然的东西也是这样，它们在自身内有着生成的始点。既然创制与实践不同，那么技术必然属于创制的而不是实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就是巧遇。技术是一种以真正理性而创制的品质。
3、明智是依理性而实践的品质
明智，是指善于策划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的事，是整体的。例如，对于健康、强壮或是美好的生活有益。甚至对高尚目的善于计较的人，我们也称之为明智的，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因为这种目的不属于技术。所以总的说来，一个明智的人就是善于策划的人。
人们都是对自己有所作为的，可以改变的事物进行策划。正如证明的科学，这些科学的始点或本原是可以改变的，不是证明的。人们不能策划那些出于必然的事情，所以明智并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它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实践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它之所以不是技术，是因为技术和实践种类不同。那么，它就只能是关于人的善和恶的真正以理性而实践的品质。明智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种技术。在理性灵魂中存在着两个部分，其中之一也有德性，即意见。意见是依从关于可变事物的，明智也是这样。但不仅只一种理性的品质，意见品质是可被遗忘的，明智则忘不了就是证明。
4、智慧既是理智也是科学
在各种科学书，只有最精确的科学才可以称为智慧，由此，那些技术最娴熟的人被称为有智慧的人。然而，一个智慧的人绝不可只知道由始点引出的事情，而要探求关于始点的真理。所以，智慧既是理智也是科学，在诸荣耀科学中它居于首位。
智慧和政治并不是一回事，假设把对自己有益的事都认为是智慧，智慧显然就多了起来。所以就没有对全部生物都善的单一智慧，而是各种不同的智慧，正如没有对一切生物的单一医术一样。或者说，人优于其他生物，但这也并不两样。
对人的事情进行策划才是明智。所以我们说，策划良好就是明智的最大功用。谁也不会去策划不可改变的东西：这些不是什么目的，而是去策划可行的善。总而言之，一个善于策划的人，须经过核计而获得对人最大的善。明智不只是对普遍的知识，而应该通晓个别事物。从而，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可以比有知识的人干得更出色，特别是在其他那些有经验的人中。
5、明智和智慧的作用
智慧不考察人的幸福构成状况。明智倒是与此相关，然而我们为什么需要它呢？如若明智是关于使人公正、高尚和善良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个善良人的实践。即使我们知道了，也未必做得更好些。如若德性即是品质，这正如健康和强壮都不是由知识造成而是来自品质。那么，即使具有医学知识、体育知识，我们也并不因此做得更好些。如若说明智虽无助于这些事情，而是生成善良的人，那么，它就不但对于那些真诚的人无用，就是对于那些不真诚的人也无用处。因为，自身明智与听从其他明智的劝告全无区别。我们在健康方面所处的状况也正是这样，虽然我们并不懂医学，然而却期望健康。此外，这似乎荒唐，被认为低于智慧的明智，地位反而比智慧更重要些，那也就是说制作者主宰着个别事物并发号施令。德性确定正确的目标，明智则使它们达到目标。
有一种能够为目标不断努力并达到目标的潜能，人们称之为聪明的潜能。如果目标是高尚的，那就要受到奖赏；如若是卑鄙的，就要受到惩罚。所以，我们把明智的人和恶棍都称为聪明。明智虽然不是一种潜能，但却不可没有这种潜能。由以上所说，就可清楚，如若没有德性，那么对灵魂的眼睛这种品质就不能生成。实践活动的演绎也具有始点，这就是某种目的和最高贵的。然而，如果不存在善良的人，这也就无从显现。因为恶意会造成歪曲，使那些行为的始点成为虚假的。所以显而易见，如若不善良也就没有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