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群
一
营田、推山咀、大湾杨、马头曹、南渡桥、新市、河夹塘、归义……这些我童年熟悉的村庄与集镇，有一天它们的名字突然出现在战争史上。我在互联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场大战，它们成了部队包围、防守、攻击的地标。我深为震动，屏息静气，在那个大空间的办公室里，所有的声音仿佛都安静下来了……
这是14年前的一幕，那个记忆至今清晰：我反复看着这些村名，感觉熟悉又陌生，它们就像我前世的亲人，我在一片神秘的地域寻觅着，迫不及待，一路顺着文字往下走，一次次与它们相遇，看见它们的遭遇，为它们的安危担忧。这些名字带着我发现了——长沙会战——我已进入了海峡对岸的网站。我无法相信连天的战火会与这些偏僻宁静的村庄联系在一起。想到爆炸与浓烟就在这些连片的房屋中发生，那悲惨的情景简直不能想象！
这是真实发生的一幕：一场日军投入兵力10万、国军30万部队参战的大规模战争就在这里打响！没错，看着这些熟悉的村庄与它们的方位那么准确无误，进攻与反击，过程不但准确地写在文字里，也标注在地图上，这是以前的湘阴县地图。
真实的事情总有一种气息，事件如此巨大我竟然没有半点疑惑，没有怀疑这是不是一次虚构，相反，我感觉战争瞬息间走近了，它迎面扑来，凭着那些我熟稔的沟沟坎坎，脑海里它正在复活……我的震惊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之地的战争我竟然不知道，它离我出生的时间还不到20年！
不得不重新回到儿时的记忆。难道家乡所有的人都集体失忆了？我想起奶奶常说的躲日本粮子（老家人不叫日本鬼子而叫日本粮子），她如何如何害怕。外公常说走兵，中央军、日本粮子一拨拨来了去，他常搞不清是谁的部队。
“走兵”一说是方言，指路过的军队。但外公说到走日本兵，他的神色和语气就不对了，恐惧的表情让人感觉噩梦就在不远的某个地方发生，也许是一个茴洞、一条水沟、一片芦苇，这些都是当年乡亲们躲藏的地方，危险就像一把逼近的寒光闪闪的刀，让人脖子顿生寒意，牙齿发抖。许多孩子在日本粮子哇啦哇啦的叫喊与“咵咵”的翻毛皮靴踩踏声中，被自己的父母活活捂死——害怕他们哭出声来暴露了乡亲。
人们常提起营田，说日本粮子杀了多少人，有说上千的，有说800的，发臭的尸体几十里外的地方都能闻到……但这一切不是当年日军侵华常见的情景吗？它不足以与一场大战联系起来。
于是，我明白了，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局部，他们面对的是如何躲藏，至于战争在多大的地域展开，有多少部队参加，乡民又怎么搞得清呢。我在屈原管理区生活的17年里，从来就没有人说出过这场战争。4次规模宏大的战争在汨罗江两岸的土地上反复打响，其残酷程度超出想象，一支世界上罕有的残暴的军队把他们所到之处全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尘封的血泪已经枯干，亲历者正一一逝去，带着伤痛记忆活在世上的人，这结痂在他们生命之上的巨大疤痕与梦魇，终身在折磨着他们。我必须得做点什么，至少要把这份苦难的记忆留存下来。第一次，我冲动着，想写点什么，但我手上什么资料也没有。于是，想到田野调查，我得找老家的人去做这件事情，赶在亲历者还没有全部离世之前。
关于这场战争，不得不说到营田，说到1939年9月23日这一天的凌晨，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一日，离中秋节只有4天。这一天如此血腥，用血流成河不足以说明人的惊悚、恐怖与沉痛。远处的灾难总是不能给人切身的感受，总是遭到忽略。当我走近营田，走近亲历者记忆里的这一天，我的心开始颤抖开始哀痛，这是多么残暴的生命之殛！
这一天，从没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还在准备过节。黑夜里降临的灾难，许多人想不到他们再也见不到东升的太阳了。
9天前，枪声在遥远的江西会埠打响，日军攻打这个紧靠湖南边境的小镇不过是为了吸引和牵制中国军队，他们的目标是长沙、衡阳。岳阳才是主战场。
5天前，新墙河硝烟弥漫，聚集于岳阳的日军第十一军主力疯狂地赴向了第一道防线。与之对抗的是关麟征指挥的国军第十五集团军，这支部队曾在台儿庄抗击过日军。驻守营田的是九十五师罗奇的部队。
我不明白，战争已经打响几天了，那时的营田为何没有大战迫近的氛围？老百姓大都在家过着平静的日子，准备着过节。士兵住在村庄与百姓打牌娱乐。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安定军心、民心。不知这是什么逻辑！
一场偷袭营田的计划早已预谋。日军100多艘快艇晚上从岳阳出发，穿过洞庭湖，悄悄向营田驶来。有个渔民发现舰队行踪前来报告，竟然无人相信，他还遭到军官的训斥，说他扰乱军心。
汨罗江由东向西流入洞庭湖，营田既是汨罗江的入湖口，也是湘江、资江的入湖口，岳飞在这里曾剿灭过杨么的农民起义军。国军五六九、五七〇团在推山咀、土星港、牛形山、狮形山等地构筑了防御工事。五六九团指挥部就设在营田易家大屋言馨堂内。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比中国军队更明白营田的重要，当新墙河眼看就要攻破之际，他派一支部队从第二道防线汨罗江防线后面包抄过来，就像一把刀插入中国守军防线的左翼，这一刀不但使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不攻自溃，还可切断两道防线守军的南退之路，同时向守军侧背给予重重一击。
22日晚登上舰艇的是上村干男支队，共有4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2个工兵联队、2个辎重中队。一等兵吉田有仁在第七大队五中队，他写到了这天晚上的情景：“快艇不开灯也不鸣汽笛，是为了隐蔽意图。我们沿湘江朝上游走，那天天上有一轮不太圆的暗红色的月亮，水面有不亮的反光，船和陆地都是黑色的。
“我们紧挨着坐在舱内或甲板上，枪靠着肩，不许讲话，只听见船机的隆隆声和轻轻的水声。
“大约在午夜一两点钟，青田小队长轻声喊：‘进入作战区域。’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枪拿在手中，盯着黑乎乎的岸边。
“天亮前两小时左右，终于到达登陆地点。在我们下艇时，不远处的山坡上响起枪声，中国军已经发现了我们。前面的艇上响起了机枪，我们在小队长的催促下跳下快艇，蹚着没膝深的水跑步离开岸边。中队长命令几个小队摆开战斗队形，占领向我们攻击的那个山头，掩护后面的快艇靠岸。
“攻击开始后，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子弹在我们头顶和身边呼啸，不多时，敌人的平射炮朝着船队猛烈射击。我回头时借着爆炸的火光，看见我们乘的那艘快艇和挨着的一艘被击中，正在下沉，还有几艘没有靠岸的被击中，那些艇上的人一定伤亡不小。”
……
二
战火就在人们的睡梦中降临。人们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许多人听到枪炮声跑出家门来看热闹，看红绿两色的信号弹划破夜空，机枪的子弹交织成火网，有人觉得像烟花一样好看，为看得仔细，有人爬上墙头，有的跑上山坡，直到战火越来越近，逃难的人群哭的哭叫的叫，这才感觉到了害怕。
60年后，我动员屈原管理区的朋友易送君对“营田惨案”做田野调查，20多个人历时一年，寻找到了100多个幸存者，记录了那一天他们的经历。我曾跟着易送君走村串户，听那些年过七八十白发如雪的老人手指屋前的地坪或是水塘，说起自己当年如何躲藏如何逃难，他们学着飞机俯冲时的轰响和机枪扫射的嗒嗒声，所有人对“己卯年八月十一日”这个日子记得死死的，仿佛那是一个魔咒，是一个黑色的灾星！
采访易识基，那一年他76岁，老人一辈子摆脱不了的一个梦魇就是八月十一日的早晨。这一天，母亲带着他，刚刚从葛公桥跑出来，身边飞机丢下的炸弹“轰轰”地连声炸响，刚刚躲开炸弹，日本粮子又在背后直追，突然“嘣”的一枪，打中了他……老人总在这个时刻全身一颤，从梦中醒来。
72岁的老人柳仁详，1939年只有7岁，他是田棚柳村人。田棚柳靠近推山咀，日军攻打推山咀码头时，还是他母亲把他叫醒的。母亲叫他哥哥嫂嫂快跑，把他和弟妹抱下床，连拖带滚跑到了柳树墈下。这时炮弹带着橙色火光遍地炸开，震得人脑袋欲裂。天一亮，飞机就出现在天上，低低地直冲下来，发现躲藏的人，嗒嗒嗒的机枪直扫过来。它扔下的炸弹把房屋炸飞了。逃跑的人到处都是，炮声、哭叫、叫喊声乱成一片。
柳有富是柳仁详的二伯，他天不亮就出外捕鱼，听到枪炮声后急忙向家里奔跑，刚跑到南圹神，就撞见了日本兵，被当头一刀劈死。柳仁详的房伯柳云保的妻子汤氏，慌忙用锅烟涂黑脸，躲在灶门柴堆内，日本兵把她拖出屋外，她极力反抗，被日本兵一枪打死在草堆旁。柳仁详的房嫂李氏，躲在灶房柴草内，日本兵用刺刀把她挑出来，拖到坳墈下，七八个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从胸脯和下身捅刺，直到她断气。柳仁详的祖父柳懋载，年老双目失明，日本兵把他关到猪栏里，家里人跑光了，潲水吃光了，他活活饿死在潲桶旁，身上还堆满了砖头瓦块。柳仁详的姨妈被日军抓上了轮船，一岁的女儿也不见了，两人至今杳无音讯。
易阳葭是干塘弯村人，当年16岁。那天上午八九点钟日军就把村庄包围了。20多个国军与100多个村民混在一起。易阳葭家是个大家族，全家32口人和几个国军伙夫都挤到了屋后的竹林和一个茴洞里。日军在房内没有搜到人，来到屋后菜园，对着竹林放枪，歇斯底里地吼叫。易的父亲和一个伙夫靠着洞口，当即被乱枪打死。易的祖父易生庭、大伯父易南仙、二伯父易昆英又相继倒下。易的堂叔一家躲在竹林里，在枪声里一个个倒下。
任伯皇那年8岁。他家住的相公湾靠近湘江，离推山咀三四百米隔垅相望，村里驻扎了一个连的国军。战斗打响后，他的父亲天不亮就带着全家六口人往南逃，逃到马家屋场碰上了日军。任伯皇的两个叔叔被日军抓住，强迫他们去当了挑夫。一家人被日本兵赶着回头往相公湾走。半路上，又有日军抓他的父亲和一个叔叔去当挑夫，他俩反抗，日军两枪将他们打死。任伯皇的姐姐又哭又骂，也被一枪打死了。她死时只有12岁。
回到相公湾，房子已经烧了，还在冒着浓烟，耕牛被宰了。村里60多个人，被杀死的有27个，日军连祠堂里念佛的斋公也没有放过。退兵时他们在一堵断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吃的牛肉鸡，杀的蠢东西，奸的美貌妻。”
太山屋村的人更悲惨，他们村人心齐，战端未启，村里就利用后山林密草深便于隐蔽的特点，挖了一个防空洞。洞上铺树木，倒上泥，再栽上树种上草，四周还留了通气孔。洞口用草当帘子遮挡起来。那天18个人躲进了防空洞。日军进村发现墙上钉了许多新的竹签，分析这里驻扎了军队，便对周围进行密集的排查，防空洞很快就被发现了。
日军在洞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人出来。躲在洞里的人谁都不敢吭声。日军一边叫，一边用机枪寻找最佳射击位置。枪声里，凄厉的呼叫换来的是更加疯狂的扫射，18个人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洞口。
81岁的李望华老人讲完防空洞的悲剧，又讲了易敬生一家人的遭遇。农历八月十四日上午，七八个日军又一次来到了太山屋。易敬生一家三口没有离开村庄。易敬生是私塾老师，穿着一件长袍，一副斯文相。他认定日军不会杀读书人，因此没有逃。日军进门就把他抓了起来，一把按倒在地，来了个五花大绑。随即一枪打死了他的老婆。当着易敬生的面，他们扑向他的女儿，剥光了她的衣服，玩弄一番后，施行轮奸，一直把她轮奸至死。易敬生不停地挣扎、咒骂。日军用铁丝把他吊到横梁上，淋上煤油，把家具砸烂，堆放在一起，点了一把火。易敬生火中还在不停地诅咒，日军在一边大笑……后来，回村的人在灰烬里发现了他的一个肚子。
余家坪是一个典型的湖区村落，青砖青瓦的祖屋，居住着田、樊、戴、李、易五大姓氏的人。日军一进村就抓到了田放贤，要他找花姑娘。田放贤拒绝带路，一个日本兵拖出东洋刀一刀就把他劈死在屋坪前。田放贤的妻子刘瑞英看到丈夫被抓时，就跪在地上为他求饶。日军强暴了她又将她杀死。田放贤的妹夫柳长根冲出来与日军搏斗，日本兵拔出手枪连开3枪将他打死。柳长根的妻子田召英也像丈夫一样去跟日军拼命。日军见她是一个女的，就紧紧抓住她欲施强暴。田召英用嘴咬日本兵的耳朵和鼻子，日本兵被激怒了，用刺刀将她活活挑死。
田召英6岁的儿子柳林、两岁的女儿柳毛被日军用刺刀从肛门刺入，柳毛被举起来在空中戏耍。
巷口吴村郑德清伯父一家，全家4人被杀，女人怀有身孕，她被杀后，日军又把她的肚子破开，肚子里滚出一个“哇哇”哭的孩子，日本兵又一刀将孩子刺死。3岁的孩子哭喊着爸爸妈妈，扑到了妈妈的怀里，一个日本兵一刀戳进孩子的肛门，将孩子挑起来，高高抛向空中，周围的日军哈哈大笑，鼓起了掌。这一幕被偷偷躲在山上乱草丛中的吴桂枝看到了。
全家被杀光的远不止巷口吴村这一家，家住黎家祠堂旁的黎哲秋一家同样悲惨。易阳明当年16岁，他随外婆住在黎家祠堂，黎哲秋是他的叔伯外公，他讲述了黎家的遭遇。
农历八月十一日，黎哲秋带领一家人逃命。中秋那天逃到了枫树塘。这一带是国军九十五师师部。一家人走了4天，脚都走跛了。吃的东西也没了。黎哲秋想到白水的亲戚，他想跑一趟去弄点吃的来。临走时他交代妻子，如果日本粮子追来了，全家人逃也得一起逃，他会快去快回的。
中午时分，日军打过来了。黎家人慌忙逃命，躲进了一所学校。日军发现后追了过来。他们躲在墙角，全家人藏在被子底下。日军进来后对着被子用刺刀乱捅，直到血流满地。走时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学校也烧了。
易阳明一家逃到白水曹家祠，碰到了黎哲秋。他们商议等这一仗打完了再去找人。第二天，黎哲秋、易阳明等返回枫树塘，经打听，他们在烧焦的学校瓦砾中发现了10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黎哲秋认出了就是自己一家人，他一具具尸体抱过去，喉咙嘶哑哭不出声来，只有一声声干号。
5年后，日军第四次进犯营田，黎哲秋逃到太白庙时，又被日军的冷枪打死。
在突然而来的大祸面前，有人不畏强暴拼死反抗。弯里屋的易玉桃，他的妻子夏氏以死相搏，被日军杀死。易玉桃手握铡刀，藏身门后，等一个日本兵进来时，他手起刀落，将日本兵砍死。他又躲到门后，再次杀死进门的日本兵。等到第三个日本兵进来，易玉桃举刀猛砍，日本兵一闪，被削掉了一个手指，手臂也被砍伤，日本兵一路狂奔一路号叫。
日军蜂拥而至，举枪乱射。易玉桃冲进敌阵，又砍伤了几个日本兵。日军一个军曹举起手枪射击，易玉桃跃步一刀，砍断了他的手指。日军十余人乱刀齐刺，易玉桃顿时鲜血如注，他仍怒目而视，呼喊：“杀死日本强盗！”日军兽性大发，将他砍成八块。
日军到了福林铺的元冲，开物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还在上课，没来得及跑。日军抓住7个学生，一个军官一手握刀一手指着教室墙上的总理遗照，问一个学生：“这一个是谁？”学生两脚立正，大声庄严地说：“这是我们的总理。”军官刀一挥，砍下了他的头。
问第二个学生，得到同样的回答，又是人头落地。第三个同样如此，直到第七个，军官在指给他看那六具尸体后，再指着教室墙上的总理遗照问他，学生仍旧立正，大声庄严地回答：“这是我们的总理。”日军挖了他的眼睛，又问，仍然是如前的回答，又割了他的舌头，觉得不解恨，手起刀落砍断了他的双腿……
一天，从营田往南行驶的两条粮船，张帆疾驶，船工看到日军的汽艇来了，为了不让粮食落入敌手，他们紧急将船底凿穿，人与船一起沉入了江底……
国军五六九团仓促应战，官兵拼死阻击。驻扎营田街、大边山、小边山、山塘湾的国军与当地老百姓一齐进入阵地，决心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山炮连沈连长亲自操炮，向增援的日军汽艇猛烈轰击，终因弹尽无援而壮烈牺牲。重机枪连的张连长带领机枪手坚守陡仑阵地，一个上午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打死日军300多人，全连战士大部伤亡。三塘湾的步兵连，连长钟望学带领全连与日军拼刺刀，团部命令连队撤退，连长拒不后退，全连拼杀只有9人生还。驻白鱼歧的国军连全连牺牲。连长张华清被日军一刀一刀割死。
当天上午，日军增援部队又登岸了，天上飞机轰炸，湖面海军频频炮轰。营田江防当天大部失守。
日军对英勇杀敌的中国军人也实行了残酷的屠杀。五六九团副团长和一名军官被日军用刀将头皮割开剥了下来，盖住了双眼，又从胸部剥皮至双膝。一位姓夏的营长的四肢被钉在门板上，日军淋上汽油把他活活烧死。五七〇团一营营长苗培成和一连张连长被鬼子凌迟血剐。
然而，日军的残暴并没有吓住中国军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二九五团一营少校营长曹克人率全营防守湘阴县城，400多人抵抗1000多日军的进攻，又受到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夹击，天上飞机狂轰滥炸，地上大炮猛攻，全营誓死抵抗，激战两天。退守第二道防线后，日军再次增兵800多人，从两翼包抄，全营顿时陷入绝境，却无一人退缩。曹克人一声大喊“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上刺刀！”几十人跃入敌阵，展开肉搏，直至全部战死。
曹克人受伤昏迷被俘。日军向他疯狂发泄部队受阻的怒火。战后老百姓涌向他牺牲的地方，只见墙上大钉钉住一具尸体，没了手脚，割了舌头，眼睛也挖了，还被开膛破肚……
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了一封遗书：“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值此存亡之秋，匹夫尚有责，身为军人，岂能临阵退缩？尚望双亲体谅时艰，善自珍重，我誓死抗日，此意已决！”许多人看后，跪在地上哭了。
己卯年八月十一日的杀戮，仅营田一带被杀害的百姓就有800多人，国军战士牺牲1200多人。1000多间房屋被烧毁。言馨堂四进大院落，15个天井100多间房屋，厅堂、粮仓、磨房、学堂连成一片，全被大火吞噬。火海中的营田街鼎兴爆竹铺，店铺老板在楼上来不及躲避就葬身于火海，一具焦尸从楼上滚了下来。卢森泰药店的卢家大爹初十入殓，棺材与房屋一同烧成了灰。有人披着熊熊烈火逃生时，被日军发现立马补了一枪。李荣兴绸缎庄的老奶奶70多岁了，死活不肯同家人逃生，在家里被活活烧死。人们逃到离营田街30多华里的冯家塅，男女老少几十人站在一片坟茔上，看着火光冲天的营田街，无不失声痛哭。
田汉先生1939年12月来湘北拍摄长沙会战的影片，他来到了营田，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战后营田凭吊》：
营田屯垦地，创自武穆王。
我从佘家冲，来吊今战场。
风日何凄悲，山川转苍凉。
群鸦噪高树，长芦摇东塘。
黄土有余芳，处处埋国殇！
马行营田市，残破非寻常。
岳阵剩残台，易祠摧楹梁。
流目稍稍聚，绝似台儿庄。
下马山江岸，铁网钩衣裳。
哨兵荷枪立，目视天一方。
新洲横如带，夹沟雁飞忙。
布帆孕秋风，战垒对残阳。
千寻封锁线，横亘逾金汤。
敌暴若豺虎，血爪及牛羊。
至今沙滩上，随处皆骨肠。
敌来向突冒，敌去何仓皇。
烧骨白鱼歧，余灰因风扬。
转至牛形山，萧萧多白杨。
临哨闻鬼哭，昨晚警鸣枪。
我鬼吹银笛，高呼杀东洋；
敌鬼随寒胆，咽呜思故乡。
欲听鬼哭声，静夜登高岗。
新月如娥眉，寂寞照断墙。
门窗张大口，暗夜无灯光。
手电烛暗处，人影使人慌。
原来流浪儿，瑟缩稻草旁。
问之初不答，细问泪成行，
家住推山咀，敌来杀其娘。
切齿东洋鬼，誓与之偕亡。
敌愈战愈弱，我愈战愈强。
愿共拼血肉，共筑长城长。
三
十多年来带着这份沉痛的记忆，我总是在反复问自己：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这一场战争是如何打起来的？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我们为何至今都缺乏了解它的愿望？谁能保证悲剧不再重演？
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前的甲午年，旅顺已经惨遭屠城，两万多人被杀。有一对母子，母亲被杀于巷口，婴儿爬到母亲身上找奶吃，孩子的嘴与母亲的奶头被泪水和奶水冻在了一起，收尸的人都难以分开他们。只是43年，悲剧就重演了，更加残暴更加血腥的屠杀几乎波及了整个国土。
痛定思痛，我开始注意日本这个大和民族，从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始，我读一切研究日本的书籍，从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我进入日本的历史文化，寻找着缘由，我渴望了解它的国民性。
读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柳美里的《声》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一种凄美的情境令我心魂恻然，它们有一种致命的吸引。这情境有东方含蓄、蕴藉之美，而它的哀伤、凄婉与郁悒却是大和民族独有的。凄美也在浮世绘的画中出现，甚至在神社庙宇红的鸟居、白的纸垂上也能读出。日本人从樱花的绚丽、短暂与落英缤纷中寻找凄美，把它选为国花。武士就喜欢在樱花树下剖腹，为情义、为报恩、为洗刷污名赴死。这一切沉沉底色便是死亡，是死亡的意识。大和民族是一个对死亡有冲动和激情的民族，其“空寂”、“幽玄”、“物哀”的审美传统便是死之幽谷开放出的花朵。
“菊”与“刀”两种相互砥砺的东西一同成为大和民族的象征，正如它的好斗与和善、野蛮与文雅、尚武与爱美、顺从与抗争、忠诚与叛变、保守与喜新、傲慢与自卑……这种喜好极端的国民性就如和辻哲郎的《风土——人类学的考察》写到的，处在季风气候的岛国季节性与突发性相容，热带气候与寒带气候交替，塑造了日本“宁静的激情”、“战斗的恬淡”的国民性格。
《坂上之云》是表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的电视剧，剧中举国上下由维新鼓动起来的朝气与强国意识有如岛国的温泉，灼热、雾气蒸腾。明治维新废除等级制，取消武士阶层，人人平等。他们像从前学习中国一样，全面学习西方。其亦步亦趋的学习姿态被西方人讥讽为“猴子”。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威胁而不得不战，所谓的威胁便是谁来控制朝鲜，没有控制朝鲜它就感到了“威胁”。日俄战争争夺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却被说成保护朝鲜不被沙俄染指。朝鲜的“安全”又要靠中国东北来保障了！而东北变为它的傀儡“满洲国”后，它的安全又要靠华北来保障了！他们一步步的扩张都找得到堂皇的理由。这种强人逻辑，背后无非是吞并，不承认侵略，混淆是非，先筹划先开枪的反成了无辜者，这无一不是帝国主义的嘴脸，而被殖民者遭到忽略、欺压，他们不配享有安全与自由，就如他们所说的进入了等级秩序世界。今天，吞并朝鲜仍被称作合并，侵华称作进入，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参拜靖国神社，仍是强词夺理的逻辑。正在推行的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军事行动的理由也是为了国家安全。
日本“近代化教父”福泽渝吉的《文明论概略》在明治维新时期出现，他引导日本把眼光投向西方，他在《脱亚论》中宣称日本脱亚入欧。“禽兽论”也出自他的书中：“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以在亚洲东陲，创立一个新的西洋国。”这就是日本的征服经。
同一时期，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内村鉴三的《典型的日本人》在给国人强调日本的独特性时，也开始为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大造舆论。
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国民自信心不但从美国“黑船来袭”的惊吓中得到了恢复，继续膨胀的结果开始滋生起蓬勃的野心。这时，大亚洲主义思想出现，日本由“脱亚入欧”战略转向“排欧入亚”。他们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大陆才是他们的出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出现了，一个被西方欺凌的国家转过身来疯狂地欺凌自己的邻邦。
300多年前，丰臣秀吉武力扫平战国群雄，统一日本，又出兵朝鲜，他那时就梦想着亲自渡海，坐镇宁波，攻占中国，将日本国都迁到北京。日本旧梦重拾，谈论经略大陆的话题，变成了维新大业讨论的问题。
与希特勒一样，日本灌输自己民族为优等民族的观点，甚至认为全世界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天皇来自神界，日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个神国，是天地间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万国的主宰，因此，全世界都应该成为日本的郡县。偏激的思想越走越远，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甚至认为日本的风景也优于亚洲邻国，可与西欧并驾齐驱，连活火山也得到了勇壮的赞颂，他把这些与国民精神联系起来，以此鼓舞新兴帝国日本的士气。志贺重昂在这本地理学启蒙书中准确地预测了甲午战争。
有人提出了日本要拯救亚洲，大东亚范围内的国家都是同一人种，亚洲人应该帮助亚洲人。日本有责任把“支那”从白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
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言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还有英国、俄国从东亚驱逐出去。打一场亚洲人自卫自存的圣战，戡定祸乱，光复和平。各国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唯一真正自上而下建立了等级制度的国家。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之大业。
膨胀的继续发酵必定导致对其他民族的鄙视，日本以救世主自居，最后发展到不把别的民族当人。中国留日学生就被日本人称为“豚尾奴”。
可怕的思想一萌芽，它就像一剂兴奋剂，甚至是迷药。它让人越来越偏离真相，越来越癫狂，接连的刺杀与宫廷政变，直到军人当政的极权统治出现，广场、街头运动开始了，它直接变成了阴谋家的武器，不只是对外也用于对内。
四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大理街头闲逛，在一家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马正建写的《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书中引用了一个日本女人近藤富士之20世纪60年代写的《不堪之回首》一书中的内容，这是一个有关中秋节的故事，她在1939年中秋节踏上了我老家的土地，作为慰问团一员前来慰问皇军，这是她费尽了心力才争取到的机会。
没想到真的见到了她新婚后参军出征的丈夫。历尽千辛万苦，一对夫妻在战场见了面，虽然部队给他们放了两天假，但打仗部队没有驻地，他们还得跟着部队走。他们坐在最后一辆收容车上，两手相扣，难舍难分。没想到收容车抛锚了，前面的车都走远了，这时，树林里面响起了枪声。
她的丈夫近藤三郎拿着枪就跳下了驾驶室，与车厢上的两个士兵一道还击。枪战中近藤三郎被打死，近藤富士之把他抱在怀里，轻轻呼唤着他的名字，要他跟她回家。
近藤富士之被中国军队俘虏了。
这一段文字让我震动、深思。第一次看到一个日本女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流露，如果不是营田惨案的影响，我会倾注更多的同情心。作为一个人，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它让我回到了日常的生活，回到了常识。这个时候我有了新的写作冲动。我觉得自己有了进入人物内心的能力。我要写一对日本恋人和一对家乡的恋人，在这场战争发动之前，他们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其实并无多大区别，真挚的爱情，待人接物的友善，日常生活里的温情。战争来临，这一切急剧变化，这个出征的日本青年怀抱报效天皇的忠诚，告别亲人，远赴征途，从一个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王。我从随后获得的侵华士兵日记里看到了大量丰富的细节，看到了这一变化的历程。
战争扭曲人性，摧毁生命，它一经发动，就像一台机器，谁都无法控制了。两对毫不相干的恋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是荒诞的现实，却是战争的逻辑。从个人到民族到国家，悲剧在一步步滑进。营田发生的如地狱般的景象变成了现实。
但是，日军为何如此残暴？！
带着诸多的疑问，壬辰年春天我去了日本的九州和关西。甲午年冬天又一次去了东京、房总半岛、伊豆半岛和北海道，一个月里我仔细地体验着、观察着。
在房总半岛千叶县鸭川市江见町见到了冈部喜一，他的父亲就是侵华士兵，是步兵第二一二联队第一机枪中队的机枪手，从昭和十四年到十九年，他参加了鲁东、鲁西、鲁南、鲁中作战，阵光作战、华南作战、浙赣作战、中原会战、武号作战、勇号作战、辉二号、三号作战、势三号作战，作战之多时间之长都是令我惊讶的。他在高龄去世，在他家客厅佛堂中放着他的照片，清瘦之脸上深深的八字纹分开了颊骨与人中，一副憨厚的老农形象。他的法号喜翁全徹居士作为牌位摆在右侧，正中是佛祖的铜像。按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人死后灵魂都能与神佛同在。它的灵魂已跟佛祖在一起了。这就是当年以机枪扫射杀人无数的士兵？！
冈部喜一的父亲从不谈他在中国的经历，一提起他就感到难受。冈部喜一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客厅显眼的位置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毛笔字写的中队歌、参加的作战和时间，中间是三个伏在机枪上的士兵线描像，大号字的部队名称写在上面，两边各饰有一颗五角星。冈部喜一说他父亲是在家被强行征兵走的，当时不去就要坐牢。
一栋百年老宅，巨大的坡屋顶从四面倾斜而下，翠竹树木长满山冈，墓地与神社在山坡下彩幡飘扬。冬日的稻田之上，群鸦鸣叫，鹰在低空翱翔，来自海上的风托举着它的双翅。屋内百年火塘仍燃着红红的炭火，取暖、烤鱼、烧水，宾主围炉而坐，晏晏笑语。一个人在这里出生、成长、远征、归来、耕作、终老，看不见他的一生与罪恶有染，秘密全在他的缄默里，带入了坟墓。即便是罪恶，这里的人也早已忘却，一切就这样翻过去了。
找人翻译，中队歌唱的是：“黄河的流淌/为杨柳新芽带去青葱/春天里/聚集在军旗下/我们是第一机枪部队/啊，战友呀/骑上我们的爱马/奔走在鲁西无边的泥泞里/借手中的缰绳传递给它一个永恒的信念/留存在那马蹄下的/是崇高的丰功和伟绩。”
在满田清家我看到了一套16卷本的《昭和日本史》，第三卷是《日中战争》，打开来，图文并茂，我看到了当年他们准备庆贺武汉沦陷的照片，圆柱形的大灯笼上写着大大的“祝汉口陷落”。接着是学生参加陆军垦荒训练的队伍，少年们举枪向校园里的天皇照片致敬，幼儿参加军队体验活动，小女孩用红萝卜喂马，表示对军队战马的慰问，幼儿的剑道训练，儿童军小队的选拔，妇女支前集体劳动的场面，市民排队购买“支那事变报国债券”，炸毁的街道上行进的军队，欢送参军上前线的人潮与旗帜的海洋，城市里各种群体活动，各种行军打仗的场景……对于战争，只有过程与技术性的描述，所有的屠杀都看不见了。
询问日本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就连二松学舍大学年过花甲的教授源川彦峰也说不知道，他说自己出生于“二战”之后，但政府从没有说出过真相，他所受的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想着营田田野调查那些日本兵的行为，我很想告诉他这一切，但没有说话的语境。对他来说，这些是遥远陈旧的历史了，与现实生活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了？当然不是。当事者还在，被伤害者仍然感受到又一次的伤害，特别是日本右翼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硝烟味似乎越来越浓。
在靖国神社，每天都在展出一个“二战”士兵的遗书。神社四周栽种的纪念树斛树，献木者大都是海陆空部队、遗族会、战友会、军校。神社前的常陆丸殉难纪念碑，是日俄战争被俄舰击沉的运兵船，题词者是元帅伯爵东乡平八郎，他就是甲午战争下令向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开炮的日军“浪速”号巡洋舰舰长。还有田中支队忠魂碑、慰灵之泉、战迹之石。战迹之石的石头来自冲绳、硫黄岛、马尼拉郊外等各个战场。即便千叶县安房鸭川这样偏僻的小城市，也有纪念的神社，忠魂碑也是东乡平八郎所题。
特别是神社北面的帕尔博士表扬碑，2005年建立，立碑表扬其功绩。帕尔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任印度代表法官，他是法官团中唯一提出判处被告团全体成员无罪意见的人。
但是，面对具体的人，老农民、教授、学生、店员，我又无从说起。翻译梁镇辉制止我的眼神在明确地告诉我：这会造成不友好的气氛，没有必要。纠缠这样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
奈良东大寺，有捐款者在泥瓦上留言，这些留言的瓦烧制后寺院翻修时将嵌入屋顶。一个壮年男子用毛笔认认真真写下：“世界和平。”
源川彦峰教授带着一个班的学生，以《论语》为题材，在鸭川町的一个渔村进行创作，学生们以篆书刻写了“礼乐”、“忠恕”、“德不孤，必有邻”……对儒家文化，学生们十分喜爱，他们真诚地向我请教。
在热海，宾馆服务员全体出门送行，他们一次次深深鞠躬，一个女子跑得气喘吁吁，她发现房间丢下的东西，赶紧冲下楼来。酒店里，无论用具的设计还是服务都极尽体贴之能事。凡问路，他们必热情指引，有的亲自带路。睡在鸭川的几晚，大门、卧室都不用上锁。各地神社的绘马，写满了家人平安、学业有成、良缘成就、无病息灾的祈愿……他们与那残酷的一幕的确风马牛不相及了。
但是，在大和民族的精神深处，耻感文化、武士道精神，他们看重的信仰与清洁的艺术的生活，这些民族重要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吗？那些喜欢盲从的习惯，那些内外有别，强大的集体意识，部落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特性也在改变？他们有时连“气氛”也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意见。
武士道视偷生为羞耻，把求生的愿望看作卑怯，“二战”时它赋予暴力宗教一般神圣的意义：“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残忍与审美竟然可以糅合在一起，越是残忍越显得美。死亡成了一种表达手段，一种抒情的方式，舍身赴死的仪式化甚至达到了“凄美”的至境。日本人对复仇和捐躯尽忠津津乐道，四十七士为主寻仇而集体剖腹，日本人将之代代传颂。
现在，赤穗城四十七士的墓地成了旅游地。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在书店仍然看到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还有《日本刀知识》。靖国神社当年锻打日本刀的匠人还在打着刀。东京日本武道馆，第三十八回日本古武道演武大会开始，这天，入夜时分，下起了一场早春的蒙蒙细雨，旧江户城田安门的古城道上，伞若长龙，人流如鲫。年轻人对演武的热情不减。在明治神宫至诚馆，练习剑道、射箭的人也都是年轻人。城西国际大学渡边淳一院长的女儿也远道从鸭川来东京学习剑法。这些能否证明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留在大和民族的生活中？
五
一个民族把刀对准另一个民族总有自身的缘由与过程。我进入历史，探寻它的源头，其初始阶段无疑便是教育。
19世纪晚期，日本以新兵训练的方式培养小学老师，师范生入住军营，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与思想教化。20世纪30年代，《国体主义》《臣民之道》相继颁布，教育体制军事化，小学生排队要求步调一致，学生如果不从，教师打学生耳光，狠的用竹棍、木剑抽打，更狠的，一是命令学生负重跪地，二是冬天赤脚站在雪地里，三是围着操场跑步，直到力竭倒地。
他们奉行的逻辑是：“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把自己累得双手红肿流血是疯了吗？”这样的逻辑放大来便是：战争不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使战争的受害者从中获益，暴力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工具。日本的胜利将对所有人有利，并有助于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故意纵容南京大屠杀的甲级战犯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就曾这样说：“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国……我们必须将这场战争视为促使中国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我们深爱他们。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兄长对弟弟的不端行为忍无可忍时，为使他改邪归正，不得不对他进行严惩。”
再看希特勒这段话：“心怀爱国之情，奔赴战场时感觉如同去舞场赴宴一般。”疯狂的人心理的扭曲变态也是一样的。杀人魔王有杀人魔王的逻辑，那时日本人甚至把中国人比喻成细菌，杀人不再当作是在杀人了。当日本兵开始杀中国人时，在他们的心里就跟拍死苍蝇蚊子差不多了。
那个年代，日本玩具店里也充斥了坦克、头盔、步枪、高射炮、军号、榴弹炮和士兵的玩具，男孩子握着竹竿当枪在街头玩打仗游戏，有人将木棍捆在背后，扮演人肉炸弹自杀式袭击。
老师大都换成了军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日本天定命运就是要征服亚洲，大和民族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种族，而协助国家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年龄小的男孩操木制枪训练，大一点就使用真枪，枪杆比他们人还高。他们灌输对中国人的仇恨和蔑视，视中国人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曾有一个男孩上生物课解剖青蛙时吓哭了，老师敲他的头吼道：一只烂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一两百个中国佬呢。
这一切，背后无疑藏着不可告人的扩张野心，岛国的危机意识，经济的衰退，他们需要新的领土来避免饥荒。
从什么时候日本人开始蔑视中国？曾经他们把中国当作自己的老师，视为天朝上国。日本先民弥生人、渡来人就来自这个遥远的大陆，他们是蒙古人种。日本的文字、佛教、建筑，甚至官阶、律令都来自中国。日本古代的历史都要从中国的《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寻找，1000多年前日本还没有历史，古坟时代，他们连自己土地上留下的巨坟也搞不清楚。
他们学习汉字，学习中国的典籍和诗歌，学习中国画和书法，甚至庭园建造也模仿中国山水画。儒家文化更是深入人心，孔子的《论语》、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们都认真阅读。白乐天、李白、杜甫的诗，还要背诵。日本俳句的蕴藉雅致，与唐诗气韵是相通的，它们感触于风物，都有对时序与自然的感兴，充满禅的意境。他们迷恋竹林七贤、兰亭雅集、雪夜访戴。汉文化在古代日本只有贵族才能学习和掌握。
说什么华夷变态，说中国经累世紊乱，被异族统治，已经不是正统的汉人了，甚至骂中国人为“豚尾奴”。这一切，转折点就在清兵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中国神话彻底破灭了，中国人却仍然那么自大，那么自以为是、颟顸、腐朽不堪，日本人尊敬中国的历史从此终结。他们眼里只有强者。他们喜好狐假虎威。
踏上中国土地的士兵人手一本《军人敕谕》，《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一样是圣典，一个针对军人，一个针对师生。《军人敕谕》是一份长达数页的文件，纲目分明，文字严谨。最高的德就是履行忠的义务。忠是大节，是一切道德的准绳。尽忠的军人必有真正的大勇。军人要逐字背诵，每天早晨默想十分钟。祭祀日、新兵入伍、期满复员要隆重宣读。宣读之时，从安放处恭恭敬敬取出，听众毕恭毕敬，全场鸦雀无声，比基督徒对待《摩西十诫》和旧约五书还要神圣庄严。如若念错，捧读者要引咎自杀。
《教育敕语》至今在明治神宫的神乐殿里可以免费领取。
侵华士兵最初无不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圣战。应征入伍的士兵为能到中国去为天皇效忠，有的激动得跪了下来，认为没有什么比上战场更能表达对皇上的忠诚了。“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个人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为了东洋和平，为了建立新秩序”，“杀人不是罪恶，那是对祖国的忠诚”，“日中战争是圣战，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这些话几乎天天在士兵耳边响起。
有士兵想到，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中国人的生命且不更轻？这种践踏生命的逻辑让屠杀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一个正常的人杀人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还必须有恨。保持理性很难杀人。为了克服新兵这种心理，日军专门把俘虏拿来试刀，逼着新兵无端端当面把一个人杀死，就是要让他发疯。有的下不了手，军官就当场示范。杀过人的士兵上战场开枪杀人就没有那么困难了。这是一种心理训练，也是在培养战争机器。
日军以地方为建制，战友都是老乡，一旦有士兵战死，必然引发同伴的仇恨。双方会因此而杀红眼。这时候战争完全以杀人为目的。有的日本士兵在想家的时候，也会莫名地恨中国人。到了最后，为了睡一个安稳觉，日军会把全村的人杀光。有的士兵把杀人当成了取乐。人的命比猪还不值钱。
这种由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鬼的过程记录在一个个日军士兵日记里。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记日记的民族，很多老兵写了日记，写了他们怎样来到中国，怎样投入战斗，怎样杀人，一天又一天怎么度过。我寻找这样的日记，《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和太田毅写的《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每一本得来都不容易。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的灾难现场。这是一部不一样的小说。
后来我又找到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写的《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的《国军抗日战史专辑》，还有当年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日记《守土日记》，酝酿了十年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径，他们的现身说法让我进入了故事现场，创造和还原一段历史终于成为可能了。
许多日本士兵回国后不愿谈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他们不愿回忆这样悲惨的往事，有的生死之交的战友也不愿出来参加聚会。长崎县一个叫上野正义的通信兵回国后成了打鱼人，他在佐贺火车站奇迹般遇到了同一个中队的战友龟川肇，他们曾在云南松山全军覆灭时逃了出来，逃跑路上他曾想自杀。他们都以为对方死了。那晚相聚谈到天亮，分手后至死也再没有联系了。《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的作者太田毅谈到采写的缘由，就是要告诉人们军队上层作战的愚蠢和无情。而很多老兵承认：“中国人的心是温暖的。”
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鲜有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这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间的交战，我们叫抗日战争，日本叫日中战争，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好的小说须走出国门，也让日本人信服。我想，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看到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寻找真正的罪恶，追求和平，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
我要写仇恨与宽恕，写人类之爱，写战争之痛，那种无法抚平无法想象的痛，即使活着心灵也永无宁日，正如营田那个黑色的日子，它是亲历者一生也走不出的噩梦。战争中的人性与命运，战争对人血淋淋的摧毁，人类道德的大崩溃，广泛的恶行，悲剧性的生存，爱情的悲惨……我希望这一切不只是激起普遍的悲悯，还有对于人性与现实的反省。
而民国时期的洞庭湖，那个远逝如同梦幻般的世界，有着奇异又魔幻的生存图景，远不只是动荡与悲壮，它从战争的硝烟间正朦胧又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一次次网上搜寻，重回1939年9月23日这个日子，它在各种不同的方式里呈现，那时的禁忌与节日，节气与星期，天干与地支，运程与生肖，平年与闰年……既遥远又亲近，仿佛靠近了那时期人们的生活。
我一次次走到营田百骨塔，那场偷袭唯一留下的遗迹。1200多位将士在此战死，老乡们埋了亲人又含泪收集了400多位烈士的尸骨，埋葬在这里。这里红砖水泥的楼房遍布，挤占得墓地越来越窄，杂草蔓生，鸟在枝上筑巢，荒凉衰败，香火全无。
大战既然不知，百骨塔自然遗忘一角，像个神秘事件的入口。
20世纪50年代末围湖造田建立屈原农场，营田变成农场场部，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迁入这里。墓地薛岳题写的“浩气长存”碑文还在，两边是挽联：“虎贲三千热血一腔无反顾，秋风入月寒潮万里有余哀。”每一次默诵，哀伤的情绪总是潮水一样淹没我。我想，等这本书出版后，把书在墓前烧了，以我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来祭奠英灵。
只求灵魂安息，悲剧不再重演。
原载2015年第4期《收获》，2015年第9期《散文选刊》原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