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大家好！我用这么一个题目，一个原因是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传播手段的发展，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好像一个手机就能把各种传播的手段都概括尽了。所以，许多年来，不断有着唱衰文学的声音，认为文学正在走向式微，文学快结束了，文学快灭亡了。虽然不必太认真，但也让人想一想文学到底还会不会存在下去。
再一个呢，我算了一下，我早晨回答咱们新闻中心（中国海洋大学）采访的时候少报了一点，按编年史来说，这是我来中国海洋大学的第十四个年头，因为（中国海洋大学）麦岛校区作家楼的碑记上写着我是从2002年开始来到咱们学校。这十四年来，对我个人的年龄来说，也是逐渐往高处走了，我打算从纵向（的角度）来回顾一下我跟文学的缘分、体会，也许可以构成一个话题，我就这样随便聊一聊。我想先从我小时候的体会说起。
一、交通与温暖：世界不再陌生
小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于一个婴儿、一个儿童来说，他不了解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陌生感，这个陌生是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所以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睡前希望妈妈给自己讲故事。为什么？因为他对睡觉也不了解，也很害怕。玩得好好的，突然很疲倦，大人知道这是要睡觉了，小孩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睡觉，他不知道睡觉会掉进一个什么黑洞里面。这时候妈妈讲的故事就给了你温暖，使你和这个世界发生了一种比较美好的、比较亲和的接触。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狼外婆的故事。狼外婆的故事对于儿童来说，我总觉着不是最理想的，那么小的时候听着让你怪害怕的。几个姊妹在一块，然后有人敲门，说（敲门的）是外婆，结果不是外婆而是一匹狼，这个让人挺害怕的。可是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感觉到了母爱加上文学是对生命的一个保护。
给儿童讲故事，我最感动的，我感动程度达到极致之一的，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就是大臣的女儿与哈里发——一个政教合一（国家）的酋长，在新疆叫“海里派”，他由于被妻子的不贞所欺骗，所以决定每天娶回一个老婆，第二天就把她杀掉，以至于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女子可以让他来娶了。首相的女儿叫谢赫拉萨达，这个名字据我的考证，就是新疆人的“热西代穆”。她带着她的妹妹，对哈里发说我明天早上就要死了，现在我给我的妹妹讲一个故事，哈里发就允许了。讲到故事快完的时候，天快亮了，就要上刑场了，她就不讲了。可是哈里发听着觉得故事很有意思，就说：“今天不杀，晚上接着讲！”于是晚上又讲，就这样讲了一千零一夜，这就是那部世界名著。
这个故事给我的感动很大，文学战胜了暴力，改变了人恶毒的一面。
有一年我在新加坡做讲座的时候，谁也没想到的是，主持人在评论我的讲话的时候说：“我听了王蒙先生讲的这个给儿童讲故事的事，我有一种感慨，什么感慨呢？因为在新加坡，母亲已经不给儿童讲故事了。讲故事的任务已经由菲律宾女佣来承担了。”一下子让人觉得人生中最美好的一种体验正在消逝。
大一点了，上小学了，我回忆我这辈子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什么时候呢？是1941年我快满七岁的时候，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开始有了造句和作文课，当时还是敌伪（日据）时期，我买了一本《小学生模范作文选》，第一篇文章叫《月夜》，《月夜》里头有两个字是“皎洁”，“皎洁的月儿升起在天空”。这也给我极大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是月亮我已经知道了——当时北京雾霾非常之少，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城市之一，气候又比较干燥，所以月亮看着特别清晰。那时候外国有一篇散文就写道：“这里的天空蓝得像北京一样，像马德里一样。”一个是北京，一个是马德里，是全世界天空最蓝的城市。现在马德里的天空蓝到什么程度我不了解，北京的天空，昨天的《参考消息》上登着新加坡、意大利、英国都报道说今年以来北京的天空比去年至少要好一点，所以我们还可以寄予很大的希望——那时候常常看着月亮出来以后：呀，怎么会亮成那个样子呢？！但那又不是那种很强的光芒，那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了“皎洁”，又“皎”又“洁”，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因为从此我一看到月亮：哎呀！皎洁！皎洁就在这里。这个世界对我又更亲近了一步，不是那么陌生了，因为它是皎洁的，我知道用“皎洁”来命名月亮是最合适不过的。这里有一个很大、很深刻的问题，就是人类和世界交通的过程。
人类和世界靠近的过程是一个命名的过程。人生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命名的问题：它叫什么？你吃，你得知道这叫什么、你吃的是什么。人家告诉你这叫馒头。你命了名和你没有命名，同样吃一个馒头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你吃进去，你知道它是“馒头”的时候，那么你就得到了两个收获：第一个收获是从馒头上取得了营养，第二个收获是你从“馒头”的名称上把握了你的对象。皎洁也是一样，温暖也是一样，老师也是一样，好学生也是一样，调皮捣蛋也是一样，这是对世界认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到，对不起，我的这个想象和真正的学理一致不一致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这个想象力。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老子的一个名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间一切的开始都是无名的，人类的文化就表现为渐渐地命名。命了名之后，使自在的事物逐渐变成人类文化的一个对象化了的事物。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先哲对于这个名非常重视。那么我们这个命名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很大一部分是由文学来完成的。因为文学的面太广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符号，符号要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具体的和抽象的、外在的和内心的、清晰的和模糊的，一切事物都要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现。而你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许多名称。这话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孔子的话，他说你要多读《诗经》，多读史，多读之后就“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人对世界的命名的过程离不开文学。一个喜爱文学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跟一个不喜爱文学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不一样，一个喜爱文学的人对世界的感受是一个不喜爱文学的人对世界的感受的一百倍。这是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文学的世界反映的是客观的、自然的、社会的世界，可文学又是一个符号的世界。用自然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的世界来和符号的世界比较，那么符号的世界当然没有自然的世界那么丰富、直观。比如说，你在作品上看到“美丽”两个字，只是两个字，一个“美”，一个“丽”，中文汉字有一定直观性，但拼音文字没有直观性，“beauty”或其他没有直观性。但符号的世界比非符号、自在的世界更有秩序，更合乎某种道理，更富有概括性与代表性、深入性。一切的具体都是充满局限的，成为符号时，它经过了一种整理、创造，经过人心和文化的一种洗涤。当你对周围的世界感到非常陌生的时候，这个符号的世界对你来说相对较安全、有序，比较让你感觉到安全，感觉到了世界的文化化与思维化。
如果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一次爱情——天知道第一次爱情会给你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能是一片混乱与震荡，可能影响你的工作，也可能影响你的记忆，也可能影响你的提拔，也可能给你带来一种巨大的悲欢——而当你在认真地读一首美好的爱情诗的时候，你得到的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非常安全的东西，所以，人在符号的世界里会有所沉醉、有所获得与提升，这种沉醉和获得提升是你在现实的世界中所不能得到的。这就是你从小在和文学的接触中最大的收获。所以，人是离不开文学的。越是真实的世界不那么圆满，你越是需要一个符号的世界来安慰自己、充实自己，来引导自己、平衡自己。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这里不多谈。
二、记忆与提升：人生不再空虚
我早在十九岁时就开始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3年11月1日，我刚刚过了十九岁生日，我就开始写作了。我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我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亲眼看到并参与了旧中国的覆灭和新中国的成立，当时对世界的那种感受，对国家的那种信心，对革命凯歌行进的感觉，那种百废俱兴、一天比一天美好的感觉真是无与伦比。所有新的思想、新的口号、新的说法不但让你热血沸腾，而且让你沉醉，让你入迷。人和人的关系完全是新的。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完全是新的。而到1953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往正常化发展。当时我正在区委做团的工作，我十五六岁就从事这些工作，当然到1953年我已经十九岁。那时对团的工作有了新的要求，说我们的中心就是要“学好正课”。当时的形势报告里说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叫作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了。和原来那个革命煽动的劲儿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唱的苏联歌曲已不仅仅限于“兄弟们向太阳”、“穿过草原、走过草地”、“从前的工人，现在的委员”、“我们的将军是伏罗希洛夫”，也不再是“二战”时期的“再见了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那时候突然流行起来的歌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我当时就一种感觉：最激昂的日子过去了。我恰恰有幸在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经历了这些，我就希望用文字把这些记录下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多朋友，到现在见了我（我见到的太多了，有的年龄很大了）说：“王蒙，我会背你《青春万岁》的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就是我的感情：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是转瞬即逝的，正因为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需要有文学，把日子用文学的方式，语言的符号描绘下来、固定下来、永久下来。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很难写得这么生动、这么细致。历史记载就很容易，历史记载就可以这么写：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西南地区尚未完全解放，《红岩》中写江姐和其他狱中革命者绣一面五星红旗。历史还可以说明那地方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战争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海南岛是哪一年解放的，四川是哪一年打下来的，在已经解放的地区怎么进行货币的改革、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当时国内外的一些事情，毛泽东访问苏联，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是你上哪儿知道那个日子是怎么过的呢？上哪儿知道当时的年轻人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度过自己的每一天呢？你上哪儿知道那时候的人们唱起歌来为什么两眼含着热泪？那时候人为什么会对国家有那样一种光明的设想？文学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文学把我们的短促的生命，把我们转瞬即逝又万分值得珍惜的经验符号化、永久化，把它挽留住。文学是一种挽留，是对我们青春岁月的挽留，是对我们美好岁月的挽留，是对我们痛切的酸甜苦辣经验的挽留。否则人生太空虚了，你就是活一百年又如何？别说活一百岁的那么少，因为那么少，所以叫“人瑞”。你到最后，一结束，不就什么都过去了吗？不，没有过去，还有文学。文学是对时间的对抗，是对虚无的对抗！
在我迷恋这个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读《红楼梦》，当时我不怎么研究这些人际关系啊、封建社会啊。我最感慨的是，贾宝玉、林黛玉永远年轻，不管《红楼梦》是什么时候写的，也不管《红楼梦》所假设的那些人物是什么年龄，他们永远年轻。贾宝玉大概是从十三四岁、十四五岁，最多写到了他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林黛玉大概是十一二岁到贾府，写到大概十六七岁，我感觉她“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时候还不足十八岁。但他们永远年轻，他们永生了，你不但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而且你仿佛听到了他们之间互相打趣、互相挑剔（主要是林黛玉挑贾宝玉），然后又有很多话想说不能说，都是少年的恋情。贾宝玉送给林黛玉一方旧手帕，他的丫鬟还问怎么送人家一方旧手帕呢？贾宝玉说你不用管，只管送去，林黛玉收到之后就在那儿哭得不行，“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知向谁”。这些东西永远活在你的心间，真正的文学的秘密就是它永远不老。那瞎起哄的文学最大的特点是三个月就过时。《诗经》的东西现在还不觉得远，不觉得老，还很亲近。这方面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法和文学比，医学你能用两千五百年前的教案吗？海洋物理你能吗？人生一世能有什么不老？说不老，那是自己安慰自己。我正是在《青春万岁》的写作中延长我的生命。我用符号的美丽把生活的美丽固化。这是太难得的事情。而且它是一种提升，不光是存留下来，还有提升。
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浪漫就有多少庸俗，有多少热爱就有多少冷淡，有多少善良就有多少恶毒，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老子的话“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可是你在文学当中呢？同样当然也会写到恶，也会写到仇恨，也会写到虚伪，也会写到欺骗，但经过符号化处理之后，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它顺了，让你能够记得住，让你能够有所叹息。哪怕这个作品非常悲观，看了之后让你泪流如注，也有一种痛快的感觉，你从哪里去表现解释这种泪流如注的感觉？
小时候我的姨妈，她生活特别不幸，她十八岁结婚，十九岁丧夫，一辈子守寡。她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戏看电影，特别是看悲剧的电影。她去的时候口袋里带好多手绢，看电影期间会从头哭到尾，那是她最满意的一天。因为她不到电影院、戏院里去哭她到哪儿去哭？她又不能说我本来就不想守寡，当时没有人强迫她守寡，已经是民国时期，是她自己那么认识，她只有到那里去哭。文学的存在使生活能够保留下来，让记忆保留下来，使我们的情感有所寄托、有所提升。
三、陪伴与洗礼：风暴不再恐惧
在我青年时代，正是我少年得志、“猖狂”一时的时候，我碰到了历史的风暴、政治的风暴。在风暴时期，文学是我的陪伴，也是我的洗礼。印象最深的是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本书以巴黎和伦敦发生的故事为主，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既描写了一个侯爵的家庭，写了法国封建贵族的巧取豪夺、敲骨吸髓，又描写了大革命中人们的那种疯狂仇恨嗜血，他写得太惊人了，他写的这些东西跟我当时的处境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洗礼，让我知道历史的风暴启动以后就会是这样，我碰到的那点麻烦算啥呢？根本不值一提。瞧瞧人家的经历，瞧瞧人家受的罪、人家的洗礼，一会儿死一会儿活，一会儿阶下囚一会儿神经病。他写那个医生，由于见证了侯爵家庭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而被关到巴士底狱，这个人被关疯了，后来放出来了，放出来又遇到各种可怕的事情。
和这个《双城记》媲美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尤其是《九三年》，也是写法国大革命的。造成大革命的原因是法国的王室贵族的残暴，但大革命本身，至少在这两个作家的笔下，活活吓死你。当然后来的社会科学家也不会否定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推进法国历史发展、人类的进步。文学会写出来人这一生会碰到什么样的风暴、会碰到什么样的苦难、会碰到什么样的折磨、会碰到什么样的恐惧、会怎么样地发疯。文学就告诉你生活会让你发疯，但文学本身又是对发疯的最大的抵抗。这些是从文学的内容、题材上来谈。还有些可以从它的情绪上，从这个方面最冲击我、让我震撼的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贵族，非常优雅，但他对旧俄国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他曾被沙皇判处死刑，那天执行六个罪犯的死刑，第一批三个已经被绑上柱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被吓得魂飞天外了，他事前又没有接受过从容就义的教育，也不会临时喊着口号上刑场。这时候，行刑人员告诉他沙皇陛下饶了你小子。此外，他得了癫痫症，俗称羊癫疯。他的小说《白痴》里，有好多页就写这个羊癫疯将要发作还没有发作的感觉，看完你不发作就是好样的。
他怎么写小说呢？他喜欢豪赌，跟出版社定合同，然后拿一大笔钱，第二天就去赌场。一个礼拜左右输光了，再借钱。比如说按合同要求两年内他要交出一部两千页的小说，还剩两三个月就到期了，如果完不成就要坐监狱，就要判处苦役。但是他是个天才，他雇了一个女速记员，因为当时没现在的电子设备，然后就开始讲述自己的小说，他的小说都是讲出来的。他讲的时候就揪住自己的头发，在屋里走来走去，又哭又闹，完全跟个疯子一样。但这个疯子感动了女速记员，后来这个女速记员嫁给他了。我说的这些都来自他妻子写的回忆录。
他这么写有个特点：他不分段。二十五页过去了，满满的不分段：他少挣多少稿费啊？！最喜欢分段的是港台的作家，他们希望一行就一个字。
这个说：
“来？”
那个说：
“不！”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太可怜了。他反对暴力革命，非常坚定地反对暴力革命，所以苏联时期也不受待见。他个性很强，他最痛恨的有两个作家，一个是别林斯基，这是共产党最喜欢的，是革命的民主主义；另一个是屠格涅夫。可是我没见过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怎么骂陀思妥耶夫斯基。骂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厉害的是高尔基，他是怎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呢？他说“如果狼写小说，就写成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太恶了，他专门写人的恶，你怎么难受他怎么写，怎么窝囊他怎么写，你看着怎么受不了他怎么写。
这里我多说两句，狼可以成为图腾，但狼不会写小说。如果狼真会写小说，也是一绝，绝对比咱们写得好，至少是更别致。它绝对提供新的面貌，我看那个电影《狼图腾》就很欣赏那个狼啊，狼的悲哀、抑郁、孤独、英雄末路、绝望、仇恨。你说要出这么一个狼，它不吃羊，它写小说了。这不是不可以。咱们国家出一点特殊政策，哪怕是周围防着它点、让它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人世沧桑也有很多感慨。高尔基痛骂他，但是后来他在苏联也渐渐吃得很开，我们后来看到的很多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都是苏联时期的，如《白痴》、《白夜》。最早一届，最起码是比较早的一届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是邵荃麟先生，我记得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就是邵荃麟翻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就是共产党革命的根据。这世界上那么多劳动人民、弱势群体、下层，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没有怎么被打压，但是在苏联他被打压过。可是1989年12月苏联一解体，原来的高尔基大街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彼得大街，在这个大街最显著的位置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坐像。所以说，这种激烈的、严厉的、甚至是痛苦的描写，也有它的特殊作用：就是给你一个信念，给你一个陪伴，让你知道人不能太软弱，人活着一辈子太软弱了是有罪，是自己的罪恶。人应该挺住！所以，在我自己接受考验的那一段，我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作品。当然，至今仍然有人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国际上很有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被法国的话剧团体出高价邀约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改编成话剧，可是当时他没有认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急需钱的昆德拉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当他读过之后，他拒绝改编这部小说，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太极端，他对人类抱的仇恨太大了。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如果发展下去，在政治上得势的话他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这些我们不在这谈了，因为这只是假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连个科长都没当过，所以他想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他只能法他自己的西斯，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昆德拉把钱退回去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他的另一面。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你写得很柔软、很轻飘，很多人会不满意；你写得很严酷、很严峻，也会有很多人不满意；你写得爱得不行，人家觉得你黏黏糊糊；你写得杀伐决断、敢作敢为、能前能后，别人看你是阴谋家，一看就不像好人，一点人性也没有。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有着多方面的探讨和解释。
四、戴上镣铐，含蓄起舞
或者是外界的原因，或者是内心的原因，你在写作上不能够非常洒脱、非常解放，相反你有很多的顾虑：不希望这样写引起误解，不希望那样写招来麻烦，不希望这样写撞到枪子上，不希望那样写踩到地雷上，这种情况都是可能有的。鲁迅在他的文章里头就写过，他并不赞成蛮干，他不赞成赤膊上阵，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煽动，你让他“冲！冲！冲！”，他不接受。
所以你就形成一种在写作中依然左顾右盼、欲说还休、适可而止、点到为止，就是把更多的话留下，就像海明威的名言：作品就像冰山，八分之一露在外面，八分之七隐藏在海水里面。我个人深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在新疆我失去了写作和发表的可能的时候，我毕竟还写了七十万字的长篇《这边风景》，而恰恰由于《这边风景》是写在“文革”期间，我不可能非常尽兴，我就眼光向下，把小说写成了一个维吾尔人、维吾尔农民日常生活的画卷。我从没有一部书像《这边风景》那样能够把生活写得那么细致、那么具有吸引力：怎么吃饭、怎么说话、脸上什么表情、手动的是什么姿势、脚是什么姿势、穿什么样的鞋，一切都写得非常细致，我没写那么细致过。以至于有人就说，看了这部小说啊就感觉维吾尔人的生活细节铺天盖地。还有人说我这个简直是维吾尔农村的“清明上河图”，这是人家在鼓励我。但我确实写了这样一部书，这部书以它的现实、细致、细节为特色，能写到七十万字也不短了，使我的新疆生活在我的文学记忆上不是一个空白，让自己也感慨万分。至于对里面人物的感受就不细谈了。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我已经恢复了我的写作生活了，但在初期我依然比较谨慎，比较自我克制，比较控制，什么话都是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思想上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思想环境的问题，它也是一种风格：为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充分、那么满、那么过呢？文学不是不可以夸张，但我就是不夸张，我不仅不夸张，我还给它一个六折，我给它一个五折，我给它一个四折，我给它一个三折，我写到三成也就行了，这也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对文学的一种选择。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写的作品属于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这个不一定是社会环境的原因，我再说一遍，一个是1979年11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夜的眼》，一个是1983年在《花城》上发表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经验，写作是要痛快淋漓、酣畅地写，这是一种写法，也还可以有一种含蓄克制，非常收敛，叫作“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起码还都比较短，有时候别人更容易接受，甚至还显得你更雅一点。你过于淋漓酣畅了那是另外一个路子，那是另外一种人生的选择。戴着镣铐的舞蹈，如果我们专门是指某种政治环境当然是贬抑的，但如果我们把它抽象化，我们把它作为哲学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戴着镣铐的舞蹈，我们应该有这个基本功，就是任何时候，必然和自由、限制和开拓都是共生的。什么事做得太过分了也并不好，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给人的一个启示。
五、心如涌泉，意如飘风
我要回想的是不戴镣铐的时候的一种最巅峰的感觉，我称之为心如涌泉，意如飘风——这个话是我借用《庄子》上的话，在《庄子》的“杂篇”写到柳下惠谈他的弟弟盗跖，说盗跖是一个大土匪，是一个恶匪，为什么呢？因为他吃人肝，吃人心。因为《庄子》经常假托一些故事来反驳儒家，这里写孔子要去找盗跖进行理论，要劝诫盗跖改恶从善，柳下惠就告诉孔子你不要去，你说不过他，说我这个大土匪弟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他的心思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喷，他喷泉，他的意图一会儿一变，飘风是大风，《老子》里有这个词，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大的风，一个早晨过去了，大雨也是这样，不可能下一天。但是老子他这么说，它叫“飘风”。庄子说盗跖的意念的流动像十二级的暴风一样，而他的心思、他的心念像喷泉一样——我觉得这也是写作的一个境界，这是对精神能力的一种释放。一个人的精神能力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联想你能联想到什么程度，向往你能向往到什么程度，美好你能美好到什么程度，仇恨你能仇恨到什么程度，人活这一辈子，他总得有几次淋漓尽致吧，你不能每一刻都温文尔雅呀，都是欲说还休啊，都是欲行还止啊。这样的写作经验，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对得起我自己，我把我这一辈子的精神能力用出来了。我给你拽词，什么词都拽上，往俗了写我真敢俗，往雅了写雅得行，雅了也不能不佩服。
今天周啸天老师也在这儿，他的旧体的格律诗和词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今年因为获奖一下子搞得名震寰宇。你看周啸天先生的诗词，他的旧体的诗，他的古典的词可以非常典雅，一张口要什么典故有什么典故，要什么古字有什么古字，他的诗里有些字我还不认识，但我也不好意思当着面问，显得自己学问太差。但是他里边大俗的话也是很多，被某些人认为是什么顺口溜，什么快板，什么戈壁滩上放炮仗啊，一句抓着就恨不得把周啸天先生给粉碎了，就这种感觉。但你用到特别雅的词，还用到特别俗的词、别人没用过的那种词，用到这个诗里就有一种非常痛快的感觉，我个人也有这种痛快的感觉。例如去年我写的所谓潜小说《闷与狂》，我正是要追求人类心里最微妙的东西，一般的人要是不完全静下心来，你根本就想不出来的，想不到的那些东西。我的感觉是语言到那个时候都跳起舞来了，所有的语言都跳着，而且还不是芭蕾舞，弄不好是街舞、霹雳舞，腰一扭，一般的人跳这个舞不扭折了腰椎、脊椎或脑椎才怪呢。这个人的精神能力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但精神就是精神。语言到底能用到什么程度，语言是反映生活的，但语言一旦成为语言它自己是一个系统，它有声音，汉字还有形象，它有平仄，它有韵律，它有各种不同的发音部位，是唇齿音，还是上腭音，还是舌音，还是小舌音，还是呼吸音，是送气音还是不送气音，语言本身就可以成为游戏，它可以成为诅咒，它可以成为祈祷，它可以充满性感，它可以成为调侃，它可以成为玩笑，它可以成为匕首，有的人的难听的话真是让人受不了，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引起一起凶杀案来，是不是，语言就这么厉害。
但是到了文学家的手里，相对来说它这个语言已经进行了处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里边的语言是用来描写一个虚拟的世界，恰恰是这个虚拟的世界让你可以得到现实世界所没有的更多的自由，譬如说爱情，你不知道爱情在现实世界里要受多少东西的影响，你哪能一天天地爱情着呀，你哪爱得成啊，你多辛苦啊，你有那个时间、空间条件吗？你有那个经济和社会关系、人脉的条件吗？正因如此，所以文学家特别喜欢写爱情，而且，那些诗人更喜欢写爱情，那些老单身汉会写出最美的女性来。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认为那是爱情的《圣经》，但安徒生是老单身汉。福楼拜写的《包法利夫人》真是写透了当时的法国的中年女人的心，《包法利夫人》发表以后，欧洲有三十多个有名有姓的著名女人声称那写的是我，但是福楼拜在临终的时候说，我写的是我自己。他肯定是个男人，没有性别上的疑问，他也不是同性恋者，正因为他也是老单身汉。爱情上太成功的人写不好爱情，因为他太成功了，他喜欢的人在他的怀里头啊，是不是，难道你要把这个人推开去另外写小说？所以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才看到了精神的能力。战争也是这样，你在现实生活中想发动一次战争可能吗？你做得到吗？就算你有那个计划，你是一个狂人，你做得到吗？你上哪儿发动战争啊？暗杀？谁有暗杀的经验和被暗杀的经验？太少了，可是你小说里头、故事里头、诗里头可以啊，所以文学对人的精神能力的调动，对人的精神能力的呼唤实在是太惊人了，如果没有文学，我们的意志能力会差很多很多。
六、永远的文学，永远的生命
最后一个问题，我说说永远的文学，永远的生命。文学永远陪伴你，过去有干我们这一行的，写小说的，例如著名的作家萧军先生，他很早，大概在1948年就受到了东北局的批判，他自己的诗写他自己，叫“不叩不鸣一老钟”，像一个铜钟一样，没人敲的时候它连一点声都没有，你过来“嘣”一敲，“当……”后来，“文革”以后落实政策，把他分到北京市文联来了，大家问他写作不写作，他这东北人很实在，说“写作和娶媳妇一样，那是年轻人的事”。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说的是当时要有改革，所谓各单位养着的那批专业作家又不用上班，又领工资，大家有意见，这个萧军先生说的话也绝了，他说你光看见贼吃肉了没看见贼挨打吗？所以他是很绝的一个人，他说人老了不能写小说了。还有山西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他也喜欢说，我不提名字了，因为他太年轻了，说写小说这是年轻人的事。可是我最近才体会到年满八十岁写小说的乐趣，那种兴奋，那种亢奋，那种没完没了。
去年10月份，快八十周岁的时候，我去看颐和园，正赶上刮大风，颐和园很浅的一个昆明湖“哗”的一声，波浪席卷，撞击着石桥，为什么波浪席卷撞击着石桥就让我构思了一篇小说《仉仉》？这个“仉”跟咱们山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缘，就是孟子的母亲姓仉，孟子的母亲是中国最好的、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之一，我们知道孟母三迁，孟母断织，她对孟子的教育，而且孟子对他的妈妈进行了超标准的丧葬，那时候是个人的事，也没有中纪委追查这事。《孟子》里边就有一篇谈到关于丧葬，针对他母亲的丧葬规格的问题。
我写这个小说叫《仉仉》，《仉仉》和颐和园没有大关系，但是我写到大风和湖水，那么大风和湖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事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写小说像变魔术一样，从前边一抓，黑桃A，又一抓，还是黑桃A，就是这种写作的快乐。然后我写完了这个，还觉得不行，还得写，我写了《我愿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还不行，这时候已经写到了2015年1月春节了，我又写了一篇近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叫《奇葩奇葩处处哀》，我很喜欢奇葩这个话啊，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奇葩呀，奇葩怎么会是坏话呢？把奇葩想成坏话，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就完蛋了。我们要有奇葩呀，我希望在座的人都是奇葩，中国海洋大学的奇葩，要有个性，要有想象力，要有自己的选择，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要有创意，要敢于突破。然后，赶巧的是这三篇小说同时在2015年4月份的《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和《上海文学》上发表。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这种好事。人都称我这八十多岁的叫耄耋之年，我认为2015我是耄耋之年，更是冒泡之年，各种大泡各种冒。
文学它会陪伴你一生，你如果说还有一种文学的冲动，说明你这个时候写小说行，娶媳妇也行，说明你充满了生命力，你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你充满了对生活的期待，你仍然开得出奇葩来。文学使生命变得舒展和长远，生命使文学变得美丽而又强烈。生命与文学不断地产生出奇葩来。奇葩是生命的滋味和彩色。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奇葩，各位大学生，就是21世纪的奇葩。1953年我说过青春万岁，生活万岁，我现在还要说，文学万岁，奇葩万岁！
（本文是王蒙先生2015年5月28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由温奉桥、张波涛、王雪敏根据录音整理。）
原载2015年第7期《上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