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为郭梓材夫妇频寄汇款
1954年10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梓材及其妻子刘天民，同时寄去人民币300元。信上写道：
梓材、天民二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
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折合新币三百元），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不要来京，以省往返之劳。此候
双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九日
郭梓材，又名郭承尧，生于1897年，住韶山乡朝阳村井湾里，距韶山上屋场约五华里。郭氏系当地一个大族，相传明朝时由安徽凤阳迁来，为郭子仪后裔。其父郭石桥，小商人出身，开办过“福寿全”南杂店，办过邮政代办所，其为人重情义，好交游，与毛顺生关系密切。
1906年，13岁的毛泽东来到井湾里读书。井湾里是屋场名，矗立着一栋大屋。大屋前面住着郭梓材一家，后边则住着他的叔父。私塾就办在正中的堂屋里，老师是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当时郭梓材九岁，比毛泽东小四岁。他与毛泽东关系甚好，称之“润芝哥”，有时简称“润芝”。毛泽东对郭梓材十分爱护，在生活和学习上多予关照，并且要求严格，对他亲如兄弟。
1910年，郭梓材与毛泽东同路步行至湘潭县城，投考昭潭高等小学堂（即今湘潭师范学院前身）。郭考取了，毛泽东却因年龄超过两岁而落榜。次年，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1911年，郭梓材辍学回乡，在家种田。毛泽东仍在长沙读书，这年假期回家，来到井湾里劝说郭梓材与他一同去投湖南新军。两人在新军待了一段时间，见无所作为，只好先后退役。
1919年，郭梓材就业于湘潭电灯公司。此后，毛泽东在安源从事革命活动。郭梓材有时出差安源，购买生活、生产用煤，常请毛泽东代买，毛泽东均负责给他买好，交代运回湘潭。毛泽东回湘潭，则利用郭梓材在电灯公司工作之便，开展革命活动。郭是一个小职员，身份不高，在此进行革命活动，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毛泽东在公司内设立了一个党支部。公司有地下室，党内许多重要会议均在地下室召开。郭梓材最初还不是党员，但受毛泽东之托，代为保管了所有文件和会议记录。党支部召开秘密会议，由郭梓材守门。经过考验，毛泽东于1927年亲自介绍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给他取了个化名“郭栩”，以便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1925年8月初，正值炎夏，毛泽东来到湘潭电灯公司，找到郭梓材，要郭陪他去韶山搞农运。他俩特地穿着长袍马褂，坐在郭家亭“福寿全”南杂店打了几天骨牌，以此掩护农会活动。
1927年“马日事变”后，因叛徒出卖，军阀许克祥派特务到湘潭电灯公司搜查郭梓材的住宅。郭急中生智，将所有秘密文件和名册烧毁，并借来一些便衣，又筹集了一些旅费，以营救被捕同志，支持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郭梓材脱党。此后，他一直在湘潭电灯公司担任营业员和会计。
郭梓材的妻子刘天民，生于1902年，原姓庞，因家贫无法抚养，从小寄居在外婆家，并改姓刘。她五岁就嫁到当地一个姓萧的人家。当时，那男人已经20岁，是个残废。刘天民受尽了苦难与折磨。她拼命抗争。当地族长和地主沆瀣一气坑害她，吊打她，把她的头发一把把扯落，倒拖她的双脚，将她的头在地坎上撞来撞去，直撞得晕死过去。
就在这时，毛泽东闻讯赶来，从火坑中把她救出，并劝说她母亲让女儿出走。
刘天民离开家乡后，跟随毛泽东来到长沙，在昭潭女中半工半读。1923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解放妇女》，写一个女孩从小被遗弃，由刘家带大，怕长大后养女嫁不出去，五岁便送给一个残疾人当童养媳，惨受非人折磨。刘天民一看文章，就知道毛泽东写的是她的经历和遭遇。
在毛泽东的耐心教育和指导下，刘天民的思想不断进步。1923年10月，由彭公达、杨昭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青年部长、省学联干事长、学生会长、区委常委、团委书记等职。
1926年，刘天民受毛泽东的委托，担任省党校杂志编辑，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家里，与杨开慧朝夕相处。毛泽东工作很忙，终日劳累奔波，很少回家。杨开慧协助毛泽东的工作，还带着三个孩子。刘天民常帮杨开慧照料孩子。1930年，杨开慧遭到反动派逮捕，在长沙英勇就义。刘天民悲痛万分，回到家乡以教书为生。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她东躲西藏，不得已脱离了党组织。后来，她与毛泽东的好友郭梓材结婚，婚后移居湘潭县城，在一个小学任教达18年，直至1949年迎来解放。
解放后，毛泽东担任了国家主席，仍念念不忘郭梓材、刘天民这两位故交。他多次向他们写信问寒问暖，寄钱寄物，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0年8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梓材，说：“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向他表示“敬意”，还说：“刘天民先生同此致候。”
同年10月19日，毛泽东又致信刘天民：
天民女士：
来信收到，甚谢。
李耿侯已牺牲。李介侯现在北京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情况尚好，知注并闻。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1950年10月19日，毛泽东致刘天民信
当时，刘天民与郭梓材在湘潭十八总，闲居无业。信是通过湘潭商业图书馆转交的。信中提到的李耿侯即刘天民的姐夫，李介侯即李耿侯的弟弟。刘天民1950年给毛泽东写信时，曾问及二人的情况。
郭梓材解放前在湘潭电灯公司当会计时，略有积蓄，入过股。后来，电灯公司垮了，郭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解放后，他到湘潭市建中合作猪鬃厂当会计，该厂是私营合作企业，因亏损发不出工资，郭生活无着，便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解决工作的问题，并要求去京。1950年8月29日，毛泽东回信向他表示慰问，并劝他不要去北京，因为“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当地熟习（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随即，给郭寄来300元钱，接济他们一家的生活。
为了解决郭梓材一家生活问题，毛泽东根据刘天民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的经历，建议湘潭有关部门安排刘天民到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工作，但未能实现。后来，她被安排在湘潭市政协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向郭梓材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先生生活困难，深表同情，我可接济若干。但仍望向当地政府申请解决。郭遂持此信去找统战部门，最终解决了困难。
1954年，郭梓材的表兄张有成、张四维及堂兄郭僖生等，先后去北京见过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与他们拉家常，向他们询问了郭梓材一家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兄，言语中饱含着对故旧的一片深情。
1955年，郭梓材因患视神经萎缩导致双目失明，丧失了工作能力，从此离开了建中合作猪鬃厂。由于没有工作，缺乏经济来源，郭梓材一家生活困难。郭梓材与刘天民只好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要求去京。毛泽东无暇亲自回信，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郭梓材夫妇复函。
郭梓材、刘天民先生：
一月十七日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主席已看过。根据主席指示，寄去人民币叁佰元，请收作补助家庭之用。关于你们要来京的问题，主席希望你们现在不要来，等过了一两年后再说。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
1961年8月17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又给郭梓材复信说：
郭梓材先生：
上月写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主席送给你叁百元，作为医疗费用。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另外，主席要我们转告你们：如果以后还有困难，仍可函告他。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
从1950年起到1962年止，郭梓材、刘天民夫妇先后收到毛泽东亲笔信4封，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回信7封，还有毛泽东的诗词等，共计有13份之多。此外，郭梓材夫妇还收到毛泽东赠给他们的款项六笔，计1700元。其中最后一次是1962年，郭梓材当时身患重病，毛泽东获悉后，特地寄来200元，供他治病和改善生活。郭梓材曾多次想去北京晋见毛泽东，由于身体一直不好，加上双目失明，故未能成行，只得在心中默默思念着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郭梓材夫妇幸福地度过了晚年。郭梓材于1964年元月病逝世于湘潭，享年67岁。刘天民先后担任过几届湘潭市政协委员，直到1976年去世。他们的儿子郭求知、郭先威，女儿郭量宏等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培育下，均先后参加了工作，或走上了领导岗位，或成为了专家、学者。
七、郭梓阁是个好人
郭梓阁，又名郭承奎，是郭梓材的二哥，也是毛泽东幼年时的同窗好友。他生于1889年，比毛泽东大4岁，两人曾在井湾里私塾同学，一同拜塾师毛宇居为师。
毛泽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每逢假期回家，常到井湾里，拜访老同学郭梓阁、郭梓材兄弟，并一起商讨一些时事问题。有时，他缺钱花，还向郭家借钱，每次郭家总是慷慨解囊。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运，有一天遭国民党枪兵追捕，跑到郭家亭“福寿全”南货店，躲在房里，情况十分紧急。郭梓阁见状，急中生智，将枪兵连吼带哄地撵走了。
1927年元月，毛泽东再次到韶山，去杨林时经过井湾里，特地找郭梓阁商量如何办农会，并叫郭出任司务长。郭梓阁对办农会深表赞同，对出任司务长一职却表示谦让。毛泽东耐心劝说郭发动募捐，筹措经费，办好农会。郭表示积极参加，随即将家里的“福寿全”货物拿出来，供农会兄弟使用。事后，还将祠堂大门门扉取下搭戏台，布置会场，公审保产党头子、大恶霸张茂卿，并当场镇压。
大革命失败后，许克祥的叛军开往韶山，农会自动解散。郭梓阁只好匿居他乡，四处躲藏，从此与毛泽东失去联系。
后来风声稍过，郭梓阁才回到家乡，继承父亲郭石桥的财产，继续经营“福寿全”南货店，勤俭度日。
郭梓阁经商有方，略有积蓄，便买了些田产，解放后因而被划为地主。
1952年，毛泽东早年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与好友邹普勋应邀去北京与毛泽东会面。行前，李邀郭梓阁一同去京，郭因身体不佳，未能成行。
在北京，毛泽东接见了李漱清和邹普勋。闲谈中，他询问了郭梓阁的情况：“井湾里郭梓阁先生还在吗？”
李漱清回答说：“还在。只是家里搞绿了（韶山土话，意思是家里穷了）。”
“他怎么搞绿了？”毛泽东又问。
“划了地主。”李漱清答。
“他为什么不一起来呀？”
李漱清反问道：“他是被管制的对象，还能到北京来吗？”
毛泽东解释说：“家里绿，这是必然的，因为他家过去就富裕。”停了停，又说，“郭梓阁是个好人。”
李漱清从北京回来后，向郭梓阁讲起这件事，郭梓阁听到毛泽东说他是个好人，深受感动，没想到，分别几十年了毛主席还深深惦记着他。
李漱清叫郭梓阁给毛泽东写信，郭梓阁心存疑虑，担心自己的地主成分有损主席形象，不想写，李漱清即为他代写了一信。
毛泽东接到以郭梓阁名义写的这封信时，正是195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他看了信，十分高兴，但因工作繁忙，没有立即回信。几个月后，郭梓阁收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亲笔信，大意是：
梓阁先生台鉴：来信收悉，家境不佳，深表同情。你对革命有所贡献，我很了解。兹寄上人民币二百元，以作生活急需。
很快，郭梓阁收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人民币200元。
几年后，毛泽东得知郭梓阁身体有病，一家生活仍未摆脱困境，又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给郭梓阁写信，并寄上200元生活费。信曰：
梓阁先生：
来信收悉。遵照主席指示，兹寄来人民币二百元。请查收见复。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接见了许多父老乡亲，郭梓阁闻讯，欲赶往韶山冲见毛泽东，但因病魔缠身，行走不便，未能如愿。等他挣扎着在家人的搀扶下赶到冲里时，毛泽东已离开了韶山冲。大约十天之后，韶山公社派人送来了请柬，请郭梓阁到韶山宾馆吃饭，说是代主席请客。郭梓阁这才知道，原来，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嘱咐当地负责人请乡亲们到松山赴宴叙旧，就特地点了郭梓阁的名。因当时有部分乡亲因病或有事未能赴宴，所以毛泽东临走时，又交代公社代他请客。郭梓阁佩服毛泽东想得真周到。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暂时困难。毛泽东知道郭梓阁此时面临困难，生活无着，又嘱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写信，并寄上200元生活费。
1965年，郭梓阁病逝于韶山朝阳村井湾里，终年76岁。在他临终前，毛泽东还从北京寄来人民币300元，资助其家用，可见对他挂念之深。
八、惦记律师郭煌
郭煌，又名郭耿光，今韶山市韶山乡朝阳村郭家亭人，律师出生。与郭梓阁、郭梓材兄弟同族。生于1890年12月26日（庚寅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家境小康，父早丧。自幼天资聪颖，励志向学。及长，入长沙法政学堂，习法律。毕业后，郭煌曾一度回乡家居，办过乡村教育，当过清溪乡学务委员，以倡导新学，开启民智为己任。大革命失败后，郭煌举家迁居湘潭城内三义井，置“恺园”，开办律师事务所。
毛泽东与郭煌的交往始于1906年。那时，他们均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老师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另一位塾师郭伯兄是郭耿光的叔父。同学中还有郭梓阁、郭梓材、郭咏泉、郭桂五等，均是郭煌的同族兄弟，他们后来均成为毛泽东的好友，对毛的革命活动有过帮助，解放后又多有书信往来。
当时，郭煌为人谨慎，好学用功，毛泽东深为佩服。毛泽东天赋不凡，记忆力强，读书过目成诵，功课应付有余，但生性好动，爱“淘气”，老师常为此大伤脑筋。毛泽东因违犯“塾规”而受到老师的处罚，时常被罚站，或被罚赞诗。每遇此时，郭常为他向叔父兼老师说情，使其“化险为夷”。
1910年春，毛泽东离开家乡去长沙读书，开始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郭煌亦在长沙法政专科学校读书，二人时常往来。嗣后，毛泽东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参加湖南新军。退役后，他准备去报考学校，遇上了郭煌。郭劝他报考法政专科学校，毛因经费无着，只好改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二人均为各自的学业和生计而奔波。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于1925年和1927年到湘潭开展革命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和农运考察，曾两次到城内郭氏“恺园”造访，得郭氏热情迎送和资助，并掩护其革命活动。临走时，毛还曾邀郭一起外出参加革命。郭十分仰慕毛素有鸿鹄之志，不甘蜗居家园，但囿于其父亲早丧，老母无人赡养，只得婉言辞谢。
大革命失败后，郭煌一直以律师为业。他为人耿直、仗义，思想开明，倾向进步，被称为“开明绅士”。因擅长笔讼，好打不平，故有“铁笔”之称，在湘潭城内颇享盛名。当时湘潭有“十大律师”，乃郭煌，周大燮、谭台、黎泽荃、李刚、刘先豪、周恂等。后来，郭煌与谭台还结为了儿女亲家，可谓“门当户对”。
新中国成立后，郭煌定居湘潭城内，不再从事律师工作，在家闲居。鉴于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当地政府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曾邀请他出席，参与协商地方重大事务。
1950年，湖南开展土改运动，郭煌因乡下老家有少量祖遗家产，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家产被没收。此后，他既无职业，又无经济收入，生活无着，只好靠开槟榔店为生，但仍然入不敷出。
在举步维艰之时，郭煌上书毛泽东，信中叙述了他俩昔日的友情，陈述了他家当时的困难。1950年11月22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煌：
耿光先生：
惠书敬悉，甚感盛意。工作问题，以就近和熟悉先生情况之人筹商解决，较为适宜。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工作问题虽未如愿解决，但郭煌已是十分感激毛泽东了。
1953年8月，邮差又给郭煌送来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写着：湖南省湘潭市城内张家坪11号郭耿光先生收。他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郭煌先生：
八月十五日寄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主席送你一百万元，寄上汇票一张，请查收。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原来是毛泽东为接济郭氏的生活，特意委托秘书室寄来了100万元（相当于现币100元），助其家用。“毛主席寄钱来了！”郭煌高兴不已，这岂止是100万，它包含着千金难买的深情厚谊，也包含着领袖对老同学的深切关怀！
郭煌靠这100万元购买了大米和日常生活用品，又为他家经营的南杂店增添了资本，从而渡过了难关。
此后，郭煌常给毛泽东写信。据郭的外孙，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民盟湘潭市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谭敬清回忆，少年时他常去外祖父家，外祖父平时不爱多讲话，常瞒着家人上街买信纸信封，后来才知外祖父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老人家给毛主席写信，往往附上自己做的诗作，有一次主席生日时，他还寄过一副寿联。
1954年12月的一天，正在湘潭师范读书的谭敬清，放学后准备去张家坪看望外祖父。外祖父家开的南杂店就设在湘潭县招待所门口，继外婆杨辉正在店里营业。当谭来到南杂店时，正碰上邮递员送来一个大信封，他接过一看，只见信封上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等字样。又是北京来信！邮递员惊羡而礼貌地向杨辉问道：“老太太，您家哪位亲戚在北京？”郭老太太笑而不答，签收信件后，连忙去向老倌子“报喜”。
1954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郭煌（耿光）信
当谭敬清走进外祖父的卧室兼书房时，便听到了老人爽朗的声音——原来是郭煌在念信：
耿光先生：
十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助急需。此复。顺候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又是200万元！郭煌捧着这张数额不小的汇款单据，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激动不已。渐渐地，谭敬清发现外祖父鼻梁上那副老花眼镜里闪着幸福的泪光。
消息传开，地方党政领导纷纷前来郭家探望。毛泽东的族侄、当时担任湘潭县副县长的毛特夫登门拜访，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县政府招待所为方便他的小买卖经营，减轻他的负担，免费为其提供营业场地和水电。这一切，无不使他深受感动。
人生七十古来稀。郭煌已进入垂暮之年了，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亲上北京，谒见毛泽东，共叙旧谊。为此，他曾托堂兄郭梓阁向主席捎信，希望能进京叙旧。然而，由于他年老体弱，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1956年中秋节前夕，郭煌先生因患肺心病抢救无效，病逝于湘潭，享年66岁。时任湘潭县县长毛特夫等亲往郭家悼念和慰问。中共湘潭市委书记赵萼会同当地政府妥善安排了郭氏遗属的生活。
九、关爱邻居毛爱桂
凡到过韶山、到过毛泽东主席故居的人，都知道故居西头挂有“邻居”字样的标志。“满阿公”毛爱桂曾经就是这厢茅草房的主人。
毛爱桂（亦作爱贵），谱名毛贻业，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同辈，属毛氏鉴房。他生于民国三年七月（1914年8月），一生务农。西厢房是毛爱桂的祖业。他祖父毛祖富，比较富裕，但过世很早。父亲毛恩苞，字竹平，清同治二年（1863）生，于民国十年（1921）去世，享年58岁。母亲萧氏，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卒于民国三十三年，享年70岁。萧氏一直在毛泽东家帮助文七妹料理家务，洗衣浆裳，勤勤恳恳，深受文氏喜爱。文氏患淋巴结核，身上流脓，也是萧氏替他擦洗。直至1919年10月文氏去世，萧氏才离开毛泽东家。
毛爱桂兄弟姊妹十四人，夭折八人，剩下兄弟、姊妹各三人。大哥毛贻胜，字爱棠（又名爱堂），生于1895年。二哥毛贻腾，字继先，又名毛爱松，1899年生，投过军，后病逝。大姐毛春秀，与毛泽东同年生，小时候曾在一起玩耍，嫁永义亭李复盛之子李远明。二姐毛淑元，嫁永义亭庞家，后迁居安乡新街口。还有一个姐姐，嫁何姓人家不详。
毛泽东故居的房子，原来是毛正光家的，当时只有五间半草房。清光绪初年，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在上屋场买下这几间房子，还买下了几亩水田，领着长子毛恩农由东茅塘搬来居住。后改建成瓦房，至1918年成为现状。两个儿子分家后，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分得上屋场这栋房子。毛恩农便迁回东茅塘居住。毛恩普带着儿子毛贻昌迁居这里。从那时起，毛爱桂家就和毛泽东家成了邻居。
毛泽东比毛爱桂大21岁，毛爱桂出生时，毛泽东早已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去了。每逢寒暑假，他回家来看望父母，常到毛爱桂家去问寒问暖。
民国十年（1921），毛爱桂的父亲去世后，—家七八口人，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生活困难，决定将房子变卖，维持生计。他们先与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商量，决定将房子变卖，毛泽民表示同意。那年年终，毛泽东回家教育全家人投身革命，听说此事，即劝泽民退掉房屋转让协议，并给了毛爱桂一些钱，说服全家人离家干革命。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成员常来上屋场商量工作，并聚集在故居的小阁楼上秘密工作，以打牌做掩护。每当他们在阁楼上开会时，毛泽东便叫毛爱桂到外面望风。毛泽东叮嘱说：“如果外面不认识的人来，你就马上发信号：是饭时就喊‘吃饭’，不是饭时就打山歌。”每当来了陌生人，毛爱桂便悄悄地发出暗号，唱起山歌：
日头落山四山黄，
牛婆子带崽过荒塘，
牛婆子舍不得荒塘草，
牛崽子舍不得奶子娘，
十八岁情姐舍不得少年郎。
……
毛泽东一听到唱山歌，早有准备，等陌生人来了，他们便佯装打牌，等来人一走，他们又一起商量工作。毛泽东有时候也出去望望风，提醒一下毛爱桂，因此从没“塌过场”。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毛爱桂的长兄毛爱棠于1924年3月开始秘密从事农民运动，1925年参加青年团，同年跟随毛泽东去广州参加革命。
哥哥参加革命后，姐姐也出嫁了，毛爱桂家里只剩下他和母亲二人，由于生活所迫，他们只好把房子卖给“天地公”，而后母子俩迁居张旭冲。大革命失败后，上屋场的房子被国民党县党部没收，归清溪乡公所所有。不久，乡公所又将其屋租给贫农毛吉云居住。后来，孙玉春、张荣风也先后在故居住过。解放后，毛泽东故居才回到人民政府手中。后经修复开放，供群众参观。
1927年“马日事变”后，反动军阀许克祥叛军包围了韶山，并派枪兵闯进毛爱桂家捉人。毛爱桂在家无法安身，母子被迫到处乞讨，他们白天沿门乞讨，晚上露宿山林。日日夜夜的饥饿寒冷，使毛爱桂患上了风寒和眼疾。他的眼睛一到傍晚就看不见，加上得不到营养和治疗，眼疾日益加剧，以致双目失明。
毛爱桂和母亲在外流浪多年，直到1930年才回到韶山，靠佃耕度日，母子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苦苦熬了二十多年，才迎来翻身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毛岸英回韶山看望父老乡亲。毛岸英在上屋场看望了毛楚雄的外婆周陈轩，在谈到“邻居”主人的去向时，周告诉毛岸英：“隔壁‘邻居’主人毛爱桂，他现在住张旭冲。他的哥哥毛爱堂在外参加了革命，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毛爱堂来到上屋场见岸英，周外婆把岸英喊到毛爱桂跟前介绍说：“这就是毛爱桂满阿公。”毛岸英忙起身同毛爱桂握手，说：“请坐。”说完，详细询问了毛爱桂一家的生活和毛爱堂烈士的情况，并记录下来。毛岸英说：“我回去问问父亲，请他帮助寻找。”并叫毛爱桂写一封信给父亲。
毛岸英离开韶山后，毛爱桂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询问哥哥参加革命后的情况。大约一个月后，即1950年6月，他收到了由湘潭县委组织部转来的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曰：
爱桂先生：
来信收到。令兄爱棠于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这是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此复，并候
合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李远明先生同此不另。
信中提到的爱桂即毛爱棠之弟。毛爱棠（1895—1927年），1925年赴广州参加革命，1927年牺牲于湖北武昌。李远明（1895—1951），即李澍村，韶山市永义乡狮山村人，毛爱桂的姐夫，早年与毛泽东交往密切。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毛爱桂全家既悲痛又激动，为家中出了这样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当时，毛爱桂眼睛不好，老伴有病，参加劳动均有困难，儿子毛泽林才14岁，家里生活困难，在此情况下，他只好向毛泽东写信求援。
信发出后，毛爱桂心里忐忑不安：主席时时要料理国家大事，政务繁忙，自己还去打扰他！
然而，没多久，毛爱桂便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大意是：毛爱桂先生，你的来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你儿子要求参加工作，可向当地所属机关申请。
接到毛主席的信后，毛爱桂深受感动。事后，儿子毛泽林通过组织部门介绍到株洲市糖烟酒公司工作。
毛泽东对毛爱桂一直关怀备至。1952年，南岸邹普勋应邀到北京与毛泽东叙旧，毛泽东问及毛爱桂一家的生活情况，并托邹普勋带回四丈衣料给毛爱桂。
最使毛爱桂难忘的是，五十年代中期，他应毛泽东邀请去了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泽东。
毛泽东见他眼睛不好，问他：“你看见不？”
毛爱桂说：“看得见，是搭帮主席治好的。”
1951年至1952年，在政府的关怀下，毛爱桂曾到长沙的医院住院治疗一年时间，回到湘潭后又住院治疗了45天，花了很多医药费，全由政府负担。通过治疗，毛爱桂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
“不是我替你治好的，是政府替你治好的。”毛泽东说。
毛爱桂从内心感激党和政府对他的关怀。
“区里、公社和大队是不是关心你？”毛泽东又问。
“关心。”毛爱桂回答。
毛泽东又问：“生活好吗？有几个儿女？”
“生活还过得去。有一个崽、两个女。”
“你回去后，如果有困难，就写信来。”
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叫秘书田家英从稿费中拿出两百元，送给毛爱桂，并为他购置了一套棉被。
此后，毛爱桂在乡下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并未去打扰主席。只是有一件事，他曾写信求助于毛泽东。那是因为长兄毛爱棠烈士民政部门未予登记，毛爱桂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此事。毛泽东接到他的信后，随即在信上作了批示，并将信转到省里。不久，省民政部门给毛爱桂来了信，说：毛爱桂同志：你寄给中央的信，已批转我们办理。关于毛爱棠烈士的情况，请你们略为详告。既然毛主席来信证明，那就应当发给烈士证。
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毛爱棠烈士的待遇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
1959年6月的一天，毛爱桂正在田里做工夫打凼，听说毛主席回来了，他高兴不已，当即洗了脚，赶到松山去见毛泽东。走到邮电局附近，站岗的人不让进去。他便写了几句话给公社干部，请他们转交主席。毛泽东看了他的条子后，欣然同意接见，并派人接他进去。
此时，毛泽东还在寓所里休息，房子周围站了很多人，都是毛泽东邀请来会面的乡亲们。一会儿，毛泽东缓步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向群众招手，人们让出了一条路。前面停满了轿车，毛爱桂数了一下，共十余辆。毛泽东走到前面的一辆轿车前，上了车。公社干部让毛爱桂上了后面的小车。
来到滴水洞水库，毛泽东下到水里游泳，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时而“立正”，时而“稍息”，轻松自如，观者赞叹不已。毛泽东游了几个小时后，上岸到临时搭的棚子里换了衣服，而后来到大坝上和群众交谈。
忽然，毛泽东朝毛爱桂这边招手，他眼睛不好，不知毛泽东是在召唤谁。旁边有人提醒他，是毛泽东在叫他，他仍然迟疑不决，茫然地往前移动脚步。毛泽东又向他招手，他这才恍然大悟，快步走到毛泽东跟前。
夕阳西下，毛泽东站在堤上，迎着拂面而来的凉风，他那魁梧的身材，看上去更加高大、伟岸。“叔叔。”毛爱桂耳边忽然响起了毛泽东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毛泽东握着毛爱桂的手，问他生活好不好。正当毛泽东和毛爱桂握手交谈时，旁边的摄影师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回忆。
接着，人们沿原路返回松山寓所。天已很黑了，毛泽东顾不上休息，又在坪中和大家亲切交谈。
谈话之后，毛泽东设宴招待乡亲们。毛爱桂和毛泽东同坐一桌。席间，毛泽东给老师毛宇居敬酒，又给毛爱桂敬茶，并说：“你的眼睛不好，田里功夫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如果劳累过度，再到医院去治疗就为难了！”
晚宴后，毛泽东在寓所坪里和毛宇居、毛泽连、毛爱桂等乡亲们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