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与易礼容半个世纪的交情
易礼容，乳名闰三，亦作韵珊，1898年生于离韶山不远的湘乡新研铺，比毛泽东小五岁，毕业于湖南商业专科学校，还在武汉明德大学学习过。他与毛泽东既同乡又同事，曾一起并肩战斗过，二人交往密切，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为了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不久，易礼容同他的女友许文煊便成为了这个学会的会员。从此，易礼容就常和毛泽东在一起，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参加湖南的革命活动，成为了湖南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张敬尧残酷镇压湖南学生运动，悍然解散省学生联合会，激起了湖南民众的极大愤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民学会等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亲率三十多人的驱张代表团赴北京请愿。时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的易礼容积极参加了驱张运动。他受托赴武汉，联络武汉学生联合会及旅鄂湘籍学生，揭露张敬尧的种种罪行，联合各界人士共同驱张，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等人在北京的驱张请愿活动。
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友开始讨论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成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易礼容积极参与了讨论。1920年6月30日晚上，易礼容在武昌给毛泽东和彭璜写了一封长信，直率地谈了他对新民学会活动的一些看法，主张做事要有准备。建议“回到湖南去，采取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
毛泽东对这封信极为重视，将它收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并亲笔写了八百多字的按语。他说：“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准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谈过几次，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诚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即罗学瓒）、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毛泽东还认为易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易礼容任经理的文化书社开会，讨论学会共同目的及实现目的之方法等问题，易礼容参加了讨论。会上，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主张过激主义”，易礼容也认为“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
创办文化书社，是毛泽东早有的愿望。他曾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反复强调，要努力“创办文化书社”。所以，当1920年夏把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后，毛泽东便从上海经武汉邀易礼容返湘，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8月2日，发起人开会，推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为筹备人员。易礼容认为，文化书社是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革命精神的继续，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在最短时间内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使文化书社于9月9日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张营业。易礼容任书店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
书社筹办之初，遇到不少困难。当时，开办经费只有20块钱，毛泽东不辞劳苦，奔走于长沙教育和新闻各界，筹措资金，争取一些进步人士的支持。他亲自为书社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缘起》和《文化书社社务报告》。还用恳切而通俗的口语写了两份“建议书”，以“文化书社同人”的名义向读者推介新书报，并提议组织“读书会”。易礼容将这两个建议印成传单，夹在出售的书中，向读者进行宣传。
毛泽东还为书社订立了新型的民主管理制度，实行经营状况与财务公开。他说：“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取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他将文化书社营业报告刊载于《湖南通俗报》，让书社的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之于众。有一次，易礼容向他谈起社内账目有些不清楚。他听了以后，便带领大家将书社的四张桌子拼在一起，搬出账本，同大家一起算了一次总账，直到把账目搞得一清二楚为止。
毛泽东与易礼容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通力合作，把文化书社办得兴旺发达，在省内外颇有名气。至1921年春，文化书社先后在平江、浏（阳）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隆回、溆浦设立了分社，在不少学校开办了贩卖部，与广东、上海、湖北、北京等地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家。特别是与恽代英等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关系密切。在恽代英的安排下，利群书社不仅供应了文化书社的书报，而且派来利群书社的“姊妹机关”毛巾厂的员工，帮助长沙文化书社兴办长沙望麓园织布厂。毛泽东推荐易礼容为织布厂经理，并对工厂工作给予许多具体指导。
文化书社销售的书达二百余种，刊物四十余种，其中不少是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机关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书社不仅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成为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以及省内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和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
易礼容是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毛泽东非常注意发挥他的专门才能，使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提高。1921年4月，他和易礼容一起去洞庭湖区农村，在岳阳、华容、南县、安乡、常德、湘阴等地做社会调查，让易礼容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实际。
19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为成员。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易礼容成为该校的校董。后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易礼容担任该校事务主任，协助毛泽东为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
1987年夏，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研究员唐振南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访问了九十高龄的易礼容老人。易老高兴地回忆起当年驱张运动、文化书社和船山学社的有关往事。他说：
那年元月，大雪纷飞，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银条。“驱张”请愿团冒着风雪冲进了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那是北洋军阀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办公的地方。毛泽东和我都参加了。那次我们抓到了张敬尧贩卖鸦片烟种子的罪证。张敬尧的部下张宗昌是常德镇守使，运了许多鸦片种子，路过武汉，被一个铁路职员刘天洋发现，告诉了我。我当时在武汉明德大学学习。我去拍了照，拿这个铁证到了北京。毛泽东好高兴呵！于是，赴京“驱张”代表团拿了这个罪证浩浩荡荡地奔向中南海。卫兵横枪堵住我们，毛泽东一边做卫兵的说服工作，一边指挥大家冲进去。靳云鹏被迫出来，接见我们。接见的地方是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的院落里。历史真是有趣。三十年后，毛泽东却以主人的身份乔迁这里。
《湘人力争矿产抵押呈总统府文》一定是毛泽东起草的……你们看，在这批联署的名字中，毛泽东是第一名。在当时的群众运动中，谁发动谁起草谁署第一名。不像今天起草一个文件、讲话，都要秘书代笔。更重要的（他指着文献中人名旁的直线符号）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时发明的。毛泽东很赞成胡适的白话文，学了胡适的。你们翻一翻1919年底至1920年初的湖南《大公报》就没有这种符号……
谈到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尤为兴奋。他是书社的经理，毛泽东是特别交涉员，他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历程中，有过难以忘怀的情谊。他说：“驱张”胜利后，毛泽东从上海回湖南，路过武汉，跑到明德大学对我说：“韵珊，莫读书了，回去干我们的事业去。要改造社会，先从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起。我们回到长沙一个多月，就办起了文化书社。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那是一个米盐公馆的钱库。米盐公馆的经理是曹典球，曹是熊希龄的朋友。毛泽东通过各种曲折的关系，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用米盐公馆的传达室办起了文化书社。创业难啊！那是一个很小很窄的房间，还要费那样大的周折。后来营业一天天发达，房子不适用，搬到了水风井。毛泽东是我们中的秀才，思想敏捷，笔锋犀利，观点鲜明，文字生动。《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等，都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由我们提供材料，他起草，我看后，再修改，然后发表。他起草，不是说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那时间，很民主，你说得对，改得对的，他都接受、吸收。这几个文件，内容都很实在。”
易礼容是湖南自修大学的事务主任，对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的过程了如指掌。他回忆说：“贺民范是不应该遗忘的。我们进驻船山学社，办湖南自修大学，主要是取得贺民范的同意。他是船山学社的社长，船山学社有一栋很大的房子，省政府每月还拨给四百元光洋。没有贺民范的支持，我们莫想进船山学社。”唐振南告诉易礼容：贺民范写有一篇文章，署名“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贺民范”。易礼容回答说：“要他挂一个名。”他顿了一下，庄重地说：“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都是他写的，是同时形成的。”“湖南自修大学”六个大字，是他用白报纸写的，我挂在大门口的。“《组织大纲》发表了，《宣言》后来才发表。原因是我们要打入社会，就得团结大多数，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宣言》详细地论述了我们办学的宗旨，批评了书院和学校的弊病。当时考虑社会上多数人还不能接受这种批评，因而没有同时发表。办文化书社，办自修大学，我们把长沙县长姜济寰、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董事长仇鳌团结起来了，房子有了，钱也有了，而且有人帮我们说话了。毛泽东那时很注意团结大多数，讲究工作策略。”
1923年4月，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易礼容作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为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维汉等人担起了湖南党的工作的重担。他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同湘区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使全省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到136万多人。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在全国享有盛誉。1926年12月1日至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大会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应邀到会，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会上，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易礼容被选为委员长。
翌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对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湖南省农民协会两次听取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无不欢欣鼓舞。不久，易礼容根据毛泽东在考察中提出的意见，以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第642号训令，明确指出：失业农民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不能打击失业农民，不能压抑农民对封建阶级的革命行动。如果土豪劣绅向农民进攻，必须坚决给以回击。
正当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公开叛变革命。反动军阀许克祥亦于5月21日晚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湖南形势急转直下。由于5月上旬李维汉调中央工作，省委书记由夏曦接任。夏曦在“马日事变”中出走。中央于6月24日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派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任委员、军事部长。他们在白色恐怖中艰苦与共，风雨同舟，协力战斗。7月初，毛泽东被调回武汉，由易礼容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当时，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际，政治形势非常恶劣，工作极为艰难。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易礼容和省委其他同志一道，积极与各地恢复组织联系，将工会、农协转向秘密工作，分散隐蔽一些在本地不能立足的干部与工农武装，为革命保存了力量。易礼容在果断地抓紧湖南工作落实的同时，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省委工作情况。他在代理省委书记期间，曾几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湖南各部工作“无不吃紧”，“惟盼润速返驾”。由于中央正在拟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不能返湘工作，中央常委于7月底正式决定易礼容为湖南省委书记。
中央“八七会议”前夕，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俄国人来到长沙，在麻园岭俄领事馆召集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大家签字打倒陈独秀。易礼容没有答应，他认为陈独秀虽有错误，但共产国际也有责任，陈独秀有些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的，而且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不能随便签字打倒。易礼容还要求共产国际拨给湖南枪支，让省委领导工农武装上山打游击。会议开了一个通宵，没有达成协议，大家不欢而散。共产国际代表回到武汉后，在“八七会议”上指责湖南省委代表地主阶级。毛泽东针对他们的无理指责，站起来辩解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你们在此说风凉话，他们是在前线对敌斗争。”
“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彭公达任省委书记，易礼容等九人为委员。毛泽东于8月中旬从武汉回到长沙，与湖南省委详细研究了“秋收起义”计划。易礼容极力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如果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8月底，省委决定缩小暴动范围，改变原定的“全省开花”的计划，确定在湘潭、长沙、浏阳、醴陵等地发动起义，然后向长沙进攻，里应外合，夺取长沙。省委还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两个机关，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为行动委员会书记。会后，毛泽东即赴安源、铜鼓，组织武装力量。易礼容则在长沙城内及附近各县奔走，落实进攻长沙的各项部署。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起义部队在前方先后受挫，无力再向长沙进攻。毛泽东当机立断，将剩余部队带往井冈山。湖南省委原定的里应外合攻取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笼罩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毛泽东在浏阳境内即派交通员向湖南省委报告了变化后的情况，到达江西省砻市时，又派准备返湘治伤的工农革命军参谋处干部陈树华与易礼容联系。毛泽东极为严肃地、差不多每讲一个短语就打一个手势，反复叮嘱陈树华：“你到望麓园去，找到许老太婆（易礼容的岳母），赖在那里不走，一天，两天，十天半月，以至一月两月，一定要找到易礼容，向他汇报部队战斗经过和现在的情况。”
大革命失败后，易礼容思想上一度产生迷惘，彷徨不前，于1928年脱党。以后主要从事劳工工作，并曾在上海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过。
易礼容虽然脱离了党的组织，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位与他一起奋斗多年的老朋友，一直在多方打听易的下落。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从有关方面获悉易礼容的情况后，十分高兴，随即于8月14日给易礼容写了一封信：
韵珊兄：
还是在五年之前，从文亮口中得知吾兄尚未忘记故人，那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你，不知寄到你手否？近有人来，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我听了非常欢喜。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兄之苦衷，弟所尽知。然今非昔比，救国自救只有真诚地转向抗日革命工作，这个意见不知能得兄之完全赞成否？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如有进一步办法，希望能建立秘密联系，可以时常通信。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文煊还在你身边否？她好否？一同致意。弟躯体如故，精神较前更好，十年磨炼，尚堪告慰。临书仓促，不尽欲言。敬祝
健康
杨子任
八月十四日
落款杨子任即毛泽东。毛泽东早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即以“子任”为笔名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作文，表示要“以天下为己任”。信中提到的文煊，即许文煊，易礼容的夫人；文亮，即许文亮，易礼容之内弟。姐弟二人早年曾在长沙文化书社工作。李鹤鸣，即李达，当时是北平大学教授；王会悟，李达夫人，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工作。
收到毛泽东的信，易礼容异常高兴，后来在谈到这事时他说，毛泽东信中称呼他为“韵珊”。“韵珊是我的乳名。这种叫法只有儿时在家乡才能听到，外面很少有人知晓。稍大一点后改成现名，再没有人这样叫了。毛泽东同志这样亲昵地称呼我，真使我喜出望外，惊奇不已。”易礼容说。
1949年，易礼容和朱学范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参加了人民政协。此后，易礼容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至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劳保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委等职。
1997年3月28日，易礼容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七、你是我的小同乡
北京，中南海。1951年夏季的一天。
易礼容、萧三领着一位老乡来到丰泽园，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介绍说：“主席，这位是从湘潭来的老同事唐自刚！”毛泽东连忙起身，握着唐自刚的手，说：“自刚，我的小同乡，欢迎，欢迎！”
接着，他们一起回忆往事，谈起文化书社，谈起清水塘，谈起广州政治讲习班……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人兴奋不已。
“主席，大革命失败后，我遭到反动派通缉，与党失去了联系。后来回到老家当小学教员，以维持生活……”谈及自己的经历，唐自刚有些歉意地说，“不过，我一直没有忘记您的教诲和期望，即使是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也没有做出任何违背革命利益的事。”
“你那时也很艰难啊！能洁身自好，熬到今天就很不容易了。”毛泽东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
唐自刚乘机向毛泽东提出想出来工作，请求给予帮助。
毛泽东说：“你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对新的知识还有个重新吸收、融化的过程。建议你先入革大系统学习，然后再安排适合你的工作。”
唐自刚满怀喜悦地告别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
唐自刚，又名志刚、祖藩，湘潭县西乡（今石潭镇莲花村）人，1902年6月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4岁时高小毕业，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务农。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刚刚17岁的唐自刚走出湘潭县偏僻的农村，来到长沙，投身革命的大潮中。
1920年10月，唐自刚由易礼容介绍进了文化书社当营业员。因为易的表兄韩宜家在湘潭县良湖乡史家坳，离唐自刚家——古城乡莲花村——只有几里路，易常来韩宜家，故唐自刚与易相识。他与毛泽东相处、往来近六年时间。毛泽东亲切地称他“小同乡”，唐自刚则称毛泽东为“毛先生”。唐自刚进文化书社后，负责售书工作。在思想上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并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兼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他每次来书社，总是径直往书柜前取下当天的报纸及新到的书刊阅览。
一天清早，唐自刚打开门准备营业，毛泽东就进来了。唐自刚忙打招呼：“毛先生，您早！”毛泽东高兴地说：“自刚，你是我的小同乡哟！”唐自刚兴奋地告诉毛泽东：“我家在银田寺附近的莲花坳，隔毛先生的韶山冲只有三十多里路。”“晓得，晓得，易经理和我谈过了。”毛泽东嘱咐唐自刚认真工作，努力学习。
1922年春，文化书社迁移到长沙贡院西街中段靠北的铺房。这时，书社人员稍有变动。5月，易礼容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文化书社经理一职暂由唐自刚代理。
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后，毛泽东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建设上。他发现唐自刚思想本质好，积极上进，工作也很努力，便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让他担任湖南支部交通员。
这年冬天，地冻天寒，毛泽东为革命奔波，顾不上自己的生活，仍穿一双已很破旧的布棉鞋。唐自刚对毛泽东说：“毛先生，买双新鞋吧，您脚上的这双实在不能穿了。您肩负的工作很重要，冻坏了脚要影响身体，影响工作啊！”
毛泽东笑着说：“谢谢小同乡的关心，我的这双鞋嘛，暂时还能穿，实在不能穿的时候，拿去缝缝补补，还可以穿。家乡有句话说得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26年2月，广州。为了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举办政治讲习班。中共湖南区委先后选派了384名学员进讲习班学习。唐自刚也参加了讲习班的学习。
毛泽东是讲习班的七个理事之一。讲习班于2月28日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参加典礼并发表演说。他演说的中心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他说：“我认为政治讲习班这个团体，表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即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了。”
他又说：“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其录取标准，绝对不是文字的好差，完全看他的思想是否是革命的。我们的敌人对革命采取了联合行动，我们非团结起来为之奋斗不行！诸位都是来此做革命工作的，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来的。望诸位吃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进行国民革命。”
毛泽东的演说使唐自刚很受启发和鼓舞，他暗暗表示：一定不辜负毛先生多年来的教育、鼓励，为完成国民革命多做贡献。
在政治讲习班，唐自刚最喜欢听毛泽东讲授的“农民运动”。一次，毛泽东讲完课，唐自刚便在过道里等候他。毛泽东一眼就看到了唐自刚，老远打招呼：“我的小同乡，我从学员名单里知道你来了。好啊！好好学习学习吧，做一名优秀的学员！”唐自刚听了毛泽东的一番鼓励，表示一定学好革命理论，把自己的工作搞得更好，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解放。
同年6月，唐自刚从政治讲习班毕业，希望分配到军队中工作。正在这时，湖南区委要求讲习班选派50人去湖南工作。结果，唐自刚被派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
回湖南之前，毛泽东与派回湖南的全体同志座谈，勉励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增长才干，密切联系民众，坚持革命。
1926年7月，唐自刚由中共湖南区委派任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在耒阳工作期间，他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其他成员积极领导耒阳广大群众开展革命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并举办了耒阳县农运讲习班，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推进了这里的农民运动。
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大镇压，继“四一二”大屠杀后，不久又发生了“马日事变”。
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城乡。唐自刚因遭通缉，四处躲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他辗转流离回到老家湘潭，以教书为生，从此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
1945年8月上旬，王震率南下支队途经湘潭，唐自刚听到这一消息，兴奋不已，来到王震、王首道部队，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并打听毛泽东的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唐自刚满怀喜悦地向毛泽东写信祝贺。
1950年上半年，唐自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述说了自广州一别以后的情况。毛泽东接信后立即给他回信，对这位“小同乡”长期从事教育给予了赞扬，并邀请他有机会到北京一叙。
1951年，唐自刚到了北京，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1951年秋，唐自刚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研院学习。毕业后，毛泽东授意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选调唐自刚去新疆工作，唐被安排在新疆军区后勤部。
到新疆后，唐自刚不怕苦不怕累，并发挥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长处，先后任新疆军区石河子市农八师后勤处处长、农八师子弟中学教务主任。在新疆工作期间，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毛泽东的“小同乡”，一心扑在工作上，办厂兴教，为新疆的建设和繁荣尽了自己的努力。
1990年9月，唐自刚病逝于新疆石河子市，终年88岁。
八、萍水相逢许志行
1957年6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湘潭县韶山乡政府：
韶山乡人民委员会生产合作社委员会各同志：
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再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问候你们！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信中提到的许志行，是江苏吴县人，毛泽东早年在汉口结识的一位流浪者，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毛泽东亲自给韶山乡政府写信，介绍许志行去韶山，并要求“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足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许志行原姓潘，1902年生于江苏省吴县润庭东山北望村。七岁时随父亲迁居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十一岁时因家境破落当了许家的上门女婿，改名许志行。
到许家后，他高小还没毕业，便先后到浙江嘉兴和上海闵行的酱园学徒，以后又到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店学徒。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许志行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更加不愿意做奴隶式的学徒，渴望继续读书。就在刚进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店的第三天，他就不顾一切，偷偷逃了出来，身无分文，只好沿着长沙到武汉的铁路北行。他边走边乞讨，流浪到了汉口。
1919年12月的一天，许志行在汉口一家旅馆的门口，遇到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以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途经武汉。他看到许志行这个衣衫单薄的少年，十分关心地走过来，向许了解情况。
许志行把自己一心想读书，不愿做学徒，从商店里逃出来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深表同情，劝勉道：“想读书是好的，但是年纪轻轻流落在外是不好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许回浙江老家。
许志行说：“我不能回家了，希望能帮助介绍一份工作。”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没有熟人可以帮助介绍工作。”毛泽东劝许志行暂时忍耐，回家安心等一段时间，等他去北京办完事情回到湖南后，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谋生。许志行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告，把浙江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毛泽东。
第三天，许志行跟随毛泽东一起乘船到了上海。
毛泽东到上海的目的是送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赴法勤工俭学。抵沪后，他们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三天后，毛泽东送别蔡和森等人，替许志行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两人便分手了。
许志行回家不久，就收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写给他的信，毛泽东在信里对他安慰、鼓励了一番。以后，又陆续寄了《新生活》、《星期评论》、《新青年》等一些进步刊物以及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小册子给他看。这些报刊对于许志行的思想进一步接近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7月，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他担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和援助失学青年，毛泽东筹集了一笔款子，于1921年春在一师附小高级部创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并想起了那位小朋友。很快，毛泽东给许志行写信，邀请他来长沙这个补习班读书。许接到信以后，喜出望外，当即偷偷离家直奔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插在补习班读书，并负担他的一切费用。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也在这个班读书，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六年级读书。毛泽东每周给他们三人上一次“公民”课，讲一些革命故事和道理。
成年补习班只补习国文（即语文）、英文和算术三门课。毛泽东经常挤时间指导许志行及毛泽民、毛泽覃读书。
一天，毛泽东对他们说：“国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是学习其他功课的入门要径。这门课学好了，脑子就灵了，思想就通了。但这门课是不容易学好的，非多读、多练、刻苦钻研不可。多读，要多读新书。”他常从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报刊，如《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上选出文章给许志行等人读。除了要许志行等多读外，毛泽东还要他们多练习作文，要求他们每周写一篇作文和一篇读书心得，每天写一篇日记。
毛泽东指导许志行等做作文，十分重视题材的选择，重视写文章与现实斗争的关系。当时许志行等人的作文，大多是写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等方面的内容。一次，湖南的反动军阀赵恒惕把两个反对专制统治的青年杀了，并且残酷地将人头挂在城门口“示众”。毛泽东就要许志行等同学去看，看了回来写文章，抨击赵恒惕的反动统治，同军阀斗争。许志行针对当时湖南封建迷信较重这一情况，写了一篇《靠菩萨的结果》，用事实说明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毛泽东看了，说写得很好，鼓励许投稿。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何叔衡主编的《通俗日报》上。许志行看到后，十分高兴，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补习班的学习本来定为一年，但只办了半年，经费就发生了问题。1921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回来后，为革命事业到处奔波。无暇再为补习班募集经费，维持到暑假，只得宣布下学期停办。许志行等便转入附小高级部毕业班读书。
许志行在附小高级部读书时，毛泽东已和杨开慧结婚，住在清水塘。许志行和毛泽东的两个弟弟住一个房间，平时经常就学习问题同去请教毛泽东，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去。
这年寒假（注：据许志行回忆，与毛泽东回忆不尽一致），毛泽东还邀许志行到韶山老家小住。许志行在毛泽东家里的阁楼上同毛泽民、毛泽覃一起温习功课，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
1922年，毛泽东亲自介绍许志行和毛泽民、毛泽覃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年以后，许志行在一师附小高级部毕业，准备报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湖南的省立师范学校是官费学校，只招收湖南本省的学生，不招收外地人。许志行不愿意离开长沙，更不愿意离开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他想报考长沙的中学，但中学一切都要自费，这对于贫寒的许志行来说显然是办不到的。
毛泽东看到许志行非常痛苦，就替他出主意，说：“求学问不一定选择地方，选择学校，只要有真心，便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他劝许志行回浙江投考省立师范学校，因为浙江的省立师范学膳费都只需缴半费，半年不到十块钱。毛泽东说：“这几块钱，我是能够接济你的。”
对于毛泽东的热情帮助，许志行非常感谢，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回浙江。在离开长沙时，他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许志行的手，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学习，“读书之暇，对于社会事业也得关心关心”。告诫他，“不曾尝过苦痛的人生，简直没有价值！美满的人生，是战胜苦痛的结果！”
“一年多来，给你增加很大麻烦。”许志行低着头，强忍着眼泪说。
“没什么，你不要这样！”毛泽东安慰道。
告别时，毛泽东把许志行送到门口，停住脚步，望着他深情地说：“路上小心，到了浙江，考取学校后，就写信来。”
许志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沙，离开了毛泽东。
1925年，许志行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
大革命失败后，许志行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浙江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此后，许志行因为生计和革命工作需要，四处奔波，还到过其他一些地方，最终于1928年在上海落脚，从事教育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毛泽东来到北平。这时，上海还没有解放。
许志行眼望着老朋友领导的革命节节胜利，并很快就要解放上海，内心十分高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接到许志行的信后，立即回了一封信，托新华社上海分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捎带。可惜，那位同志不慎将这封信遗失了，许志行没有收到这封信。
上海解放后，许志行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毛泽东给许回了一信，鼓励他：“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邀请许志行假期到北京一游。
1956年1月，毛泽东又一次写信邀请许志行去北京一叙。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许志行担心影响毛泽东的工作，最终没有成行。
第二年，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许志行趁暑假怀揣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心里非常激动，一路无心观看车窗外的景色，心想：与毛泽东分别整整三十年，是否还能被认得出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放在上衣口袋里的毛泽东的信：“见了毛主席该说些什么？”
6月21日下午，许志行来到中南海找叶子龙。叶子龙派秘书高智将许志行安排住在前门招待所。
22日下午，许志行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晚上6点30分，高智带着他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在一个宽敞的书房里等候。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
“毛主席！”许志行站起身来。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来，一把抱住许志行的肩膀。然后松开手，注视着许志行，无限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了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你这位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您还是那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地笑着。
毛泽东坐到座位上面，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可比现在多呢！”
遇到老朋友，毛泽东格外高兴，他侃侃而谈，从武昌的相遇、相识，到长沙一师附小的读书生活，从广州、武汉时的战斗生活，到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眼含热泪，感慨万千。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位新中国的领袖，能和自己这个“普通百姓”促膝谈心，倾吐友情。
毛泽东问许志行到北京还要探望些什么人，许说要探望教过他书的谢觉哉。
毛泽东说：“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多小时后，谢觉哉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已是74岁高龄的谢老的手，说：“谢老，您好！”谢觉哉对他三十五年前的这个勤奋、朴实的学生印象很深。他们回忆在长沙、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谢老不禁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毛泽东请谢觉哉、许志行一起吃饭。菜很简单，四菜一汤，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因为有客人，厨房特地烧了一盘红烧肉。毛泽东叫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为许志行夹菜。
毛泽东要许志行在北京多住些时间，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并替许志行介绍每一个景点的情况。
五天以后，毛泽东叫人通知许志行晚上九点到他的书房。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问：“这几天去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痛快，开心极了！”许志行高兴地答道。
毛泽东又向许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末了，毛泽东说：“过几天，我要到外地去视察，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毛泽东拿起毛笔，给韶山乡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许志行），告诉他一些事情”。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那封信。
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叫人送给许志行五百元作为路费，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肯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并一再告诉他，“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许志行到韶山后，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
1964年许志行因患中风，从上海师范学院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1976年9月，瘫痪在床的他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泪如泉涌。
1983年10月，许志行病逝于上海，终年81岁。
九、是故交，也是君子之交
毛泽东早年在韶山、湘乡、长沙等地读书或从事革命活动，与许多同学、同事往来密切，结下了情谊。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故交纷纷写信给毛泽东，或向他表示祝贺，或反映家庭生活困难，或请求推荐参加工作。毛泽东从百忙中挤出时间给他们回信，叙述旧情，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并对有困难的故友给予经济资助，但对其他方面的要求则婉言相劝或拒绝。
方觉民，早年曾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与毛泽东相识。解放后，在湖南新化县大复初级中学任副校长。1949年12月，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工作中的问题，几个月后，得到毛泽东亲笔复信：
觉民学兄：
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极为感谢。所指工作中的偏向，现正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望随时示知。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益，尚祈按照新方向加以改进，福利人民。此复，顺颂
教祺。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
易克櫄，早年曾与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起读书，两人有些交往。解放后，他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个人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5月10日回信说：
克櫄学兄：
两次惠书均收到，甚感盛意。工作岗位已觅定否？总以就近解决为宜。教育法令尚多阙如，只能边做边修，故无从寄奉。此复，顺祝
健康
并问王承淑先生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
陈寄生，湖南叙浦人，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研究过少数民族历史，解放初期曾给毛泽东写过信，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学术情况。毛泽东于1950年8月29日回信说：“惠书读悉，甚以，为慰。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夏百源，告知张昆弟烈士牺牲的情况，并勉励道：“吾兄乡居灌园不是坏事，倘能就近赞助土改，即是有益于人民的。”希望他不要到城里去谋取工作。
1951年4月29日，毛泽东还写信给武汉大学农学院学生、陈昌烈士（毛泽东在一师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我党早期党员，1930年牺牲）的女儿陈文新，说：“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对战友的遗属寄予了殷切希望。
毛泽东对同窗旧友的一些合理的要求，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能满足的他尽量满足，并给予答复。
叶健农，原名叶建隆，湖南平江人，曾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同学，解放后在重庆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去北京参加司法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5月12日回信说：
建隆学兄：
各次来函及电报均已收到。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先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此复，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毛泽东关心故友，为人细致、厚道的作风和情怀，令人钦佩。
伍如春，湖南耒阳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伍云甫（曾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父亲，伍绍祖（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祖父。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家做教师的伍如春致信毛泽东，表示家中生活困难，并附上一诗，内有“云儿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之句。毛泽东看了以后，甚为系念，随即回了一信，并委托秘书寄上300元钱予以接济。信云：
如春学兄：
惠书敬悉。困难甚念。寄上人民币叁佰万元（注：折合现币300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续告。此复。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五日
信中表达了毛泽东对老同学的关爱之情。
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又浓如酒。毛泽东极重人间情谊，在处理与同窗、故友的关系上，既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又关心他们的疾苦，勉励他们努力上进，体现了一个革命领袖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