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喜剧性调剂
泽尔达的故事要从席拉·卡琳蒂卡尔开始讲起。
当时，我们居住在印度新德里佐巴格大街108号一处宁静的居民区里。席拉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她身为我们的厨师、女管家、翻译，是我们与周围街坊沟通的使者。不久之后，她将成为我美丽的妻子伊达肚子里宝宝的保姆。席拉出身贫寒，生来就是当女仆的命，她几乎不识字，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却朝气蓬勃，彰显着女性的睿智。
席拉身材矮小而丰满，露腰的纱丽将一圈多余的赘肉显现无遗。从她爽朗的笑声，那咧开嘴露出大牙缝时的轻松一笑，你就会知道她的内心与众不同。事实上，席拉是一名笃信宗教的女性，每当她为自己的儿子托尼担心时，或为有朝一日我们离开印度后她自己的未来而发愁时，我总会抱住她，告诉她：“别担心，席拉。神灵会庇护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席拉和伊达情投意合。伊达金发碧眼，来自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她有着律师的头脑和强烈的独立精神。而且，和席拉一样，她对各种生物都充满了怜爱之情，无论是街头的流浪狗，还是香蕉蛞蝓。这个女人的魅力叫人难以抗拒。刚到印度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坚定的单身主义者，可就在我到达新德里的第二天晚上，我邂逅了伊达，不到一会儿工夫我们俩就恋爱结婚了，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组建家庭。不管这叫命运，天意，还是缘分，犹如印度众神在协力撮合我们这两个孤寂生活、浑噩度日的美国人，满心欢喜地决意将我们推向彼此，就为了看看我们两个人之间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而就在我们俩的新生活无限甜蜜之时，众神又派泽尔达下凡来咬我的屁股。
我说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每天早上天刚一亮，印度的鸟儿放开嗓子唱响了迷人的交响曲，此时这只骨瘦如柴的小流浪狗就会出现在我们家后门的门口，乞求我们给点食物，恳求我们热情友好地挠挠她神气的耳朵。只消瞅一瞅那双疲惫的眼睛，就知道她肯定整晚都在街上，四处流浪，躲避麻烦，寻找一切能入口的食物。她是一只个头很小的狗，重约三十磅，瘦骨嶙峋，披着一身黑色毛发，因营养不良而身上出现了几处褐斑。她是一只很不起眼的流浪狗，印度人常管这类狗叫“无主野狗”，但从她的体形和颜色看很像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小犬，不过她的腿和脚掌要小一些，嘴部更加好看。她的胸口上有一非同寻常的奇特之处：一小撮纯白色的皮毛，这是她或许素未谋面的父母所留下的遗传礼物。这只狗还有另外一处独特的地方：无论多么疲惫，多么饥饿，她每次出现在我们家门前时总会面带笑容，兴奋雀跃地摇着尾巴。你当即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只狗有自己的尊严；要是她非得乞讨求食，她就会堂堂正正地拿出范儿来。
席拉无法将她拒之门外，伊达同样无法对她说不。每天早上，她们两人温柔的心总会动容，于是她们会邀请泽尔达进入厨房，为我们邋遢的小客人送上几块碎肉或由席拉新鲜现做、美味扁平的印度薄饼。好几天早上，伊达和席拉都会给狗狗送上一碗豆浆或是一些吃剩的米饭和辣豆子菜，我们很喜欢吃的一种小扁豆。无论准备了什么样的食物，这只饥饿的畜牲都会一咽而下，还会哀求我们最后再挠挠她那低垂的耳朵，随后她便返回街头去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蜷缩入睡。
从一开始，这只狗就让我忧虑不安。
她惹人喜爱，这一点毫无疑问，可尽管我们没看出她有什么穷凶极恶之处，她的牙齿还是非常锋利的，有那么一两次当我在逗她玩的时候，她就把我的手给咬伤了，还出血了。我身怀六甲的妻子可千万不能遇上我这种状况；谁知道这只四处流浪的杂种狗身上会携带何种致命疾病呢？更糟的是，我看出这只狗有着十分坚强的意志，而且难以捉摸，放荡不羁。她喜欢嬉戏打闹，有时她会兴奋不已，失去控制——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让她呆在刚出世的宝宝周围了。我警告过席拉和伊达在喂她的时候要小心，别跟她太近乎，可这小狗就是爱露脸，早晚总会出现，我知道她们两人肯定私底下偷偷给她喂了点食物和牛奶。“快点，席拉。”我会佯装出凶巴巴的声调说道。“遵命，先生。”她则会用印度的敬称羞怯地回应着，“不能再让小狗进门。宝宝要出生了……”
不过，我还有更加急迫的事情需要操心：我当时任职于美国联合通讯社，协助报道世界上最大的重磅新闻之一。英迪拉·甘地此时正担任印度总理一职，尽管印度仍然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她管理下的国家却似乎是她自己的私人领地和家族王朝，丝毫容不得半点挑战。不过，挑战还是出现了。当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裁定她涉及选举舞弊的多项罪名成立时，甘地夫人采取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囚禁她的政治对手、暂时取消公民自由，以及对活力充沛而又牢骚满腹的印度媒体实行严格审查等应对手段。在令自己的大部分对手失去了话语权之后，她又下令让印度议会废除她被判违反的选举法。真是易如反掌。
几乎可以这么说。
为了替她所实行的“全国紧急状态”以及她对民主自由的扼杀寻求正当理由，甘地夫人向全世界宣告，印度遭到了残酷无情的国内外敌人围困。她还让手下的部长将二十四名外国记者驱逐出境，指控他们实为间谍，与国为敌，蓄意颠覆印度，图谋摧毁印度的前途。当然啦，这是无稽之谈，但是被驱逐的记者当中有一位是美联社的艾德·科迪。美联社选中我来接替艾德的职位。于是乎，我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的第一项任务就此开始了，于是乎，我在二十八岁时，开始亲身经历伴随着暴政、独裁而来的种种伪装与欺骗。
这份工作苛刻而紧张。甘地夫人和印度的独裁之路成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头版新闻，而留在印度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却只剩我们寥寥数人。这意味着我们的新闻报道承载着外国资本的重压，接受世界舆论的衡量。因此，印度政府及其审查大军对我们写下的每则通讯和每个字词都要精管细查，寻找着违背他们审查标准的各种行为——寻找着可以将我们逐出这个国家的任何借口。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每天的来来往往都要受到印度安全部队的严密监视，甘地夫人本人则不断施压，在各类演讲中猛烈抨击美国中央情报局、“邪恶的”西方媒体，以及其他种种据她声称蓄意扰乱印度、妄图让她倒台的黑暗势力。在外国记者团内部，我们对她无休止的抨击熟视无睹，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我们是经常抛头露面的驱逐目标——甚至更糟。
我从理想的高处追随着这起戏剧性事件。当时的美联社分社长麦伦·贝尔凯德是一位资深的印度通，也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驻外记者之一。麦伦负责我们政治报道中最大的一杯羹，如此一来，我便可以自由地四处打探，撰写印度与饥饿、疟疾、天花、文盲及长期经济停滞抗争的故事。我还写到印度试图采用一项富有争议的强制绝育计划来抑制其急速的人口增长。麦伦和我所写的全都是爆炸性新闻，我们的报道刊登在世界各地的主流报纸上。因此，麦伦和我经常遭到审查和压制。
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危机四伏的战区，外国记者常因派对、狂欢、酗酒而声名狼藉；我们这帮人却毫不张扬。路透社的员工在他们的办公室后面建起了一个羽毛球场；他们热衷打循环赛来放松身心。我们经常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纽约时报》的比尔·博德斯与他的妻子芭芭拉则喜欢邀请朋友到他们家畅饮鸡尾酒，联络感情，品尝美味的印度餐。而对于麦伦和他可爱的印度妻子蕾切尔来说，镇上的狂欢之夜无外乎是在美国大使馆享用烧烤牛排外加半瓶桃红葡萄酒，这就足以让他们俩快活得有几分醉意了。我到达的时候维克·凡兹已经在那里了，这位合众国际社的兄弟更是老派作风：他举办了多场鼎鼎有名的酗酒派对，摆出数箱他最钟爱的白鹈鹕啤酒供人畅饮，这种印度啤酒让我手臂上的汗毛赫然竖立，行礼致敬。当约翰·尼达姆取代维克为合众国际社效力时，这位外国记者团里的睿智男高音随即飞黄腾达，而白鹈鹕啤酒的全国销量则直线暴跌。我们想追求平和宁静的时候，伊达和我就会邀请约翰和他的妻子克丽丝过来，玩上几场激烈的拼字对决或桥牌游戏，再吃上一顿由席拉拿手的咖喱、秋葵或香蕉面包搭配而成的晚餐。对于我来说，所有这些活动都能让我悠然自得，不过，在我需要喜剧性调剂的时候，猜猜我从哪里得偿所愿：
没错啦，就是那只在我们家门前乞讨的疯狂流浪狗。
天知道她到底白天在哪里游荡，可是夜幕降临时，这只小狗就会回到我们的厨房门口，朝席拉眨巴着眼睛，犹如拉大提琴般将她玩弄于股掌之间。我在席拉和伊达面前说的各种犀言厉语全都付诸东流；她们俩对这只楚楚可怜的小狗就是没有抵抗力。现在你可以瞧瞧我的困境：伊达无法抗拒这只狗——而我又无法抗拒伊达，她那蓝色的双眸和勇于冒险的精神叫我难以抵御。于是，我开始在这只狗的身上寻找积极的一面，看看这只浑身污秽、四处觅食的野畜牲能有什么可取的细微优点。
一天傍晚，在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决定要来做个试验。我热爱棒球，在我成长过程中，每当我找不到玩伴时，我就会召唤家里的狗来玩刺激的捡东西游戏。对于我们这位街头少女，这招能管用吗？我决定要探个究竟。这天晚上，在席拉用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喂饱她的小淘气鬼之后，我一把抓起了三个使用过的网球，将小狗引到屋外环绕着我们家的小公园里。这时是黄昏时分，这一天的酷热开始慢慢消散，公园里远处的角落有两头大水牛正嚼着青草用尾巴拍打苍蝇。到了早上它们会拉着一辆重型金属割草机在公园里四处忙活，不过此时此刻它们安静而温柔，给小狗和我留出了不少玩耍的空间——要是她愿意玩耍的话。
要开始试验了，我拿出一个网球，在她的鼻子底下晃动，仿佛这是某件诱人的礼物。狗狗好奇地盯着网球，一副似乎从没见过球的样子，更何况是玩球。我站起身来，把球往远处一扔，希望她会去捡球。可是，这狗只是望着我，似乎把我当傻子了。于是，我又拿出一个球来，双膝跪地，向她抛球。这球啪的一声砸中了她的鼻子。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下一次尝试中，我将球滚到了她伸出的两条腿之间。这时她先用一只脚掌抓住球，接着换成另一只脚掌，很快她就会用两只脚掌轮流抛球，就像小孩子玩足球一样。随后我迅速将球抢过来，转动手掌，假装准备扔球。狗狗直盯着远处，巴不得要去追赶。当她一转身，看到球依然还在我手中的时候，她懂了；她明白我是在逗她。好戏就此开始了。
很快她追到了球，然后跑回来耍我：她不愿意把球还给我。我早就有所准备了。我的袋子里有一张印度薄饼，我只需给她一小块，她就会立即丢下球抓起美食来。这时我就会把球夺走，再从头开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俩都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俩玩了一个多小时，傻乎乎的我寻思着我不知怎的驯服了这个野家伙，想象着我向她传授了犬只训练的基础知识。当然啦，事实上，是她在训练我——在这个过程中引诱我。这天晚上我们在公园里一直呆到天色太暗再也看不清东西，我已经玩够了，于是我收拾好网球，招手叫她过来享受最后一口美味。门儿都没有。她正享受着这一切锻炼和关注，没心思就此停下。“来吧，我们该走了。”我召唤着她，可她却坐在草地上，不肯移动。“好吧，”我终于说了一句，“最后一次扔球……”
话音刚落，我使劲把球往远处投了出去，狗狗纵身一跳，追着球奔跑过去。她捡到球后冲了回来。我拿出最后一块美食给她，可她并不感兴趣；她还想继续玩。就在我拒绝她的时候，她丢下球开始绕着我打转，狂吠不止，咬着我的脚踝不肯松口。她一圈又一圈地绕着我飞奔，捉弄我，煽动我继续陪她玩。有那么一两次我猛地俯下身来想抓住她，但她实在是太敏捷了。突然间，她一跃跳起，咬到了我的屁股。
“哎呀！”即使是隔着牛仔裤，还是很痛，可这个小家伙只是一屁股坐了下来，咧嘴而笑，现出一副喜不自禁的模样。
“看来，”我说着，朝她晃动手指，“你是一个野性未泯、疯疯癫癫的女孩子！还透着一股淘气的幽默感！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给你取名叫泽尔达！”
到了这一步，我的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绝对没有收养这只疯狂流浪狗的打算。陪她玩球？当然可以。把她带回家收养？门儿都没有。绝对不可能。别误解我的意思：我爱狗狗。我在芝加哥城外成长期间，我们的屋子里总会养狗，我很喜欢跟狗狗一块玩，教给它们一些花样，带它们去徒步旅行，在寒冷的冬夜里让它们睡在我脚边。但是，这个小家伙却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可不能收养她：她过于狂野，过于笨拙，而且很可能过于危险。尽管如此，我阵阵发痛的屁股命令我必须采取下一步的措施：我必须找个兽医来给这只小畜牲注射狂犬病疫苗。如果她老是在我们家门口闲荡，我们就得格外小心，尤其是现在伊达怀孕、宝宝快要降生的时候。伊达和席拉马上就同意了：安全点总比日后后悔要好。可是，我们根本没料到，这么简单的一次注射狂犬病疫苗很快会带来什么……
Chapter 2：座上宾
我在印度时最喜欢的出租车司机当属旁遮普·辛格。
旁遮普是一位精神矍铄、彬彬有礼的锡克教徒，留着一把花白的胡子，裹着条褪色的红头巾，嘴巴里大概只剩下两颗牙齿。不过，别看旁遮普的牙齿快掉光了，他可是久经世故，睿智老练。他既是一位圣人，也是一位哲学家，我很喜欢在出去报道新闻时带上他同行，既可以担任翻译，又能以他自己的独特观点来帮助我了解情况。比方说，季风季节来临时，亚穆纳河洪水泛滥，旁遮普陪我去察看损毁情况，协助采访受灾家庭。我和成立组织以政治抵抗甘地夫人的一对印度老夫妇进行秘密会面时，靠的是旁遮普开车送我到他们所在地的附近，让我在安全的距离内下车。我从未将他们的确切地址给过他，这并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而是因为我想保护他免受审查，或不必为了我而对政府当局撒谎。
这天早上伊达和我为泽尔达套上新项圈和狗链，帮她做好在文明社会里首次亮相的准备时，我自然而然地打电话到佐巴格出租车站找旁遮普·辛格。幸运的是，旁遮普并没有出车，几分钟后他在我们家前门停了车，他那辆黑色车身、黄色车顶的出租车看上去就跟他差不多老，饱经风霜。“早上好，先生，”他说，“我们今天上午要去哪里呢？”
我带着泽尔达走到他的出租车前，这时旁遮普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似乎是认为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们，先生，要去印度总统的马厩！”
旁遮普歪着头沉默不语表示同意，为我和这只小畜牲打开了车门。我在后座上铺了一条特意准备好的旧毛巾，接着将泽尔达哄骗过来，自己坐在她身旁。然后我们就出发了。旁遮普，我敢肯定，见到这只粗野的流浪狗坐在他出租车的后座上很是沮丧，可他仍不失风度，只聊起了炎热的天气。“这天太热了。”我说道。
“跟炼狱差不多，先生。即使是晚上也一样。非常、非常难以入睡。”
我们为什么要前往总统的马厩呢？是这样的，前一天上午，我到《纽约时报》的新德里办公室去见我的好友比尔·博德斯。比尔比我早几周到达印度，他还带了一支阵容丰富的随行队伍：他的妻子芭芭拉、他们的五岁儿子威利，以及一只很有意思、眼睛下垂的巴吉度猎犬，名叫拉捷特。《纽约时报》的办公室离我们美联社分社只有一小段路的步行距离，可等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已经是汗流浃背了。我瘫倒在比尔的桌子前，《纽约时报》的办公室经理安东尼递给我一罐可乐。“说真的，保罗，”比尔说，“这种天阴凉的地方都有116华氏度了，你实在是不应该出来慢跑。”
比尔同样来自于美国中西部，在圣路易斯出生和成长，他天生聪明有礼，他在非洲和加拿大担任过的职务丝毫没有不检点之处。“呃，”比尔说，“我觉得你到这里来一定有要紧的事儿。否则你打个电话就行了……”
“你说对了，先生，”我说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先别管英迪拉·甘地。也别管她那可恶的‘全国紧急状态’。我来是想向你了解你家乖狗狗拉捷特的事。他看起来状态极佳。你让兽医做了些什么？”
比尔哈哈大笑。“哦，这个我可真不能说出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告诉你。”
“拜托啦，威廉。不行的话我请你吃午餐。”
“好吧，不过你可别告诉任何人。拉捷特看的绝对是整个亚洲次大陆最高级最昂贵的兽医。他们负责照料印度总统的马匹。你知道的，那些给总统马车拉车的俊美纯种马……”
“哎呦，总统的兽医啊。真是了不起。”
比尔现在很是好奇。“不过，告诉我，保罗，你到底为什么会需要兽医呢？伊达没有养小狗呀，对吧？”
“呃，现在轮到我不好意思说了……”
这个时候，我向比尔讲起了泽尔达这只疯狂流浪狗的故事，他听得兴致盎然。我想，他尤其喜欢想象我带着一只脏兮兮的小杂种狗出现在总统马厩里的情形。“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你的解决方案是找卡布医生。他的报酬很高，不过这个人非常出色。但是，要找他有点困难。我得动用点关系才行……”
在印度，从重大事件到平常琐事，都必须“动用点关系”。我刚到印度时需要在家里装个电话，美联社分社长麦伦不得不向邮政电话电报署的署长写了一封正式信函，解释了我的需求，并正式请求打破平常延时安装电话的惯例。随后，我必须亲自去邮政电话电报署向署长本人证明我的诚意。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和其他二十位恳求者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渴望着能够有幸获得拥有电话的特权。除了我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带来了一份特殊礼物准备送给署长：一束里头塞了一个信封的花环、一本外面扎了个热情的蝴蝶结里面夹了个信封的书，或一盒巧克力——同样在里面细心地放进了一个信封。毫无疑问，这些信封里全都装着巨额的卢比，署长美滋滋地视其为“赠礼”，不过其他所有人都管这叫贿赂——官僚制度下确保事情顺利进行的一丁点润滑油。在腐败如此盛行的环境中，我很纳闷怎样做才能获得机会与印度总统的兽医见面。
出乎我意料的是，比尔只打了一通电话就为我清除了障碍：卡布医生的办公室帮我预约了第二天上午的会面。因此，我现在就坐在旁遮普·辛格的出租车后座上，朝着总统马厩进发——这次旅程让我感觉局促不安。为了泽尔达在印度社交界的首次亮相，伊达和我为她系上了一个闪闪发亮、红绿格子相间的新项圈——我们匆忙之间，只找到了这唯一的一条项圈——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看上去实在荒唐可笑，无异于将一顶珠宝头饰戴在了一只青蛙的头上。要是这只畜牲完全不守规矩呢？到时可如何是好？
不过，此时的泽尔达正循规蹈矩地坐在我身旁。她之前曾经搭过汽车吗？她是否不知何故感觉到了这是一次重要的出行？我只能胡乱地揣测。
到了城郊，旁遮普拐进了一条两旁高树林立的乡间小路，路的两侧是大片绿油油的原野，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旁遮普吹了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口哨。在我们的右边，几十匹马正在一整支驯马师的监视下进行晨练。这些马儿本身就很雄壮，颈脖修长而气派，鬃毛梳理成精美辫子，头部尽显高贵却又略带傲慢之气，与它们的社会等级和总统地位相符相称。大老远我们就看到了马厩，白色的外墙擦洗一新，屋顶竖着一个金色风向标，擦拭得发光锃亮。“为马匹花了那么多钱，”旁遮普发出一声叹息，“花在人身上的钱却少得可怜……”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人了。
马厩的入口处有一间警卫室和一道门。一个锡克教士兵挥旗示意我们停车，并向旁遮普询问我们此次来访的性质。接着，他疑虑地瞧了瞧后座上的东西。最后，他挥手给我们放行。在马厩区的一个角落里，一排系着链子的狗正在奔跑，旁边就是卡布医生的大本营了。旁遮普谨慎地将车停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随后我整了整泽尔达的项圈，抚平她的皮毛，仿佛最后再修饰一下能让这只卑微的杂种狗变得没那么令人难堪。此时泽尔达跳下出租车，立即就在一簇精心修剪的灌木丛边解起手来。好吧，我心想，这回可有趣了。
诊所内部干净整洁，闻起来有股漂白剂的味道。里面没有候诊区；房间挺大，我一进门，卡布医生本人就从房间那头向我招手。接着他擦了擦手，匆忙赶过来。他为人友善，身着清爽的卡其色短裤和衬衫，紧接着他以有力的握手向我表示问候。他的举止很有英式风范，许多上流社会的印度人都有这种特点。一表人才。此时他低下头，看到了泽尔达。“这个？”他说，“这个吗？”
“是的，这个……”
“我非常抱歉，”他说，“她咬到某个人了，对吧？”
“不，不。我只是带她来注射狂犬病疫苗的。防患于未然。”
卡布医生跪在泽尔达旁边，掀起她的嘴唇来查看她的牙龈和牙齿，然后用手从她的颈部一直按到了腰腿部。他站起身来。“查特考先生，这是一只普通的无主野狗，一只游荡在街头捡食垃圾的野畜牲。”
“是的，这个我知道。”
“我亲爱的伙伴，”卡布医生以亲如兄弟的口吻说道，“我们可以给你找一只像样的狗。查理士王小猎犬，德国短毛指示犬，或者是优良的罗威纳犬。一只举止得体、血统纯正的狗。”
“呃，”我说，“这只狗着实有一种奇妙的幽默感……”
“查特考先生，我必须告诉你，像这样的狗可能会非常危险，而且可能会对你做出许多让你觉得一点儿都不好玩的事情来。”
现在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想向他解释说我的妻子怀孕了，我实在不想收养这只狗，我只是送她来注射狂犬病疫苗的，可我担心他会觉得受到侮辱。毕竟，卡布医生负责的是世界上一些最珍贵的动物，而我却带了一个街头贱民来见他。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现在我明白了，这严重浪费了这位好人的时间。
这时情况出现了。
就在我支吾着寻找合适的话语时，泽尔达用后腿直立着站起来，用鼻子亲切地蹭着卡布医生的手。他的第一反应是往后退开，但泽尔达还是后腿直立，轻触着他的手，直到卡布医生弯下腰挠了挠她的双耳，恰恰是她最喜欢的方式。然后她往上一扑，想要亲吻他的脸颊，即使他试图将她抱开。“好吧，”他说，“我们把她放到桌子上仔细瞧瞧。”
卡布医生将泽尔达抱到他的检查桌上，开始全身上下检查了一番。“没有肿瘤。没有囊肿。她的幼齿已经全部脱落了。我估计她有十个月大。也许一岁了。你给她起名字了吗？”
“起了，我们管她叫泽尔达。”
卡布医生哈哈大笑。“啊，疯狂的泽尔达·菲茨杰拉德！我们在上学时读过弗·司各特的书。上乘佳作。你是一位记者，我没听错吧？”
“没错，被你说中了。”
“这样的话，我们改天可得就这个话题再好好聊聊，不过你到底想让我对这……这只小野狗做些什么呢？”
“给她打支狂犬病疫苗就好了，拜托啦，打完我们就走。”
“我非常抱歉，查特考先生，可是我不可能给这只狗注射狂犬病疫苗。”
“真的吗？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打针会要了她的命的。她的身体太虚弱，承受不了。”
“这样啊，我看她挺强壮的呀……”
“好吧，”卡布医生说，“我尽量解释给你听。是的，她看上去很强壮，但是——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你见过这只狗排便吗？”
“呃，见过。”
“情况不太理想，对吧？”
“嗯，没错。绝对不理想。”
“你瞧，查特考先生，这种状况的狗身上总会有各种蠕虫和寄生虫，种类可多了。再看看她的皮毛。令人恶心。我敢向你保证，她的皮毛和皮肤上长满了许许多多你碰都不想碰的东西。你没让她进屋子里吧？”
“呃，没，当然没有。”我撒谎了。
“很好！请告诉我说你们家没有小宝宝。”
“哦，没有。没有小宝宝。”我回答。我不敢告诉他我们的宝宝快要诞生了。
“嗯，”卡布医生说，“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朝站在卡布医生桌子上的泽尔达伸出手来，挠了挠她的耳朵。啊，小孩子，我心里一想。就这么定了……
“查特考先生，”他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男人，想拯救这样一只可怜的流浪狗。但是，我必须郑重劝告你让她离开。更好的办法是，把她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会以十分仁慈的方式处理掉她。”
处理掉她？真是讨人欢心的一种说法……
“查特考先生，我很抱歉。对于你的小朋友，我恐怕只能帮到这个份上了。”这时他见到我用手抚摸着她的脸。“除非……”
“除非？”
“这样吧，如果你真心希望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尝试除去她身上的虫子。这需要几次治疗，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另外，我们可以试着给她注射可的松，来增强她的体力，改善她的免疫系统。”
“这能奏效吗？”
“这我可不能打包票。”
“那她的皮毛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嘛，我们可以连续一周或两周时间每天对她进行药浴，来清洗她的皮毛，消灭皮毛底下的寄生虫。但是，这要花很长时间，而且这个提议价格不菲。如果她还是游荡回大街上，一切就将前功尽弃了。前景恐怕不容乐观。”
好吧，让这见鬼去吧，我寻思着；我已经尽全力了。倒不是金钱的代价太高，而是时间和精力。我一天的工作时间已经是十或十二个小时了，而且往往不止于此，伊达也是成天忙于处理埃斯普利特公司（Esprit）在本地的一些制造问题，就是那家位于旧金山的时装公司。最重要的是，印度目前是国际重大新闻的焦点，麦伦和美联社值得我献出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治愈这只小狗需要花上一连好几周的时间，会严重分散我的注意力；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谢谢你，卡布医生，”我说，“这事没法成功的……”
“查特考先生，我得说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这件事现在就由我们来接手吧。”
“或许明天吧。我能为占用你的时间支付点什么吗？”
“当然不用，先生。这是我的职责和我的荣幸。”
卡布医生将泽尔达从桌上抱了起来，放到地上；我祈求她不会就地蹲下小解。或做出更糟糕的举动来。我透过门看到旁遮普·辛格就在外面等着。这时泽尔达抬起头望着我，仿佛是在说：“就这样吗？你就这么放弃我啦？你要把我放回街道上吗？”
“闭嘴吧，你，”我心里默默念道，带着她出了门。还是在那簇精心修剪的灌木丛边，泽尔达再次蹲了下来，似乎是在向我展示她可以是多么的彬彬有礼。正当我将她一把抱起，准备将她扔回旁遮普的出租车里时，我的胸口一阵剧痛。“不，保罗，”我告诫自己，“别这么做。拜托了。想想伊达。想想即将降生的宝宝。要记住，安全点总比日后后悔要好，不是吗？”泽尔达随即爬上了我的大腿，这时我残存的理智瞬间荡然无存。我用双臂抱起狗狗，将她举到我的面前：“如果你让我为此而后悔，我发誓我会拧断你这该死的小脖子！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你这只小家伙？”泽尔达此时用鼻子蹭着我的脸颊，样子乖巧无比。
就这样，我大步流星地带着她回到卡布医生的办公室里。他见到我们时只有些许惊讶之情。“唉，”我说，“我这辈子干过的蠢事可多了，可是再蠢也没蠢到这种地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马上，我的朋友。你把她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会给她洗个特殊的澡，注射一支可的松，接着我们会给她做血检和尿检，整夜观察她的状况。到了明天上午我们就会知道情况如何了。”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谢谢你，卡布医生。请好好为她治疗……”
“一定的，查特考先生。现在她将成为我们的座上宾。”
我只是微笑以对。泽尔达在一眨眼之间就从贱民摇身一变成了座上宾。她显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
旁遮普·辛格从外面看着眼前展现的整幅景象，等我走回到他的出租车跟前时，他为我打开后座车门，眼睛里闪烁着困惑的光芒。“回家吗，先生？还是去办公室？”
“啊，我不知道。去办公室吧，我想。”
我们俩坐在车里许久默不作声。后来，旁遮普发出了一声惆怅的叹息。“生活啊，先生，真是神秘莫测。我们只能随心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