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印一本书，需要许多人力和物力。纸型是出版社的财富，根据一本书的纸型来重版省时省力，是最有经济效益的。但是，由于在编校过程中可能有疏忽或不够细致的地方，或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变化，由于作家和编辑认识上的提高，尽管该书在出版时作家和编辑都经过认真的修改和整理，但重版时却往往又不得不对纸型作必要的挖改，包括部分重排。责任编辑在一本书出版之后的一个不可缺少、不能忽略的工作，是研究和保存好作者的修订本。有一些关于书籍内容的读者来信和报刊上关于该书的一些具体意见，责任编辑更应该把它记录在案，必要时提供作家修订时作参考。重版付印前，一定要重看一下封面、扉页、版权页、前言、后记、内容介绍等。
第四项，积累文化，提供重版书目。
出版社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光荣任务，积累文化。而编辑应该把提供重版书目，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之一。出版社到底有多少精神财富，编辑应该是最清楚的。第一个责任编辑都应该对自己所处理的书稿心中有数，要做到能够如数家珍般地列出优秀书目。但是，鉴于这些年来出版队伍的变化较大，一个编辑一年下来，处理的书稿又不少，所以出版社每年制订重版计划时，除了责任编辑着重考虑他历年所经手的书稿外。强编辑室外对所管辖的各类书稿，务必要把优秀的书籍，隔两年三年重印一次。
出书之后的第五项工作是总结经验。
这个内容又可以分为两项来谈。一是一个人认识事物总是有限的，就是常胜将军也很难保证每战必胜。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还有败走麦城的时候呢！一个编辑哪能保证他所处理的每一部书稿都能够传诸后世？有些书由于我们当初处理时认识和经验所限，有些书由于时代变化，有些书由于当时的能力有限，内容有错误，没有把好关，没有尽到一个责任编辑所应该起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从我们的失误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今后有所提高。二是有些书由于选题好，选择作者适当，书稿质量高，社会效果好，这就更加需要总结经验，打一仗提高一步。
出版一部书是不容易的。要“十月怀胎”，但是在“一朝分娩”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本书上印上责任编辑的名字，就意味着这个编辑要担负某种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在书籍出版前从组稿到编辑加工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他还担负着如上所述的出书之后的各项工作，做完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切切实实地担负一个责任编辑在出书前后所应担负的任务。编辑不但要识别一部稿子，把它推到社会上去以后，为了使它发挥更大的社会效果，他还要做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因为他是一个光荣的责任编辑。
1985年2月
迟到五分钟
我原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该社直属共青团中央，纪律极严。早上八点准时上班，七点五十分，全社一百多人，齐刷刷差不多到齐了。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去上班，半路上只听见拍的一声响，原来我的车后胎放炮了。我只好推着自行车上班。到出版社时，已经八点过五分了。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全社同志都听得到我的皮鞋声，从前院响到后院。那时，我真恨不得有条地缝能钻进去呀！
当然，办好一家出版社要做许多工作。社领导要掌好舵，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当编辑的既要能抓到最有期望的稿子，又要有敏锐的眼光，善于在沙滩中发现闪光的金子；更不要说出版行政部门那些做不完的工作了。而各自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用严格的纪律包括劳动纪律来约束自己，却是从上到下每一个同志都应该自觉地遵守的。
当然，我也不赞成用管小学生的办法来管那些白发苍苍的老编辑和老翻译，但是，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一种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作风，在有的地方滋长着。正像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一样，我不相信打着呵欠能够做出第一等的工作。在我们的大楼里，从前不在醒目的地方写着“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几个大字。这认真两字，我认为和严格的纪律分不开，特别是对于年青的同志。
与松松垮垮分手，和懒懒散散决裂，朝气蓬勃地开展工作，这样，开始可能觉得不那么舒服，不那么自在。但是，当养成了一种好的作风，好的习惯以后，就会觉得一辈子都有有好处。
（原载1984年1月25日《文汇报》）
为编亦清廉
50年代初，我被调到青年出版社。板凳还没有坐热，人事科通知我去参加一个公审会。原来，那时正在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全国总工会行政科有个女干部，看样子她也就是20左右，因为贪污了100多元，被判了一年徒刑，还开除了公职。后来，人民政府又雷厉风行地枪毙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就以我当时所在的青年出版社为例，我所认识的编辑，真是一清如水。
文学编辑室的唐微风，担任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的责任编辑。该书的作者叫乌兰巴干，蒙古族。乌兰那时的汉语水平还不大好。唐兄替他改那部稿子，真是费了不少心血。为了提神，他又喝茶又抽烟。我的办公桌紧挨着唐兄。他抽的劣质烟叫“一枝笔”，呛得我直咳嗽。《草原烽火》出版后，印了几十万册。那时稿费高，作者拿了一两万稿费。唐兄是谦谦君子，还是悠悠然喝他的三级花茶，抽他的“一枝笔”。烟茶也不拿人家的。
50年代末，张羽担任《王若飞在狱中》的责任编辑。为了这部稿子，他到了呼和浩特。因为该稿的作者杨植霖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书记请来年客人，秘书当然把他安排在高级宾馆里。张羽在那里住了10天。临走时一结账，每天12元，比出版社当时规定的报销标准高7元。超出标准的70元，会计科不予报销，只得自己掏腰包。后来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传到作者耳中去了。作者要用稿费补偿，张婉言谢绝。
60年代初，萧也牧担任长篇小说《枫橡树》（电视连续剧《天池山血泪》就是根据它改编的）的责任编辑。萧公烟瘾甚大，食指和中指被烟薰得焦黄。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在决定派他帮助作者修改稿件时，知道他不拘不节——“烟酒不分家”，就及时提醒他：“王英先是中央水电部的局长，家里少不了有好烟好酒。你还是抽你的芝麻叶，不要抽人家的‘凤凰’或‘牡丹’。”江说话的声音很低，我正在桌上整理报纸，悄悄话还是被子我听到了。
后来，江晓天自己担任长篇小说《风雷》的责任编辑。从讨论创作提纲，审读初稿到修改定稿，他参加了全过程。书出版后，反映很好。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作者陈登科为了感谢他，寄了200元给他，还附了一信说：“略表谢意，望兄笑纳。”江晓天长着剑眉、留着两撇小胡子，威严得很，他历来要求编辑们与作家要一清如水，他对自己更是从严要求。他二话不说，将200元如数奉还。他写信给登科说：“想兄定能谅解也！”
不但为政要清廉，从事精神文明生产的编辑记者，不也应该为编亦清廉么？
（原载1991年12月8日《郑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