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一个为毛泽东立传的人
1936年，毛泽东回忆早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往事时说：“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作家”，就是著名作家、国际诗人萧三。
萧三，派名克森，排行第三，号子暲，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人。生于1896年10月10日，比毛泽东小三岁。其兄萧瑜，号子升，系毛泽东的同窗好友，曾任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萧三后来成为了国际著名诗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在毛泽东诸多的老朋友中，小学时代与他同学，师范学校又与他同学，并一起参加新民学会，一道投身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在延安共事，新中国成立后还保持27年之久友谊的人，大概就只有诗人萧三了。
萧三从小勤奋好学，不满四岁时即入私塾读书。1907年，他读完八年私塾后，与二兄萧子升一同考入了父亲萧岳英任教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两年后即1909年秋，毛泽东从韶山来到该校读书。此时，毛泽东16岁，萧三13岁，二人在一起学习，时有往来。
毛泽东得知萧三有一本专写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名人的书《世界英雄豪杰传》，十分高兴，前往借阅。萧三出身较富裕，又是本籍人。当时，他虽然与毛泽东有些往来，但对毛泽东还不甚了解，因此也和其他同学一样，瞧不起这位外地来的“乡巴佬”。
“书倒是有一本，但我借书给别人，向来是有点讲究的。”萧三笑嘻嘻地说。
“小弟愿意领教。”毛泽东谦恭地说。
“我的书，有三种人不能借。”
“不知是哪三种人？”
“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三嘛，嘿嘿，我出联而不能答者不借。”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读书心切，请仁兄出一联如何？”
萧三见毛润之这么心切，便道：“我这书里讲的可都是英雄豪杰呀，你听着，上联是这样的：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快对，快对！”
毛泽东略一沉吟，从容答道：“萧兄，我就冒昧对一联，并将此联赠给你。请听：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萧三听罢，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说：“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地久天长！”说完，立即拿出书来，双手捧到毛泽东眼前。毛泽东双手接过书，连声道谢，二人握手大笑。
从此，毛泽东与萧三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散步、游玩，交流学习心得，评论诗文，畅谈时事，无话不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扼要地叙述了欧美近代史上一些杰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如获至宝，手不释卷，看得十分仔细。他在书本上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在还这本书时，他向萧三抱歉地说：“很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
萧三接过毛泽东阅读过的《世界英雄豪杰传》，打开一看，里面尽是圈圈点点，几乎画满了整册书。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德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在书中的空白处还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批语。萧三感叹道：“润之兄，但愿将来能望君之项背。”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研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越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不久，毛泽东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子任”，意思是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要担负这种责任，就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就要努力学习，奋斗。
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部叫做《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标、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由此可见，萧三的这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对毛泽东影响之深。
1911年春，毛泽东离开东山学校，转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3年考入湖南第四师范，1914年春，四师并入一师，毛泽东被编入一师预科三班，后编入本科八班。不久，萧三也由湘乡来到一师读书，两个老同学又在一起了。他们常常共同讨论学习和生活，畅谈时局，探求真理。
毛泽东勤学好问，常常向别人虚心求教。萧三对此非常敬佩。凡属长沙城内比较有学问的人，或有时外面来了有名的学者，他们总是趁着星期天结伴去访问学者们，并请教一些问题。
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又名白浪滔天）来到长沙，参加黄兴墓改葬的葬礼。毛泽东和萧三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二人联名给这位日本知名人士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表示“愿一望见”和求教。信曰：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这封信由毛泽东执笔，谨呈宫崎寅藏。信中表现出他们虚心求教的治学态度。信中的萧植蕃即萧三。
1918年初，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萧三等在长沙创建新民学会，几人接触频繁。3月31日，毛泽东将自己起草的《新民学会简章》送给萧三传阅，并把“赴日本求学之计划”告诉了萧三。4月8日，萧三看到毛泽东所重新起草的《新民学会简章》。4月13日，毛泽东通知萧三“明日召开成立会”。4月14日，他们在长沙岳麓山溁湾镇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召开新民学会成立会。这天到会的13人，除毛泽东外，还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休、萧子升、萧三、罗章龙、陈书农12人。会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萧子升当时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思想进步，有才干，且交游甚广，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但不久他即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会实际一直由毛泽东主持。在这期间，萧三与毛泽东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接到杨昌济从北京的来信，准备去北京大学学习，随即偕何叔衡、蔡和森到一师附小陈赞周、萧三处开了一次会议，集中讨论新民学会“会友内外发展”的问题，并决定派蔡和森赴北京筹备留法运动。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致力于刚成立不久的新民学会会务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会友和有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的老师杨昌济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去了。北京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赴法勤工俭学是由北京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倡导的。主持者在北京、保定一带办法文学习班，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一批湖南青年，纷纷去保定、北京学法文，也学工艺。蔡和森带领几十个青年学生去保定学法文，萧三和几个人到北京，与本省及浙江的中学生办留法预备班。毛泽东和湖南第一师范同学罗学瓒、张昆弟等一同到达北京，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巷七号公寓，七八个人挤着睡在一个炕上。
据萧三回忆，北京大学校内当时出现了许多组织，课外活动相当活跃。各种会社如哲学研究社、新闻学研究会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新闻研究会请名记者邵飘萍来演讲。毛泽东每次都去听，萧三也去听过两次。
在北京，除和一般青年共同组织活动之外，毛泽东和蔡和森、萧三等新民学会会员又有个别的活动，和在长沙时一样，他们经常到杨昌济先生家里去请教。杨先生那时住在北门（地安门）外豆腐胡同。毛泽东就住在杨家，他们去那里总是待大半天。和在长沙时一样，杨昌济夫妇和女儿杨开慧总是殷勤招待，留吃午饭。还是和在长沙一样，每人两双筷子，一双公筷。饭前饭后谈学论道，讨论时事。毛泽东当时不打算出洋赴法，他要留在中国研究学问和救国之道。但在北京居住要花钱，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每月薪金八元。馆长由北大教授李大钊兼任，他对毛泽东很器重，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的领袖。
当时文化界名人汇集在北京，毛泽东很仰慕他们。杨昌济先生为了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介绍他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他们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
1918年冬，这批预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派一人先去法国做先遣，主持人也认为有必要。毛泽东对这事出了许多力。
北京的冬天，冰天雪地，十分寒冷。毛泽东和萧三想去看海，他们认为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因此决定到天津附近大沽口去看看。他们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又转车去大沽口。下车后，走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顷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目力所及的十里海面上，冰块高低不平地躺在那里，两人都很失望，但是既然到了海边，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他们于是相约，两人各向一方走去，绕它一周，然后回到原地来集合。
毛泽东向西，萧三往东。萧三走到前面，忽然眼前出现一个木头房子，在迷蒙的雾气中闪烁着隐约的火光。萧三径直朝木屋走去，只见屋内一个中年人在生火，在劳作。他看到萧三，奇怪地问：“你从哪儿来？”萧三回答说自己是南方人，打算来看海的……一会儿，毛泽东也进来了。主人表示欢迎，给他们泡茶喝，同他们谈话。毛、萧二人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支支吾吾，不肯说真话。二人也就不问了，谈些别的话。坐了一会儿，他们又分头出去绕了半圈，才走到原地会合。但毛泽东回来得迟，萧三等了许久许久，觉得脚都冻硬了，问他哪去了？毛泽东笑道：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然后，毛泽东和萧三仍乘火车回到天津。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灯光。二人都急着小便，但找不到厕所，于是去问警察。那警察听毛泽东一口湖南话，又见萧三抱着一个大皮包，便不答理他们，并要检查他们的皮包。毛泽东则故意逗他，从萧三手里拿去皮包，紧紧抱住不放。警察愈加怀疑，非要看包不可，毛泽东却不给。最后，警察从毛泽东怀里抢去皮包，打开一看：里面除两条毛巾、牙刷之外，尽是些贝壳——他们从大沽口海边上捡的。毛、萧二人哈哈大笑，警察却生气地把皮包还给了他们。他们也忘了要办的事。最后，在一个小摊上买了几个有名的天津锅饺吃了，顺便进店找到了厕所。
在回北京的车上，除毛泽东、萧三外，几乎没有别人。他们最苦的是两脚冻得麻木，车上也不生火。于是，他们索性脱了鞋，两人对坐着，把脚伸到对方的裤腿里去取暖。两个来钟头之后到了北京，下车后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住所。这就是毛泽东与萧三的大沽口看海之行。
后来，1939年萧三回到延安，在毛泽东处吃饭，毛泽东还回忆起这次“旅行”，并对人说：“我那时真希望找到蓬莱仙岛哩……八岁的时候，我非常信神，我父亲不信，我和母亲还认为不对，会对家里不吉利哩！有人说我从小不信神，那是讲错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萧三常为该刊撰稿，发表自己的激进观点。萧三第一首公开发表的白话散文诗《节孝坊》就刊登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此后，毛泽东与萧三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但相互勉励，不断进取。
1919年，萧三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他从一师毕业，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萧三与任弼时等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及护灵活动。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共青团湖南区委书记、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共青团北方区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1930年，他出席了在苏联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4年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见了高尔基，经中共党组批准，加入过苏联共产党，连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同年，38岁的萧三与苏联姑娘叶华结了婚。在苏联期间，他通过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土地革命及毛泽东等领袖人物。
1939年初春，日夜思念祖国的萧三在任弼时的支持下，终于被批准回国。他“一路风餐露宿”飞渡天山，回到日夜想念的延安，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战友毛泽东身旁。
毛泽东得知萧三回到延安，十分高兴，设便宴招待这位刚从国外归来的老朋友。席间，二人回忆起21年前一起到天津大沽口的看海之行，毛泽东风趣地说：“那时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来仙岛是可能的。”
饭后，毛泽东邀萧三到他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小坐。他知道萧三烟瘾大，临别时，还从书架底下取出一听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然后塞进萧三的口袋。
萧三是秘密归国的。因此，他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萧立昂未能与他同行。
1939年底，叶华接到萧三从延安寄去的信，说他已得到昔日的同学和好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批示，同意她们母子来延安。就这样，叶华母子于1940年8月离开瑞典，经苏联转道新疆，进入西安。萧三亲自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妻儿接到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的一些领导人、知识分子和群众，热情地欢迎萧三一家。萧三多次带儿子立昂和妻子叶华骑马到枣园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很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他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叶华听后非常高兴。
萧三喜欢作诗、写文章，到延安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毛泽东喜爱看他的作品，每当萧三将新作送给他时，他都认真阅读，评价甚高，有时也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经常给萧三写信，给予多方鼓励和支持。
1939年6月，萧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辑部担任主任，他将自己的一本诗稿送给毛泽东，请他指正。同年6月17日，毛泽东欣然命笔，给他写信，勉励有加：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萧三写的这本诗稿，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了他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萧三诗选》。
1945年2月，毛泽东看了萧三采写的有关他的传记文章《第一步》后，感到很满意，便给萧三写了一封信，信曰：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这些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萧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经常组织文艺宣传活动，并参加群众性的集会。为了把边区文艺活动搞得更好更活，教育更多的群众，毛泽东特意嘱咐他多请地方有关领导参加他们的文艺活动。
1945年7月，萧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受到很大的鼓舞。
8月，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为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临行前，延安军民到飞机场给毛泽东送行。8月28日，萧三怀着激动的心情也去机场送行。他为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家的气魄所钦服所感佩。从机场归来，他写下了一首激情奔放的诗作《送毛主席飞重庆》：
毛主席坐车一进飞机场/千百个人立即大鼓掌/千百双眼睛从此都目不转睛/一直送他到飞机上。
毛主席站在飞机的门口/慈祥地望着众人一挥手/众人鼓掌然后手齐飞/场中顿时长出千株柳。
人民感谢他救民于水火的精诚/人民信任他的大智、大勇、大仁/人民衷心地祝福他康健/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维护他的安全！
毛主席飞去了/脸上含着几分忧色/他一贯忧国忧民/今天更加显得深刻。
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和爱戴，也表达了作者对毛泽东安危及中华民族命运的担忧。
萧三回到延安后，负责文协工作，主编《大众文艺》和《新诗歌》两个刊物。
不久，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去看望他。毛泽东跨进“鲁艺”的大门，边走边笑着对迎上前来的萧三说：“子暲兄，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连忙说：“真不敢当。”
毛泽东坐在萧三的木板床上，背靠着墙，二人谈起文学问题。萧三说自己写东西很迟缓，难以“下笔千言”。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下笔千言的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趁机说：“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就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还答应待他休息的时候，可以和萧三谈谈。
写毛泽东的传记，这个历史性的话题就这样被提出来了。
后来，萧三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匹马出去采访。毛泽东同意拿自己的马借他用一下，萧三真的借用了毛泽东的那匹马。
1942年，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要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萧三一连讲了两个下午。
1943年秋，任弼时郑重地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胡乔木也极力襄赞此事，为写这本书，他替萧三免除了一些会议。原希望在12月下旬完成，毛泽东坚决不肯做寿。那本传记也未能如期完成，但萧三却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的素材。萧三当年得以就此事进行采访的人中，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同志。其中有长谈，也有短谈；有的仅片言只语，有的却连谈多次。萧三把这些素材都记录整理下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毛泽东革命活动的文章。
最初发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刊登在1944年7月1日和2日两天的《解放日报》上。当时，副刊编辑艾思奇、周立波在出版前曾分别给萧三去信，鼓励有加。
萧三关于毛泽东传记的文章一发表，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可是，毛泽东却几次传话，让萧三停止写他个人。最后，他还亲自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分辩说：“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党的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义。”毛泽东便不做声了。
1945年春节联欢午餐之前，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高级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毛泽东极力赞成。萧三在一旁插话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当即转过身来，盯着萧三道：“那你还是个有心人啰！”
从此，萧三便以中共内部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新闻出版界。
1946年1月，萧三对张家口1200个青年师生做了《向一个好学的人——毛泽东主席学习》的报告。
1946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一号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传略》。后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许之桢编的《毛泽东印象记》，也把萧三写的这个《传略》作为第一篇收入该书。
194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5周年纪念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刊发了萧三写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套红印刷，占了一整版。
1946年12月下旬，晋察冀边区党委召集大会庆祝毛泽东53岁寿诞，萧三在会上又做了一次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报告。
1946年至1947年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刊发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
以上这些文章，曾由当时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或汇集成小册子，广为流传。
1948年，萧三随毛泽东来到了西柏坡。毛泽东利用散步时间，多次和萧三边走边谈话、聊天。
为了写作毛泽东的生平传记，萧三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请主席谈谈青少年时代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同意了。
一次，毛泽东与萧三在村外的大路上边走边谈，正谈得高兴时，看见前边一群一群的人，在那里吵吵嚷嚷。
“那里那么多人，出什么事了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昨天刚下了大雨，河水暴涨，顺着河水冲下来了很多东西，那些人可能正在看河里捞东西的呢！”卫士回答说。
于是，毛泽东领头，顺着水渠朝河边走去。
看到河边被河水淹没了的大片庄稼，毛泽东惋惜地说：“眼看到手的粮食，水一泡就要减产了，应帮助老乡们赶快排水，把庄稼扶起来，这样还可能减少损失。”
河边，老乡、机关干部、战士正在奋力打捞东西。
“这真是天灾人祸呀！”毛泽东感叹地说，“前几天干旱，都盼着下雨，雨大了又成灾了。将来人能胜天了，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灾害，能利用河水灌溉，变成旱涝保收就好了。在南方，雨水很多，也经常下大雨和暴雨，但成灾的时候却较少。”
“南方已有几个省做到了旱涝保收。”萧三对警卫员解释说，“在我们湖南，平地都是水田，下大雨也不怕，渠道河流如网，水流畅通，小河通大河，大河通江湖，很少闹水灾……”
不远处的滹沱河，刚刚经过暴雨的冲刷，变得一片浑浊。河水里，人们正在紧张地打捞西瓜、木料、衣物，还有鸡、鸭、猪、牲口等。
毛泽东来到河堤上，站在水边注视河里找捞东西的人们。看着看着，毛泽东用手推了一下萧三说：“怎么样？下吧。咱们也和青年人赛一赛，看谁捞的东西多。”
“不行哟！”萧三摇了摇头，“这不是湘江水，这是凶猛的滹沱河。如果今天我们是站在湘江边上，我一定陪你下江痛痛快快地拼搏一场。”其实，汛期的湘江比这还更凶猛。
“看来，你还是服老啊！”毛泽东说。
“我不服老，滹沱河里我还是可以下去的，可衣服湿了就不好回家了。”
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不要得了职业病，只能‘在家’动笔，不能干别的。”
萧三也笑了，他转了话题：“你的时间太宝贵了。再谈一会儿，你也该吃饭了。”
于是，二人就此收场了。
1949年春，萧三写出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查批准，同年8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由于这是中共方面写出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又是官方正式出版，影响很大，很快被译成日、德、英、印尼、捷、匈等文出版，法文也作了摘译。日译本书名则改为《青年毛泽东》，颇有特色。
1954年，萧三进一步编写出《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可惜，该书当时因故未能普遍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萧三先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1966年这十几年之间，他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文化大革命”中，萧三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诬谄和迫害，被关押七年多。
粉碎“四人帮”后，萧三恢复自由，此时他已八十高龄，仍然顽强地工作着。他重新握笔，再次修改了1954年写的那本《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表达对毛泽东的怀念之情。1980年，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又一次正式出版。
萧三是著名的国际诗人、作家，一生勤于创作，著述颇多，主要著作和翻译作品有《和平之路》、《伏枥集》、《埃弥·萧诗集》、《新木马计》、《前线》等。
1983年2月4日，萧三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五、对萧子升的真情实意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多次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被毛泽东称为青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后来在南京当了“国民党官吏”的萧子升。
萧子升又名萧瑜，字旭东，1894年8月22日生于湘乡县东郊萧家冲（今属湘乡市横铺乡）。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曾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组织新民学会，任总干事。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76年11月22日病逝于乌拉圭，终年82岁。
萧子升是萧三的二哥，同胞兄弟。他们曾断绝往来几十年，直到两人先后离世。他们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萧岳英为湘乡著名教育家，1910年至1911年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学习期间，萧岳英曾是他的物理老师。
萧子升与萧三先后以优异成绩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又一起在创新、革命新思想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然而，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萧三对萧子升日渐痛恨，直到一刀两断。此事源于民国时期一起轰动中外的重大案件——故宫盗宝案。
这是一桩冤案。蒙冤受害者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受牵连者有吴瀛、萧子升等多人。始作俑者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与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继及其妻子崔振华。他们为了争权夺利，精心编造了骇人听闻的“故宫盗宝案”，多方串联，收买证人，买通法院，伪造证据，诬告易培基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其涉及财宝之贵重、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当时，易培基在北平、南京、上海的住所全都被查封，财物被没收，却一件赃物也没搜出。于是，张继等人又编出新故事：易培基所盗之文物，被他手下得力干将萧子升装箱出国，卖宝携款潜逃了。身居法国的萧子升有口难辩，有家也难回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故宫盗宝案”真相大白。很快，萧子升在北京的旧居也发还了。
当年，“故宫盗宝案”及其引出的萧子升卖宝携款潜逃案，铺天盖地传到四面八方，毛泽东在延安也看到了这一惊人的消息。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提到早年与萧子升“游学”的经历，并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见《西行漫记》）看来，毛泽东当时也误信了国民党的谣言。
国民党自曝黑幕，又如此浓墨重彩地描绘案情始末，想必铁证如山。这时，有一个最为痛苦的人，就是萧三，萧子升毕竟是他的亲兄弟！事既如此，只有坚决划清界限，断绝一切往来！
虽然兄弟俩在法国时思想分歧即已经加深——萧子升主张“教育为工具”的温和政策，而萧三则与蔡和森、毛泽东主张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兄弟俩彻底决裂则实实在在缘于此“故宫盗宝案”。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这一所学校是当时的一所新式学校，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语、音乐等课。学生多是富家子弟。由于毛泽东穿一身农家旧裤褂，加上外县口音，颇受一般纨绔子弟嘲笑和冷遇。但毛泽东对此并不在乎，埋头只顾攻读中外历史、地理，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也很感兴趣。尤其是他写得一手好古文，在全校出了名，深得老师和同学的称赞。因此有许多同学乐意同毛泽东接近、交往，其中萧子升和萧三兄弟就是毛泽东回忆中说的“朋友”和“我的好同志”。
论年龄，萧子升比毛泽东小八个月，却比毛高三个年级。毛泽东只在东山学校读了半年时间，1911年春便去了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萧子升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1913年毛泽东也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此后，与萧子升同学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人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萧子升于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于1918年毕业。
萧子升长萧三两岁，一起去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又一起参加新民学会成立会。萧子升是学会重要发起、组织和领导者之一，被推选为学会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又受蔡元培、李石曾之邀，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提前赴法与巴黎华法教育会总部联络安排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们的相关事宜。两年后，他和其他人员接待和安排各省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二十批两千多名，成为全国此一运动中重要角色。届时，新民学会的会务主要在长沙（毛泽东主要负责）与巴黎（萧子升主要负责）。
那时的萧子升，资质俊秀，外貌俊朗，才气过人，有“湘乡第一才子”之誉。他古文极好，文章大气，缜密渊博，书法潇洒漂亮，据其五弟萧子风回忆说：“萧子升左右手均能书，笔衔在口里写字，竟与手写无二致。”他才华横溢，卓尔不群，深得师长们青睐。
1915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范同徐特立、杨昌济等一起开展了反袁（世凯）活动，并主编了反袁小册子。因萧子升的书法好，毛泽东就给他写了封信，特意邀请他为这本书题名，信中写道：“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萧子升慨然应约，写好送去。
1917年夏，萧子升邀毛泽东为自己的“一切归一”自学笔记本题词，毛泽东在上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学习方法。他写道：
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天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来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蕲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成哉，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万里，及行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
毛泽东不仅在治学、理想方面经常与萧子升交谈、商榷，在个人生活上有些问题也乐意告诉这位好朋友。如1916年6月24日，他曾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写道：“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写毕，即决定回家探母。在家中，又写信给萧子升。返校后，毛泽东还给萧子升介绍长沙及湖南军阀混战局势，并畅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最后他说：“是非自有公论，弟于他事多恕，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仅据1915年7月至1916年7月一年时间不完全统计，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达11封之多，这在当时毛泽东的朋友中是少有的。
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后，毛泽东成为国内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者，他主持学会全部工作。后来，毛泽东把国内外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汇编成册，刊印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录》三集。通信录里收录了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来往信件三封。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他们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于宁乡、安化、益阳、沅江、长沙五县，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回忆说：“（那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见《西行漫记》）他们身无分文，沿途靠卖字、给人写对联换来食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由此行程近千里，广泛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
对于这段经历，萧子升后来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他写道：
1917年，我在楚怡小学任教。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来找我聊天。
“假期怎么过？”毛泽东问道，“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有一个新计划，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身上一个钱也不带，去作长途旅行，吃住问题，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
毛泽东很是激动，“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一天清晨，我和毛泽东出长沙西城，过了湘江，我们就踏上了通往宁乡县城的道路。
我们边走边谈，过了漫长一段时间，我们感到很饿。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毛泽东问路旁小食店的女人：“你知道附近有读书人家吗？”她说：“在小店后面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
“润芝，”我嚷道，“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了！”
我们走到一座堂皇的住宅前，敲门。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年约七十岁，他露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当他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过了一会儿，才打开纸包，（我们）一下子富起来，纸包里包有四十枚铜板。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小食店，不一会儿就饱餐了一顿，每人只花了四枚铜板。
后来，我们沿路乞讨，农舍相隔二三里，讨到的只是冷饭冷蔬菜，半饥半饱的，我们深深感到，讨饭与在饭馆里吃饭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来到沩山，找到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我们足够的饭菜。老人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决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家境不好。”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因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
他说：“当叫花子没什么不好，叫花子总比强盗好得多！”
“叫花子是最诚实的人，”我辩解道，“甚至比做官都要诚实得多。”
……
在安化县，他们拜会了劝学所所长夏默安，毛泽东还与夏先生对了对子。夏先生出上联：“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对下联：“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在宁乡同学王熙家，毛泽东题赠对联一副：“爱君东阁能延客；别后西湖赋予谁。”
通过这次“游学”生活，他们考察了广大农村和一些城镇，走访了雅士名流，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尚、地方官吏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查阅了各县县志和一些佛经，了解到许多民情、乡俗和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有趣的是，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毛泽东则态度谦和，尤其热心访贫问苦，了解下层人民生活。他回忆说：“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1918年4月14日，湖南新民学会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等为干事。此后，毛泽东和萧子升便投身于新民学会会务和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8月，毛泽东和萧子升率新民学会会员二十余人前往北京准备赴法，两人同住在北京后门内三眼井胡同七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919年1月，萧子升先期赴法，与毛泽东暂时分离。
1920年3月25日，萧子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表示对湖南“驱张”运动和对杨昌济老师的关心，介绍了新民学会会员在法情况。并说：“弟近想牺牲勤工俭学主义，设法俭学。又想跳出法国，长驱入俄，因同学好友多要勤工，只好留在法。我若可以俭学，何不远走一步呢？”但是，过了不多久，萧子升在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流露出他这个时期的真实思想：在旅法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学会的方针时，有人主张应该按马克思主义，进行俄式革命。而萧子升却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主的革命，为人民谋取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宗，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时毛泽东的思想虽与萧子升有所不同，但他认为“我们决不能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而“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可见毛泽东当时还没有提出激烈革命。只是稍后一些时候，在蔡和森和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底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而萧子升却停滞在无政府主义上不再前进，而且越到后来越落后，进而转向反动势力方面。在1921年夏新民学会解散前，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子升主张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认为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毛泽东曾对萧子升说：“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结果，他们分道扬镳了。
萧子升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后，成为了国民党党员，与毛泽东断绝了来往。全国解放后，萧子升在海外，发表过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和文章。但毛泽东虚怀若谷，气度宽宏，对早年和萧子升的友谊却始终未能忘怀。他曾嘱新民学会老同学写信给萧子升，要他回国工作。萧子升却断然回绝。
据萧三的妹妹萧昆回忆说：“我在延安鲁艺保卫股工作。一天，主席和江青视察，周扬安排到他的托儿所吃饭，要我和所长作陪，主席和我坐在一起。主席说：‘你那个二哥（即萧子升）很聪明，可惜了！’我问：‘怎么可惜了？’主席笑答：‘我跟他搞农村调查时，到绅士家送字，我们先到农村调查清楚哪个绅士开明，然后就写了字到哪家去。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他们一看就高兴，一高兴，就留我们住下。有一天，我做了一首词，萧子升写好，还没商量怎么个送法，萧子升就说，老毛，明天我去送！’”毛泽东再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他大概在为萧子升没有走上革命道路而惋惜。
1955年，中国派出一个文艺代表团到乌拉圭访问演出，毛泽东听说萧子升在该国定居，特意让该团团长向萧致意，并请萧回来看看。团长系湖南人，曾托华侨组织请见萧子升，亦被拒绝。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毛泽东再次让人顺便看望萧子升。可萧子升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四处奔走，并致函乌拉圭总统和联合国，要求支持台湾当局，继又奔赴美国各地游说，反对中美建交，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1973年，年已80岁的萧子升又在乌拉圭组织青年反共团，死心塌地效忠蒋介石。
萧子升把和毛泽东社会调查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我和毛泽东行乞记》，该书后来被译成日文、英文。20世纪七八十年代，萧三得知萧子升出版此书，表现得甚为不屑。他不仅在40年代所写关于毛泽东的书文中，一概不提萧子升的名字，而且每次撰文写诗也总不忘痛斥这位“家耻”、“国贼”。
萧三从心底为他二哥平反却是“文革”之后的事了。
萧三18岁那年，不谙世事的他与父亲学生的妹妹谭雪君结婚。谭雪君不识字，不懂丈夫的伟大抱负，没有共同语言，两人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后因萧三另有所爱，谭雪君于1927年郁郁而死。据萧三五弟萧子风回忆：“子升花了一笔钱，替弟弟搞了个非常精致的纪念册，悼念谭雪君。请陈延龄以参事的名义写了个《悼词》。参事，这在当时乡下人认为是了不起的京官。稿子是子升拟的，陈用隶书写出来，漂漂亮亮，请了许多人签名。”
萧子升“正直善良”。他在学生时代就有“萧菩萨”的美称，从不嫌弃穷同学，经常给予资助，当时的毛泽东、蔡和森就是其中两位。1928年，向警予不幸被捕，虽萧子升竭尽所能营救，但向警予还是惨遭杀害。萧子升说：“我很难过，因为尽管我们的政见和人生观不同，她仍然是一位好朋友。”三年后，蔡和森也离开人世，萧子升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之一，他自始至终都是我所敬仰的挚友。”后来杨开慧被捕，萧子升又尽了一切努力试图营救，给许多要人致函、致电，都无济于事……
1930年，萧子升妻子康氏病逝于北京。1933年6月，萧子升在上海与美女兼才女凌孝隐结婚。婚后两人去了法国，就再也没有回国，按照萧子升“教学为先”的理念去从事教育工作了。
1953年，年近花甲的萧子升定居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在此开设中国语文、历史、哲学、书法绘画等课程，许多课程都是免费的。他先用法语、英语教学，继而学习当地官方语言，并改用效果更好的西班牙语教学，二十多年如一日，循循善诱，弟子逾万。妻子去世后，他一直鳏居，衣食住行都很简单。有人赠其美号“文化苦行僧”，忠实地概括了他清苦的一生，他自己也很认同。
萧子升著有《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后由昆仑出版社翻译出版。书中记述了当年他和毛泽东的“游学”生活，但也不乏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诬蔑。
1976年萧子升客死乌拉圭，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可能，运回湖南祖坟处与原配康宁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六、与蒋竹如的同窗之谊
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函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
竹如学兄有道：
得示极慰，迟复为歉……深情厚意，如对故人。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制，尚是很有用的。弟于律诗，不会作而好读，前复东园兄信请他抄旧作寄我，未见寄来，却似乎因此引出尊兄寄来的诸多大作，使我非常高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寄重庆诗未收到，倘蒙多寄大作，极表欢迎。专此奉复，敬颂
教祺！
问候东园兄。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这封信是毛泽东最早的诗论作品，也是最重要、最简练、最深刻的诗论作品。信中的东园，指他在湖南省一师读书时的另一位同学、好友周世钊。以后的两次诗论都是在它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和重复的。遗憾的是这封信在1950年没有发表，在以后的一些毛泽东的权威著作，如《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文艺论集》乃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均未发表，仅偶尔在文献中见过部分披露。
蒋竹如（1898—1967），又名集虚、庆蒲、继琬，湖南湘潭人，语言文字学家。此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至1920年就读于湖南一师本科第一部第十三班，是毛泽东、周世钊的校友，新民学会会员，以后在湖南一师等校任教。他在一师的“人物互选”中以好学六票、文学五票而当选。与毛泽东、周世钊关系密切。在学习与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五四运动时期，蒋竹如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致力于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擅长诗词。抗日战争时期，蒋在湘潭新群中学（今湘潭市二中）担任国文教员兼班主任。不久，先后去湖南省立第五师范和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50年参加湖南革大学习后，仍回一师任教，并担任了教导主任。
“有道”指有才艺或有道德的人。《论语·学而》：“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见，毛泽东对蒋竹如的的抬爱。
周世钊（1897—1976），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湖南宁乡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历任湖南一师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此信中两次写到“东园兄”。此信的由来大致是：1949年10月28日，在长沙的周世钊于解放后第一次致函在北京的毛泽东。信中说：“记得在抗战的末期我曾写了一些旧诗，中有一律：‘人世纷纷一戏场，独惊岁月去堂堂。沐猴有冕终为笑，载鬼同车亦自伤。卅载青氈凋骏骨，九州明月乱离肠。长沙自古称清绝，我欲高歌学楚狂。’”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复函周世钊，称之为“敦元学长兄”，说：“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并嘱周“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周世钊因故未能及时寄去诗词，而将该信给同学蒋竹如看了，蒋遂给毛泽东寄去许多诗词，使毛泽东非常高兴，并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所以，此信也可以说是写给蒋竹如和周世钊两人的。
同年8月10日，毛泽东又写信给蒋竹如：
竹如兄：
七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顷询革大，据称该校研究班九月间可收留若干人。似此，兄如有决心，并能吃苦（该校火〈伙〉食不大好），可以来此入学研究。大作同时收到，甚谢！顺颂
教祺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此时，蒋竹如仍在湖南第一师任教。毛泽东的信给他以极大的鼓舞。
1962年2月，蒋竹如撰写了《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一文，文中回忆了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领导、组织湖南学生罢课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的情况。
蒋竹如回忆道，1919年5月23日，他正在一师13班的自习室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叫他出去，告诉他，北京派来了两个学生代表，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现住楚怡小学何叔衡处。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如何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
于是，在毛泽东的邀请下，蒋竹如和陈书农、张国基等来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他们决定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5月25日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毛泽东便和蒋竹如等人分途进行活动，通知各校推选代表。
5月25日上午，蒋竹如和各校所派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李振翩、唐耀章等二十余人到达楚怡小学。毛泽东介绍双方代表见面后，即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经过。随即，大家作出决定，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总罢课。5月27日，“省学联”成立，设在落星田省商业专门学校。
毛泽东此时住修业小学，距商专很近，白天时常去指导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联”发动长沙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6月12日后，学生运动发展成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8月，“学联”被张敬尧强行解散。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湖南学生和各界爱国人民的革命活动。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领导下，“学联”和“各界救国十人团”继续进行秘密的和各种公开的活动。学生们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和挨家挨户做反日爱国宣传，并且同工人群众取得了联系，使这个空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得到了广泛开展。
在五四运动中，新民学会新入会的会员达21人，多为一师、周南、商专、湘雅等校学生和教员。其中有彭璜、向警予、郭亮、罗迈、易礼容、李振翩、张国基、李思安等人，蒋竹如也名列其中。
1918年，蒋竹如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留在该校担任教员，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51年7月31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并同时寄去回忆他早年学校生活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收到信后，于10日给他复信，表示“可以来此入学研究”。这就是开头提到的那封信。
毛泽东对蒋竹如的关怀是亲切的。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在接到早年在湖南一师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长沙人，建国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要求去北京的信后，复信给李思安说：“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他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
1955年2月，蒋竹如根据自己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写成专著，给毛泽东寄去，并附上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提出了简化汉字和使用汉语拼音的问题，建议进行汉语言文字改革。毛泽东虽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对改革汉字深表赞成。同年5月1日，毛泽东给蒋竹如回了一信：
竹如兄：
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比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此复。顺问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日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多次对汉字进行了改革，实行简化和注音，使汉语言文字逐步走上标准化的轨道。
此后，毛泽东曾多次写信或托人向蒋竹如问候和致意。1956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湖南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请周代他问候蒋竹如。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七律·送瘟神》一诗中涉及地球自转的问题，写信给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与蒋竹如商榷，说：“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1963年3月24日，毛泽东又一次致信周世钊，信中提到：“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都已收到了。”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蒋竹如兢兢业业从事教育工作，并潜心语言文字研究，直至逝世。他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