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一代创富者的智慧与情怀:民国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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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周学熙:误染缁尘又一年(2)

1909年冬天,在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支持下,周学熙再次主持收回开平煤矿的事务。由于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他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可见收回开平煤矿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经济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由于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从中破坏,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听信了张翼的胡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而滦矿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收开一事功败垂成。

周学熙对张翼的卖国行为十分痛恨,他下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的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周学熙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两家公司都要倒赔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双方处境都很艰难。最后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滦州煤矿的股东们唯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收回开平煤矿是周学熙的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未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周学熙却已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用人

周学熙筹建唐山水泥厂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名叫汉斯。周学熙经过考察,感到汉斯确有真才实学,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较优厚待遇。汉斯是个正直的工程师,工作非常出色。他看到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煤矿,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果断地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面对英国人重利诱惑,他明确地答复说:“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管理这个企业,决不能做背叛雇主而谋取私利的事!”后来,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到1906年农历七月初七,唐山水泥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福荫

清朝末年,随着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用水和消防问题越来越棘手,许多绅商市民纷纷呼吁,要求兴建自来水厂。

1907年夏天,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在觐见慈禧的时候,报告宫中缎库失火等事情。慈禧太后便问:“防火有何善政?”袁世凯道:“自来水。”随后,袁世凯推荐了直隶按察使周学熙来办理自来水一事。

1908年4月,慈禧太后批准了农工商部奏请建京师自来水的奏折,谕允成立官督商办的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为招商集股的官督商办的企业,专招华人股份,每股10元,共30万股,总额为300万元,任命周学熙为公司总理。

资金到位后,周学熙勘察了一下北京周边的水资源的情况,在孙河和东直门把两座水厂很顺利的就建设起来了。但是接下来就是铺设这些管道到城里边的街巷当中,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过去北京城外都是菜地、坟地,还有一些达官显贵的花园。周学熙在铺设自来水管道时,有些地方绕不过去,必须从这些花园或者坟地内穿过去,这样就遇到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的阻挠。

有一次,周学熙刚到公司,工地就派来差役告诉他,说是东直门外铺设水管工地上来了一伙人,气势汹汹的,阻止施工人员挖沟铺管子,并且还把施工的工头给打了。周学熙问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差役低着头说了三个字,说是黄带子。所谓黄带子指的是当初清朝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们。这些人自以为是皇亲国戚,所以一贯横行霸道,就连外姓的满族贵族都惹不起他们。周学熙感到遇到了大麻烦,他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随着差役赶到施工工地,进行调解。然后自己亲自登门去和几家有关的宗室贵族去商量解决的办法,求得他们的理解。

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的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这个工程建设的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周学熙主张能够省工时省工时,能省开销省开销,从来没想着要把建厂的钱放一部分到自己的口袋。当时所有的自来水器材都只能进口,周学熙决定向洋商招标。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蜂拥而至。他们有的通过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最后选定瑞记洋行,因为他认为这家德国公司的报价比较公道,并且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情况相当熟悉。当然,瑞记洋行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也在工程预算中做了手脚,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周学熙对各个环节的事情都相当清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额、准确的行情,打消对方的非分之想。

自来水公司开始供水的那一天,张灯结彩,公司里的职工都换上了崭新的衣服,有官职的人也穿上自己的官服,大家喜气洋洋的聚集在大门口,周学熙拨通了自来水厂的电话,命令水厂开始供水,于是在大家的欢呼声中,一股清凉的自来水从水龙头喷涌而来,众人齐声欢呼,有的人放起了鞭炮。从此开始,北京城有了自己的自来水。

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并不认可自来水,因为他们对自来水有许多误解,比如说自来水一放出来,有好多小气泡,人们就误以为这是洋胰子(肥皂)水,说这水喝完了对人身体不好,甚至还有人胡说能断子绝孙。

为打消百姓的疑惑,公司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并各处散发传单数万份。这段辩白文字,今天读来颇为有趣:

“但有一宗事须向大家声明的,因为这龙头乍放出来的水,拿着显微镜细细的瞧,全是极小的水泡儿。因为这个水,起孙河汲上东直门的水楼子,借水楼子上的压力,然后再送到各街市龙头。水楼子高,压力大,又遇着这个冷天,那水管子里面有些冷气,被水的压力催的紧,一时散不尽,就跟着水一块儿出来了,所以水里面有些白泡儿。不过一分钟的时候,那水泡儿就化的干干净净,这个水就全变清了,有不知道的以为是管子洗不净,又有说跟洋胰子水一样,殊不知这个道理。一说便明白了,大家就不致误会啦。”

营业之初,为了开拓市场,京师自来水公司还向居民免费送水两个月。免费试用阶段结束后,京师自来水公司正式向北京市民售水。市民凭水票到水龙头处购水。每张水票合0.25枚铜元,可以买一挑水,使用期限为一年。还有一种特别水票,“专为清道用水而设,水价比照普通定价八折实收”。

水龙头由水夫看管。一年四季,除了每天中午休息外,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市民均可持水票购水。后来针对无力挑水的人,又推出了一种可以送水到家的“特别水票”。最早的送水范围在棋盘街以西至宣武门内大街以东,北至西单沿长安街向东到南长街口,后来便推广到全市。直到解放以前,北京市民家里一般都有一口大水缸,就是用来存放自来水的。

拍档

周学熙与陈一甫的关系源于他们父辈的故交。陈一甫的父亲名叫陈序宾,他协助李鸿章总理粮饷后勤二十年,一生兢兢业业、廉洁克己,《清史稿》曾对陈序宾专门记述。同在李鸿章门下,陈序宾与周馥又是同乡(两人家乡相邻),因此结为世交。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陈一甫成为周学熙开展近代北方实业的“最佳拍档”。

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1905年,陈一甫也到了日本。他“昼则参观探讨,夜则详密记录,于机器制造之法,尤所深究”。1906年,北洋劝业铁厂开办,由北洋银元局划出,陈一甫被周学熙委任为坐办,成为陈在实业界崭露头角的开始。1889年,李鸿章创办海军修建船坞,需要大量水泥,于是创办了唐山细棉土厂(启新洋灰厂前身),后被英商占有。后在周学熙倡议、陈一甫赞襄下,细棉土厂才被收回。细棉土厂收回后,因原本亏折净尽,急需大量资金,陈一甫遂“募商款,增机械,制品日益精美,行销远于南洋”。1907年周学熙将细棉土厂改组为启新洋灰公司,陈一甫成为该公司最早的三位董事之一。

周学熙与陈一甫等人闲来无事组织了诗社,常常在家中吟诗作对,对时政也颇为关心。有一天,周学熙、陈一甫等一帮老头儿在土山公园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日本人如何作恶,民生如何困苦之类的话,正好让日本特务给听了去。于是,几个老头儿被抓到了日本宪兵队,周学熙、陈一甫这对老朋友一起做了大半辈子实业,没想到老了还要一同尝一下坐牢的滋味。

雅好

周学熙不仅是大实业家、金融家,还是一个大收藏家。

1908年,周学熙获得了一部南宋孝宗年间的坊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简称《杜陵诗史》),周学熙爱之如子,以红木匣子精心收藏,并在红木匣子上刻上得到本书的经过以及自己的考证心得。这部《杜陵诗史》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属宋版宋印,而且汇集了宋代文学家王禹称、王安石、沈括、苏轼、秦观等70余人的注释和评语,遍钤明清两代藏书大家的收藏章和鉴赏印,以其资料之珍贵令学界震惊和欣喜。况且印本本身确为“字大如钱,纸洁如玉”,是藏书家心中的极品,又是孤本,所以视之为“价值连城”并不为过。后来,这部书几经折腾,“文革”时期转手到了苏州市图书馆善本室,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多亏周学熙当年识货,将其收下,成就一段藏书佳话。

除此之外,周学熙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闭门念佛,他曾自称“松云居士”。

周学熙最早的佛缘,来自母亲早年的教诲。那一年,周学熙第4次落第,心情极为失落。27岁的周学熙自觉前程无望,平日里未免有些浮躁不安。

一天,周老夫人把周学熙叫到跟前,开导他不要急于求成。不料,周学熙脱口答道:“娘说得极是,可儿子担心德浅福薄,无法光耀门楣。圣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娘一声喝断:“胡说,圣人这句话可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德和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自己修来的。你这样说就是心还没静下来,不静就无法空,没有空就没法悟。我看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死读书,倒是随我念念经,等有所悟的时候,再去读书也不迟。”

从此,周学熙除读书外,又多了一门随母亲诵经的功课。

周学熙最大的一次佛缘,结于安庆迎江寺。一次,周学熙乘船去武汉,船过安庆,想起老母亲的嘱托,便信步上岸,一路寻访到迎江寺。住持月霞盛情留餐,周学熙无法推辞,只得入席就座。两人交谈时,听见远处客轮鸣笛离港。不得已,周学熙当天只好在寺中住下。

第二天,电报发了过来,那艘客轮当夜在九江附近触礁沉没,船上乘客多有伤亡。周学熙惊出一身冷汗,对迎江寺对月霞方丈也更多了一份感激。1918年,周学熙回到家乡,自己带头出巨资,并动员地方官员及绅商捐助,对迎江寺进行了大修。

正式隐退后,周学熙在家中专设佛堂。在木鱼声中,伴着缭绕的香火,周学熙享受着独处带来的孤独与快乐。他的后人似乎也追随着他归佛的脚步。20世纪30年代,周学熙让自己的三儿子周叔伽去武汉办机器厂、学做生意,结果这个同济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在3个月内赔了几十万银元,干得一塌糊涂,从此在青岛闭门三年,通读《大藏经》,后来,成为著名佛学家,并创建了中国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