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慢、稳以及他的沉默寡言，并非是因为他不善于表达自己，在一些公众场合中，他表现得非常善于辞令，语多幽默，常常能使会场大笑，富有生气。“因为如此会讲话，梅先生自然兼了个副业，就是到处为人证婚，常有应接不暇的情形。不过，在幽默逗笑时，他也成为诙嘲的对象。”
关于梅贻琦的幽默，在清华人中多有传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女士曾回忆关于梅贻琦的一则趣闻，说在梅之前“清华的学生和老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的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校友通讯》复第15期载有谢冰心写的《关于男人》（之四），其中一段是关于她和她的老伴吴文藻（清华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清华1923级毕业生）的趣事，其中也涉及到梅贻琦。吴文藻的书桌上放着冰心的照片。冰心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一件摆设，吴文藻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冰心趁吴文藻去上课，她把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换进镜框里。几天之后，吴也未发现。冰心问丈夫：“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谁？”吴文藻才笑着把相片换下来。冰心有一次对梅贻琦说起她的这位“傻姑爷”以取笑梅校长。她说：“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随即应道：“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为清华的教育辩解。
梅贻琦是具备领袖气质的人，遇事沉着镇定，从从容容，不慌不忙。陈岱孙先生回忆说，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在躲避空袭时，梅贻琦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他又和师生们一起跳入乱坟里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难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有一次，梅贻琦和两位同事一起去叙永联大分校去看望，途中饱尝水灾和轰炸等多种困扰，令人不堪忍受。一位同事为一件小事曾大发雷霆，梅贻琦静静地等他火性发过，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倒真想跟你一起发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使这位同事火气全消。
4.勇敢正义乐于助人
梅贻琦一向视学生如子弟，他的一句名言是：“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表现在日常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等一切环节中，尤其是表现在历次学潮中，例子之一是所谓“黑名单的故事”。
1936年2月29日，清华发生了大批军警闯入校园捕人的事。白天，先有400军警入校，先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领头人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等人，激起学生的公愤，他们一哄而起，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退了军警，推翻了他们的汽车，抢回了被捕同学，并扣押了他们的头头。军警们恼羞成怒，造舆论说：“数百名共产党在清华园暴动。”入夜，他们率领4000武装军警，带着事先拟好的“黑名单”卷土重来，进校后便向学校索要学生住处名单，以便“对号”捕人。这一下难坏了梅先生，不给是不行的，给了更不行，因为那样一来，便会有大批学生被抓走（梅校长不知道，其实在学生领袖们的组织安排下，几乎全体学生们都已转移到体育馆里躲避去了）。梅校长急中生智，便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因为清华的传统是，学生宿舍每年都要来一次大调整，去年的学生，今年早已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结果是，军警们胡乱抓走了20余人，但想抓的人一个也未抓到。
第二天，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训诫”学生们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们不讲理，人家更可以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劝告，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
在40年代末学生运动频发的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茶训导长等主持的校方当局，始终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好几次游行示威后，经学生自治会要求，梅校长和诸士基先生都答应派十几辆大汽车来把同学接回校。……据说在反动政府召集的一些大学负责人征询处理学潮意见时，梅先生也表示反对镇压学生的态度。……对干几个敌人早就注意、危险最大的同志，总支作了更精心细致的安排。例如曾多次在学运中出头率领群众并与敌人做过谈判斗争的郭德远，考虑认识他相貌的敌人很多，很费了苦心。当时清华的代理训导长李继侗先生也很关心，出主意叫郭德远找清华教授会书记戴世光教授研究办法，戴计划把郭德远藏在梅校长的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偷偷带出学校，并已商得梅校长同意。但后来总支考虑万一敌人对梅校长的汽车也要检查，岂不束手就缚，决定放弃这个计划。
1948年8月，国民党的“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与他们审判。梅贻琦校长一面召开紧急教授会商讨应对办法.一面给“特刑庭”回了一份公函，并把公函内容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了。其内容如下；……昨接贵庭三十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26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拘禁、拘提学校学生。×××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单一纸。准此，经查，×××一名，本校并无此人×××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离校；×××、……三人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一名，因暑假期内未在校中，相应函复查明。
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等二十六名，嘱为送达等由。查其中×××等六人业已毕业离校；×××一名业已休学；×××三人本校并无此人；至其余。×××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兹准贵庭按名传讯，当经依次派员前往该。×××等十六人宿舍内代送贵庭传票，惟均不在，未能送达。除已布告各该生返校后即行领票到案外，相应函复，并希查照为荷。
总之，同篇实际上就是说：“你们所要的人眼下学校里一个也没有。”为什么这样呢？原来，这是梅校长应付“特刑庭”的一项杰作。
5.光明磊落——清华名人的大胆示爱
爱情是人生的一大主题，在爱的时候只要大胆和光明，不论成与败都不虚此生、老清华的金岳霖和吴宓在这方面非常典型，使人至今难忘。
金岳霖的爱情观，既古典又现代，堪称是一种典范，他和林徽因、梁思成之间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在她著的关于林徽因的一本书中写道：“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爱情是一种崇高的爱情，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如果你真心地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那个人幸福。梁、林之间的爱情确实达到了为了对方的幸福，可以割去自己所爱的崇高境界。”
梁思成和林徽因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金岳霖就住在他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
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见到他哭丧着脸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据梁思成自己回忆，“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诚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当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金岳霖时，金岳霖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梁思成回忆道：“从那次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正如梁思成说的，在金岳霖心目中，梁、林二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从此之后，金岳霖把他对林徽因的爱恋深深埋在心中，他之所以抱独身主义，终生不娶，无疑受其影响。
如果说金先生的爱炽热而冷静的活，相比之下，吴宓先生就有些大胆而冲动了。
吴宓一生中最大的轶闻，恐怕应属他和毛彦文女士之间颇为浪漫的恋爱史，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时间长达七八年，被炒得沸沸扬扬。但他不畏人言，顶着压力，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追求，许多人对此深为不解。1932年，他追求毛彦文受挫，非常苦恼，他写下了《吴宓先生之烦恼》诗四首，倾吐他对毛的恋情，并在报纸上发表，其中一首是：
“吴宓苦爱毛彦文，
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
金钱名誉何足云。”
清华同仁看到后，觉得有些不对头，推举金岳霖去做吴的“思想工作”。金对此印象颇深，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景还有过专门记述。
金岳霖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
这下吴宓生气了，他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不过，金岳霖后来回想起来，他做“思想工作”的水平实在欠佳，话说得的确有点“不伦不类”。
吴宓不仅敢爱，而且敢恨。清华人中至今还流传着一则吴宓怒砸“潇湘馆”的故事。
吴宓是清华教授中的又一位红楼迷，也是红学的开拓者之一，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曾用英文演讲《红楼梦》，拿《红楼梦》和西方的文学名著作比较研究，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在西南联大，他利用业余时间开《红楼梦》讲座。在《红楼梦》人物中，他尤其钟爱林黛玉。可有一次，他居然在昆明城内看到一家经营狗肉菜的小饭馆冠名“潇湘馆”，这老先生实在生气，这也配叫潇湘馆，真是沾污了林黛玉。一怒之下，举起手中拐杖，乱抡一通，边砸边数落人家，吓得饭馆主人站在一旁唯唯称是。据说这事后这家饭馆果真改了名字。
6.廉洁奉公恪职守
清华大学研究梅贻琦的专家黄延复先生说：“一个人在私生活上做到节俭并不难，但并不是一切节俭都能发展成为廉洁奉公，更不等于可以构成一种感人的美德。而梅贻琦先生在这几方面的表现，都受到校友们一致高度称道和赞扬。”
梅贻琦个人生活的节俭是有名的。他早年生活清苦，家庭负担重，为缓解家庭生活桔据状况和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他30岁之后才结婚成家。婚后仍一如既往的俭朴，每月收支连买一个小物件也在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在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他的太太为帮助他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做过围巾穗子，做过糕点，并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挎着篮子去卖。还曾摆过地摊，卖掉破旧衣服杂品以解决饭资。儿子的眼镜丢失了却没有钱再配一副新的。他一生两袖清风，虽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但个人却没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
梅贻琦为政，始终遵守一个“廉”字。他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坚持一切从俭。冬天全楼的供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他将司机和烧炉工合并成一人，而他本人则常常下地窖去从炉子里掏出有用的煤渣，以节省公家的开支。他任校长后，住进清华国甲所（校长住宅），他首先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供应的两吨煤。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50年代，他到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即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节约经费，他的办公室一直用的是藤椅，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他说：“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