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学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大学比50年前我们的前任所想象的要更为重要。幸而，美国的大学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迎接了这一挑战，有利的环境帮助我们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而美国的大学不但幸免于难，而且还由于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为了逃避欧洲的政治迫害而跑到美国而得到了加强，美国的大学还得到了世界上最繁荣经济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套组织高等学校的特殊方法。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院。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几乎所有其它国家里，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的指令下运行。
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的权力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过他人的动力。我们在取得科学研究成果、进行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为社会不同阶层服务、为广大的个性各异的学生提供不同课程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网络。
因此，有理由认为现在是庆祝美国这所最古老的大学诞辰的最好时刻。也是庆祝美国教育取得伟大成绩的最好时刻。但我们的学校当初是由清教徒建立的，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心神不定地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本能地感到一阵异样的疼痛，虽然我们强忍着，但也不免说出来。我们知道有多少学院在它们的全盛时期种下了月后衰退的种子。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时问一问自己有什么敌对的力量存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内部矛盾和过分行为会削弱我们的大学或阻止它为满足现代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而作出贡献。
为了寻找使我们忧虑的根源，我们最好从观察学校的外部环境入手。学校的成功和繁荣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这种注意并不总是令人欢迎的。当学校的影响和最要性日益增加，声望和财产不断增长时，各种集团自然会受到诱惑，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近几年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很多证据，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试图使教授们参加秘密的研究工作，并对我们作出种种限制，以避免我们的科学发明落于敌人之手。商人寻求与我们的科学家建立关系，以帮助他们开发新的产品。社会活动家敦促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力、尊严和威望同种族隔离等罪恶与不公正作斗争。公众指望我们利用我们的财富和影响力来帮助解决地方问题。
在回答这些要求的时候，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是什么。校外集团经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常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的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所作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功能构成了威胁。
来自大学外部的另一个令人忧虑的变化是，政府的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当知识和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活跃时，国家自然希望能确保大学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大学已经被规定禁止种族歧视，推进正当活动，保证对研究基金的使用进行说明，保证残废人的入学权利，控制学生的入学分数，等等。
所有这些规定都出于很好的动机，大多数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还要走多远。里根年代使我们暂免于受更多规定的束缚，但诱使未来政府颁发新的规定的可能性依然大量存在。例如，当权者计划使毕业生的数量与国家的需要协调一致；对学校的发展计划和新设施的建立进行审查以避免重复和浪费；制订详细的规则来检查大学的体育比赛；制订防止学生得到不公正的分数和入学遭到招生办公室不合理拒绝的保护性条款；等等。
在考虑这些规定时，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大学必须是对公众负责的，不断增加的规则正在威胁使我们的大学在为公众服务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因素。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在特色各异、地方自治和竞争中繁荣起来的。而规章制度则意味着千篇一律、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我们头上的规定越多，把我们周围一直是很好的环境变为严重阻碍国外兄弟院校发展的那种制度的危险就越大。
规定越来越多的前景是与大量令人烦恼的问题相关连的。许多人对于主要研究性大学的影响和威望不断提高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你们毫无疑问已经在最近的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了关于你们母校的一些报道。照片很漂亮，文章的调子是友好的和建设性的。然而，读一下内容，你将会发现他们都在强调的是哈佛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基金的数量，在高级职位上毕业生的数量。我猜想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暗自庆幸自己能与这样一个受到尊敬的学校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描绘的，只是一幅对哈佛和其他大学的真正贡献作了歪曲的图画。
我们都能够了解哈佛成就的本来面后。除去偶尔的科学突破外，人们从那些在大量的书籍和无数逐步增长知识的学生中间辛勤劳动的学者身上看不到多少戏剧性的东西。用想象代替这种现实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当人们读到有关哈佛文凭的金钱价值，哈佛基金的不断膨胀，老校友网的无形影响的报道时，羡慕和尊敬很容易变成妒忌和仇恨。
这种看法虽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国家现在在资助科学发明和学生助学金方面起的作用如此重要，已使危险无限地增大了。认识到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联邦和州政府官员对于大学是很慷慨的，这使得学校的活动更多地依靠学校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哈佛和其它一些有类似情况的大学处于一种50年前他们的前任无法想象的危险境地，我们的繁荣越来越依靠于社会各方面对我们的态度。正如我们从近几年来几个事件中所了解到的，对研究性大学的优越和骄傲的不满情绪很容易导致立法团体和行政机构的敌对行动。
虽然在我们校门外的危险已经够大的了，但很可能更大的危险将来自我们学校内部的紧张局势。洛厄尔校长在1936年曾就这一危险评论说：“如果我对历史没有搞错的话，一个学校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是在自寻灭亡，这时魔鬼就会趁虚而人，从而将其置于死地。”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警告，密切注意那些妨碍我们履行职责的矛盾和压力。
一般人在列举成功学校的弱点时，首先强调骄傲的危险是很时髦的。然而，在所有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骄傲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处在最后一位的。我在哈佛的这些年里，从没有看见一个学校像我们现在这样关心走下坡路的危险，从没有这么多的人决心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寻找问题，则确有一些问题是更需我们所注意的。
一个问题是大学在确定重大项目和限制发展上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可以理解的。知识和专门知识越来越重要，其用途也成倍增长，富有勉力的机会不断出现。由于大学在其性质上是无政府的，并由于授予教授以自主权而昌盛，因而新的学科不断出现，旧的科目仍然保持着，学校的扩大因此不可阻挡。
随着这个进程的不断继续，大学变得更难管理。有如此之多的研究项目需要关心，如此之多的必需的会面，如此之多的地方会出问题，如此之多的活动要求经费，解决这些问题足以耗尽最有才能的管理者的聪明才智。而有经验的管理者必须准确地知道什么是大学所绝不能做的。由学校的性质所决定，大多数官员是从教员中挑选出来的，由于缺乏管理艺术的训练，这些学术领导人很容易被行政事务所吞没，而几乎没有时间考虑如何改进教育和为开拓性研究创造机会。因此，我们可能陷入一种最可悲的境地，根据他们的学术经历而任命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校长为此感到苦恼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现在已轮到学院院长、系主任和重要项目的负责人了。
在座的很多听众很快就会认识到，大学的不断扩大需要不遗余力地寻求基金。在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学校代表必须更加机敏地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这种压力充其量只能造就一些能应付各种烦恼的好脾气的管理者。在第一流的运动竞赛中，这种压力经常变为对运动员进行丢人的剥削。在科学方面，财政压力迫使学校进入工业公司或政府计划安排的项目，其中一些需要保密或附有其他限制，这将危及自由、公开的研究环境。在我们这些在学术园地中耕耘的劳动者看来，我们高尚的目的使我们使用的这些方法合理化了。劳伦斯主教在为哈佛集资时曾经说过：“当你在做一个真正伟大的事业时，你就不能顾虑重重。”而在那些不具有这位主教的热情的校外人士看来，这种狂热的追求基金更加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即学校只不过是另一个为自己追求特殊利益的合法组织而已。
教师在为发展自己的系和保持自己的研究中心而奋斗时，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筹集资金和行政事务的苦役。但对很多教授来说，更加束缚他们的是由于社会对专业知识的急需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各种机会：提供咨询服务，为政府服务，为大会作报告，为感兴趣的公众介绍某一个知识领域，等等。这些机会对于专业学院如文理学院的教师都是大量存在的。逐步渐进地，不知不觉地，这些校外活动成了许多教授寻求刺激和变化，提高地位和金钱收入的最大来源。
这些活动并不是完全有害的。教授们与他们感兴趣的人和事相接触可以解决一些有价值的实际问题。否则他们可能只知道纸上谈兵，但这些活动终究占去了为实现学校更为主要的目的而必须花费的时间。
在未来50年内，以上所述的压力和诱惑都不会有所减轻。相反，随着知识总量的不断增长，学者们会发现将更难以集中精力于他们的研究领域。社会将不断需要新的专门知识，校外机会将会增加。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项目和活动，将更加需要教师们对学校管理的支持。
对教师的要求增加了，我们会如何回答呢？我不知道，对此也确有理由感到忧虑。在一个学者的知识如此专门化，又如此依靠外界的承认和支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同时忠诚于大学、职业和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势力。当这些相互抵触的压力增长时，教员们将更难以摆脱周围社会的影响。难道我们能希望教授们不受这个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吗？这一代学者是随着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我们对现存制度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我们不应指望他们有着他们的前辈和在其他行业中存在着的那种忠诚。相反，在这个鼓励成功和生活多样化的世界影响下，我们很容易发现，越来越多的教授将试图把自由、安全的学术工作同风险较多、性质较为低下却有较多金钱和较高知名度的工作结合起来。
不管这种预测是否现实，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金钱虽然十分重要，但影响学校的关键要素将是时间。
时间的效能不是能明显看出来的。例如，我们通过细心的观察会发现，把每一分钟都用于学习的学生常常成绩非但不能提高，反而会下降。对于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参加很多有兴趣的活动常常能够使他们改进工作的质量。但我们也同样清楚，一旦校外活动的负担到达某一个极限点，校内工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几年内，这种可能性就会变为现实，越来越多的教员将超过这一极限。
如果以上情况发生，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其影响可能不会很快显示出来。学术成果的数量可能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讲座仍然是有竞争和有内容的。但由于不被打扰的学术研究时间越来越少，学术成果将越来越缺乏广度和深度，并且将过多地依靠助手的工作。教师和学生的课外接触机会也将减少，这些接触虽然看起来是可有可无的，但却可能为青年学生在大学中的生活留下最值得记忆和最关键的一刻。教师也将没有时间去认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无从了解如何才能帮助学生改进他们的学习。我们已经不能充分地了解教学大纲的完成情况，更不用说进行足够的系统的工作去改进了。我们对学生入学时的聪明过人谈得很多，对他们入校后进步了多少却知之甚少。无怪乎外界总是用粗俗的词语来形容大学教育而忽略其真正的意义。
现在，你们已经对我们的成功带来的大量问题听得很多了。这些问题与过去50年大学所克服的那些挑战大不相同。我们已无法依赖我们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力量来使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我所描述的那些危险正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展望未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抵抗那些迫使我们偏离正确轨道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