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非常关心家乡的生产和建设，关心家乡人民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家乡亲友纷纷投书毛泽东，反映乡间情况和基层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非常欢迎。通过家乡亲友了解乡间情况，明察下情，是毛泽东走群众路线、改进党和政府工作的特殊方法。毛泽东在繁忙中总是抽出时间给亲友们回信，向他们询问家乡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人民衣食住行等情况。
据初步统计，毛泽东在解放后写给湖南家乡亲友的书信不下两百封，其中写给韶山亲友的书信百余封，仅给堂兄毛宇居写的亲笔信就有十余封之多。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收录了毛泽东1915年至1958年写给韶山亲友的书信95封（其中47封系首次公开发表），附录中还收有毛泽东写给韶山乡政府等地方政府的书信4封。另据中共湘乡市委党史办统计，从1950年至1960年，毛泽东写给湘乡亲友的亲笔信为27件，其中三封是直接写给湘乡县委、县长和基层党组织的。毛泽东对家乡亲友的来信非常重视，亲自批阅，亲笔复信，几乎每信必复。1950年春夏，他每隔一天或几天均有一封信给家乡亲友，有时一日数封，最多的一天达五六封之多。
在处理人事关系问题上，毛对东坚持按章办事，决不唯亲，不给亲友任何特权；但在调查情况，征求意见时，毛泽东则不择渠道，决不避亲，并通过这种特殊的人事关系，以纳忠谏，以明下情，了解和掌握更多更真实具体的情况。
为了更详细、更具体、更直接地了解乡情民情，毛泽东还常常邀请家乡亲友上京叙旧，向他们详细询问乡下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他总是自己掏钱招待来京亲友，负担他们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他还嘱咐来京人员“不要带任何礼物”，以保持一种正常、纯洁的人际关系。如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给韶山老地下党员，在毛泽东故居做接待工作的族叔毛月秋写信，邀请他和毛锡臣、文东仙三人赴京陈述乡情，并嘱咐：“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又致信表侄文九明，邀请他与堂弟毛泽嵘“来京一行”，并嘱咐：“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
对于进京看望自己的人员，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次调查了解基层情况的机会，每到次都百忙中抽出时间，同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基本情况，要求他们大胆反映，不要心存顾虑，不要讲假话、大话，而是要实事求是，坦陈己见。为了研究对策，有时他还把秘书及中央其他领导人请来，一同听取情况和意见。毛泽东不给亲友以任何“升天”的特权及优越感，却给他们以进京向他当面地、直接地反映乡下情况的“特权”，以便明察下情，研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一、毛月秋做客中南海
1953年9月，韶山冲老地下党员毛月秋向毛泽东写信陈述乡间情形，汇报有关当地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表示要于阴历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六十寿辰时去京相见，为他祝寿。毛泽东接到毛月秋的信后，于10月4日给他回了一信：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
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唐家圫）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
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
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信中提到的文东仙，是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堂表兄，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农民运动，后一直在乡下务农。毛翼臣系毛锡臣之误，毛泽东的族祖父。由于当时无法找到“毛翼臣”，故只好邀约其他亲友联袂进京。
1953年10月中旬，毛月秋怀揣着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并带上韶山、石城乡政府写给毛主席的书面材料，与毛泽嵘、文东仙、文九明一道前往北京。抵京后，他们住在招待所里，两天后，毛泽东派人接他们去中南海。
他们坐汽车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见了乡亲们，十分高兴，连忙迎上去同毛月秋等人握手，客气地说：“你们这么远来了，真是不容易，快进屋坐。”说完把客人迎进会客室。
毛月秋刚坐下，便问道：“主席，您还认得我吗？”
毛泽东说：“你给我写过信，我记不大清楚了，你是月秋阿公吧。”
毛月秋点点头，拿出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说：“这是您早一段时间给我写的信哩。”
“噢！”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你是什么字派？”
“我是贻字派。”
“那你还是叔老子啰！”
毛月秋连说：“不敢不敢！”
毛月秋是一位老地下党员，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毛泽东有过较多的接触。1925年冬，毛月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他成为了农会骨干。那时，他家由龙豹湾搬到了青山坳，地下党组织以他家为活动据点，办起了地下党校。后来，湘鄂赣边区联络站也设在他家里。
1927年1月，毛泽东由上海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由省农协委员、省委特派员毛福轩陪同，经长沙到达湘潭。毛月秋闻讯后，即在韶山二乡组织群众召开欢迎大会。1月6日上午，毛泽东由毛福轩陪同到韶山特区第一乡和第二乡考察农运。第一乡农协委员长率农协会员及女子联合会员三百多人到七华里外的陈公桥去迎接。第二乡农协委员长毛月秋，也集合该乡所有农协会员、女子联合会员、少先队员、族校学生，共四百余人，由毛震公祠出发，高举镰刀斧头旗帜，敲锣打鼓，步行十余华里，去陈公桥迎接毛泽东。
毛月秋与毛泽东见面后，异常高兴，二人紧紧握手。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要派这么多人到这里来接呀！我不是官，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是叔老子，不应该这样来迎接我。下次，如果我再回来，再不要组织队伍来迎接我。”毛月秋说：“这次我们已经来了，下不为例。现在请毛泽东委员登程去毛震公祠会场，那里集合了许多群众，正等着我们去哩。快走吧！”
于是，毛泽东在欢迎队伍的簇拥下，与毛月秋并行来到毛震公祠，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称赞说：“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他号召妇女们“要冲破农村的神权、夫权、族权，争取平等自由解放”。
欢迎会结束后，毛月秋邀请毛泽东到家里做客。晚上，二人又在油灯下促膝交谈。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接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毛月秋在韶山无法安身，只身逃到安乡，在长子毛鼎年处住了一个月。因敌人搜查甚严，只得化装成商人到长沙与毛福轩、郭亮等人联系，准备参加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往返于本省长沙、平江、浏阳、华容、蓝山等地，担任省委交通员，负责外线联络工作。
1936年冬，毛月秋从华容回到韶山从事生产劳动。
1937年12月，中共党员邹祖培从湖北武汉长江局辗转回到湖南，在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找到徐特立，奉徐老指示回到韶山开展地下活动。在与毛特夫联系后，他即找到毛月秋联系，问及毛月秋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敌人罚了多少钱。毛月秋说：“没有罚钱，捉人的那天我跑了！”不久，邹祖培通过毛月秋了解毛伟昂等其他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态度，毛月秋如实做了回答。同年12月初，邹祖培与毛月秋召集韶山地下党员孙子仁、孙子文、胡觉民、毛伟昂在青山坳毛月秋家举行韶山党支部成立会议，由邹祖培任支部书记，毛月秋等为委员。
不久，毛月秋接替毛特夫担任了韶山慈悦庵党支部书记。一段时间后，他又担任了韶山特别支部书记。他与韶山的地下党员一道并肩战斗，开展地下活动，进行革命宣传，传递情报，并向延安输送革命青年，先后有毛朗明、毛浦珠、毛世美、毛楚雄等离开韶山，投奔延安抗日根据地。
1949年4月11日，人民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南下，在毛月秋、毛特夫等人的组织下，韶山特委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湘中纠察总队，下辖四个大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枪。
新中国成立时，毛月秋年已七十高龄，身体有病，但他仍坚持要求继续为党工作。他来到韶山冲上屋场，担任毛泽东旧居的管理和讲解员。毛月秋胡须花白，满面红光，热情地接待着一批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参观群众和外国友人，向人们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和毛泽东一家六位烈士的事迹以及韶山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毛月秋非常想念毛泽东，很想去北京见见他，叙述乡情旧谊。而今，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故旧重逢，倍感亲切。这天，毛泽东没有办公，也没有做别的事情，专门陪同家乡来客，同毛月秋等人亲切交谈，叙说家常。
毛泽东对家乡的生产和建设非常关心，哪些地方、哪些方面有一点什么变化，他都问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他特地把秘书叶子龙喊来做记录。
毛泽东惦记着韶山冲的老人们，对于他过去熟悉的人他几乎都问到了。问到韶山过去的“四大宪”时，毛泽东说：“钟鼎夷、毛吉臣、毛棠圃、毛鸿初那几个人还在吗？”
毛月秋说：“有的还在，有的死了。”
毛泽东又问到这几个人的后人情况，毛月秋也一一做了回答。
对韶山过去的一些事情，毛泽东也记得很清楚，他问道：“慈悦庵那个庵子还在吗？”
毛月秋说：“拆了！”
“庙里那面钟呢？”
“砸烂了。”
“为什么要拆，要砸烂呢？”
毛月秋说：“那里的神医开假药方骗人。”
“不是神医，是迷信。不过，医师开单方还是有科学依据的。”毛泽东说，“庙不可以拆，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毁庙，这不对。庙是文物古迹，要加以保护。不然，以后的人连什么叫庙都不知道。”
毛月秋问道：“现在死了人，是不是还可以做道场？”
“做道场是过去的习俗，有人要做还是可以做，但它是一种封建迷信，现在不宜提倡，并要加以限制。以后没人学了，自然就没人做了。”毛泽东强调说。
毛月秋拿出从韶山带来的两个材料，说：“主席，材料带来了，请你过目。”毛泽东接过材料，翻了翻，满意地说：“好好！谢谢你，请你回去后代我向韶山乡、石城乡政府的同志表示谢意。”
问到乡里生产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田里每亩可以打多少谷？”毛月秋回答了粮食亩产的具体数字后，毛泽东说：“没有这么多。”他还举例说：“垅中的田好一些，能多扮一点谷，而山边的潲田及低洼、阴浸田，就产不了那么多粮食。”
谈到韶山冲生猪生产的情况时，毛月秋说：“每家每户都养了猪，猪肉能保障供应了。”毛泽东说：“要多喂猪，有猪就有肉、有肥、有粮，大家的生活就会好起来。”
毛泽东还问到韶山的红薯、油菜、茶树等作物的种植情况。
中午，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客人。他特意嘱咐厨师按韶山家乡风味办了八个碗，有扣肉、刮丸、肉卷子、清蒸鱼和茄子等。
吃饭时，毛泽东不停地给客人敬菜。他夹了一块扣肉送到毛月秋等人的碗里，说：“这扣肉蒸烂了，吃几块啰！”
毛泽东这些满带乡音的话语，使毛月秋深感和当年在上屋场主席家做客时一模一样，他觉得这不是在北京，而是在韶山。
下午，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放学回来了。他朝两个女儿唤道：“娇娇，李讷，快过来见见叔祖。”两个女儿走过来，朝客人鞠了一躬。
当天晚上，毛泽东留几位客人在家里歇宿。
第二天早晨，毛月秋等人吃了早饭，回到招待所去了。
毛月秋等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派人陪他们游玩，游览了长城、十三陵，还参观了故宫博物馆，北京的风景名胜差不多都游到了。
他们住了好多天，觉得心满意足，便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歉意地说：“对不住，我事情多，没有陪你们玩。”毛月秋感到很不好意思，说：“快莫这么讲！我们住了这么多天，您招待热情周到，耽误了您许多时间，花费了您很多钱。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送你们，就送点衣服和日用品，还有一点零用钱。”说完，叫秘书拿来礼物，送给每人一百块钱、一套新棉衣裤，还有内衣、鞋帽、蚊帐。另外，送给毛月秋一件呢子大衣、一支钢笔、一副眼镜。
离京时，秘书对毛月秋说：“你们这次来北京，食宿和添置的衣服，都是主席自己出的钱，他的钱并不多，这个月还用亏了。”毛月秋听了，心里十分感动，又有些不安。
毛月秋回到韶山，仍在毛泽东旧居工作。他家人口多，经济并不宽裕，毛泽东得知，曾表示要给他寄钱。毛月秋坚持不要，他说自己有工资，儿女可以自立。他节吃省用，把自己的工资节省下来，去接济生活困难的群众，还捐钱给集体办公益事业，如修渠道、筑路等。
1954年12月，毛月秋写信给毛泽东，祝贺他的生日，同时寄去韶山乡全体农民的致敬信。毛泽东接信后，亲笔回信：
月秋同志：
你的信，全体农民的信，收到了，十分高兴。请你转告韶山乡的党政同志及全体农民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革命的岁月里，毛月秋为党的事业劳累奔波，积劳成疾，解放后又带病坚持工作，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6年，他离开了上屋场毛泽东故居，但他仍坚持到韶山招待所工作。不久，因为身体实在不行了，他才离开了工作岗位。1957年1月21日，毛月秋病逝于韶山，享年78岁。韶山人民在韶山招待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到会三千多人披戴黑纱，深切地悼念他。韶山人民在悼词中对他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并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棺椁安葬在他多年从事地下工作、开展革命活动的青山坳家的地坪中。墓碑上刻着：“革命老人毛月秋同志之墓”。
二、第二次接见李轲
1954年6月，毛泽东的堂表弟李轲第二次登上北去的列车。这次，距离上一次赴京已近五年时间，他十分思念毛泽东，多想一下子就赶到北京去向“主席表哥”反映乡下情况。临行前，他去邀表弟毛泽连同行，因为毛泽连家中有事打算秋后再去，他便独自出发了。
抵京后，李轲直奔中南海，递上介绍信，接待他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很热情、很和气。那位同志婉转地告诉他，主席工作十分繁忙，客人又多，常常忙到深夜，能不去打扰尽量不去打扰。过了一天，李轲又去询问，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回答说：“主席现在不在北京，到杭州开会去了。”
李轲感到很失望，轻轻叹了口气。工作人员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道：“您别着急，主席也许过几天就回来。您在北京等一等，待主席回来，我们一定转告主席。”
工作人员把李轲安排在扬子江饭店住了下来。李轲很满意，他正好趁这个间隙游览京华名胜。中央办公厅专门为他安排了车辆。
李轲先去拜访了毛泽东的姨表兄、国务院参事王季范，两人一起游览了长城，又游览了首都几处风景名胜。
没几天，毛泽东开完会回来了，听说李轲来了北京，便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饭店找他，叫他暂时不要出去，马上派车来接。
车子把李轲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候。
“国家制了一个宪法草案，我刚刚到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去了。”毛泽东解释说，“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
李轲听说制订了新宪法，连声说：“好！好！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
“这个宪法草案大家都拥护，都说好。这是因为有两条：一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
李轲凝视着主席奕奕的神采，和他一起分享着快乐。
“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的！”
李轲认真地听着，深感主席为新宪法的制订倾注了不少心血。
毛泽东一直处在兴奋中，讲完宪法草案的制订过程后，留李轲吃午饭，并请江青作陪。席上，毛泽东给他敬酒、夹菜，并拉起了家常。
“你为什么来北京？”毛泽东问道。
李轲答：“我这次来，一是想看看您，二是来向您汇报下面的情况。”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好。”
饭后，李轲向毛泽东汇报了家乡清匪反霸、土改以及农业互助合作的情况，重点汇报了湘潭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支农情况。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汇报得好。”
毛泽东还询问了农村的生产以及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李轲均如实地做了回答。毛泽东表示很满意，还对江青说：“这是真实情况。”
自此以后，李轲还去过北京，但未见到毛泽东。
此外，李轲还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那是他在湘潭县九区（今石潭、景泉、乌石一带）工作的时候，李轲负责供销社门市部工作，因为粮食困难，便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在信中讲述了粮食部门四处采购和调拨粮食，仍然供不应求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哄抢粮食，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因此，他写信建议毛泽东过问此事。毛泽东因为工作繁忙，未能回信。但是，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政府迅速增调粮食，平抑粮价，稳定局面，使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安定和改善。
三、贺凤生两次进京
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家住湖南华容的表弟贺晓秋：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楚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贺晓秋（1896—1960），毛泽东的二姑父的侄儿，原籍韶山市韶山乡韶光村，大革命时期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后迁居华容以作田谋生。贺晓明（1900—1959），贺晓秋的胞弟，亦为农民。
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一生务农，曾担任华容县生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两次赴京，做客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贺晓秋小的时候经常住在韶山外婆家，自小与毛泽东一起长大。并一同在一所私塾里读过书，二人同练一种字体，同在一起玩耍，十分相投。后来，他们相约一起去长沙读书，可惜贺晓秋的母亲也就是毛泽东的二姑不同意。她说，现在的形势是“三天风四天雨，哪见文章锅里煮”—不能把文章放进锅里煮了当饭吃。这样，毛泽东只好一个人去了长沙。
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贺晓秋给予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一些活动。由于反动派到处追捕毛泽东，时局十分紧张，贺晓秋便与文涧泉二人化装成轿夫，冒着生命危险把毛泽东送出了韶山。后来，反动派又开始追捕贺晓秋，他只得背井离乡，逃到了洞庭湖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和养子毛华初逃到南县丁字堤，找到了在这里隐居的贺晓秋，贺晓秋设法安置了她们母子三人，使之得以逃脱反动派的迫害。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又一次遇险。贺晓秋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表哥脱险，并拿出身边仅有的几块现洋给毛泽东做路费。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
新中国成立后，贺晓秋很快跟毛泽东建立了联系。他写信给毛泽东，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反映了他所在的华容乡下的情况。信中说，乡下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农民大多可以凭本事自食其力，但有些工作还要完善，有些缺点要迅速改正，多理顺民意，体察民情，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权益等。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回了一信，即前文所提到的那封信。
贺晓秋虽是毛泽东的表弟，解放前又数次帮助毛泽东脱险，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建国后一直在华容种田。1960年十月初八日，他在岳阳大儿子贺林生家中去世。
1960年，全国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由于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各地浮夸风、共产风都很厉害，湖南的情况也不例外。当时，贺晓秋的二儿子贺凤生正在乡下担任生产队长，对此意见很大。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并要求到北京直接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便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
贺凤生到北京时是1960年11月，当时毛泽东刚从杭州回京不久，便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贺凤生。
见面之后，毛泽东微笑着说：“我昨天才从杭州回来，听秘书说有这么一位亲戚要见我，我就告诉办公厅，请你今晚来谈谈。接来的客人嘛，岂有不见之理，何况你贺凤生还有50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毛泽东风趣地说。
“今天请你来，主要想听听你们那里的情况，听听你家里的情况，好的坏的都可以告诉我。1927年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毛泽东微笑着问贺凤生：“你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了他的光洋哩。”
贺凤生悲痛地告诉毛泽东，他父亲贺晓秋已于十月初八在岳阳贺林生哥哥家里去世了。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责怪贺凤生说。
贺凤生解释说：“那时我不在家，到长沙治病去了。我哥也不懂这些……”
“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毛泽东喃喃地说。
回首往昔，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站起来说：“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人，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贺凤生认真地听着主席的话，感觉受到了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毛泽东接着又问。
1960年下半年，贺凤生曾有一段时间在长沙治病，用了不少钱，经济上十分困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曾两次给他寄钱。
“收到了。一次300元，一次100元。那些钱是您私人的还是公家的？”贺凤生一边回答，一边提问。
“当然是我自己的啰！”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今天只我们俩谈心，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给你一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作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毛泽东和贺凤生了。
贺凤生也不客气，他—边喝着茶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从公共食堂吃不饱饭讲到农村灾荒饿死人，从农民砸锅卖铁讲到各种小农具乃至日常生活用品都要交公，从下面各级干部层层虚报浮夸讲到许多干部的恶劣作风。他越说火气越大，便向毛泽东移近一步问道：“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关系吧？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说道：“不是腰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一年多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有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
“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有些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中央的确有责任，真是愧对人民，愧对为革命工作牺牲的先烈。”毛泽东说到这里，沉默了好一阵儿，他语气沉重地告诉贺凤生，“中央正准备近期开个三级干部会，大约七千人，华容县领导也要来。请他们来，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刹一刹这股风。”
“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主席汇报。”贺凤生想了想，不知该不该说。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说道，“我们那里不少地方现在把人家的祖坟都挖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粮田，也不事先出个安民告示，有些坟挖出来了没人管，尸骨乱丢，不讲人道。我娘的坟就被人给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他站起来，大声地说：“共产党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家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谈话进行到最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给你两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贺凤生点点头，说：“我一定随时向您真实地反映基层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贺凤生在家里跟他一起吃晚饭。菜端上来了，贺凤生一看，是普通的四莱一汤，最好的菜是一份炒鸡块。厨师告诉他，这还是主席特意吩咐为他加的呢。
吃过晚饭，在北京化工实验厂工作的文炳璋来了，他是毛泽东的表侄，是毛泽东通知他来接贺凤生的。
临走前，毛泽东送了贺凤生一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子，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以外还有25斤粮票和50元人民币。
最后，毛泽东拉着贺凤生的手说：“我送你出新华门。”
咔嚓—闪光灯亮了，眼明手快的摄影师抢拍下了这难忘的镜头，一个党中央主席和一位普普通通农民在一起的珍贵历史镜头。
1966年，贺凤生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年10月7日，他再次去北京，毛泽东又接见了他。贺凤生气鼓鼓的，头一句话就问：“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毛泽东惊奇地问。
“下面又在骂娘呢。过去是土豪劣绅戴高帽子，如今我这个叫花子出身的贫雇农也被搞了顶高帽子戴到脑壳上了。”
贺凤生一口气说完，端起茶杯，一仰脖喝了个精光。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毛泽东笑了，说道。
“如今硬是乱哒套，县委书记看芦苇，吊儿郎当的当司令，你晓得不？”贺凤生心情激动，不能自抑，恨不得把乡下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毛泽东……
当听到农村到处都在背语录、做宝书台、买石膏像以及大批基层干部被打倒，大量文物占迹被破坏，整个农业生产陷入停顿状态时，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他缓缓地对贺凤生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是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党犯了错误也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就给人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
毛泽东说着，叹了口气，感慨地说：“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没有人敢向我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1960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你要好好学习，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我的确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贺凤生问毛泽东，“我回去以后还干什么呢？”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毛泽东风趣地说，“我看你还要当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