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之好”不过是联姻背后的政治博弈
自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通过联姻缔成所谓“秦晋之好”后，此词便被后世用来，来形容两户人家几代结亲，亲上加亲。看上去“秦晋之好”倍显亲密，其实不过是政治婚姻的幌子。政治婚姻是建立在“互为所用”的基础上，所以其中很难排除阴谋的成分。而“秦晋之好”这一典故的来源，更是充满了龌龊的算计。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间的相互嫁娶已成惯例。秦穆公刚刚登基为王，有睥睨天下的野心。当时晋国占据中原宝地，乃大国之一，所以穆公向献公求亲，娶了献公与齐姜的女儿伯姬。
晋献公老来昏庸，被美色所困，为了讨好自己的年轻妃子，为立最小的儿子卓子为王，竟然杀了太子申生。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见状心寒，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所以均逃往别国避难。而夷吾直接投奔了姐姐伯姬，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庇护。
晋献公死后，夷吾联合里克、邳郑等臣子将九岁新君卓子摔死在宫中，派人通知重耳回国，但重耳忌讳夷吾的狠毒手段，拒绝了回国的邀请。不过，夷吾想要回国称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只好请求秦穆公出兵助自己返国继位，事成之后送穆公秦河西五个城池。穆公为了得到地盘，便命大将公孙枝率三百兵车，送夷吾回晋国成为晋惠公。
哪知道晋惠公不守信用，当上君王便毁了之前许诺秦穆公的五城，秦穆公恼羞成怒，决定与晋国断绝往来。不久，晋国突然遭逢旱灾，颗粒无收，难民四起，晋惠公没办法，只好再次找秦穆公这个姐夫帮忙。秦穆公考虑到晋国对自己还有用处，便借粮给了晋国。不料第二年秦国大旱，晋惠公不但不帮忙，竟反过来讽刺秦国。
秦穆公不忍受气，遂令闻名遐迩的宰相百里奚攻打晋国，将督战的晋惠公俘虏过来。伯姬见自己的弟弟被俘虏，生怕秦穆公杀了他，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终于令秦穆公改变初衷，迫晋惠公割地求饶。晋惠公无奈之下只好将土地奉上，还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做人质，这才使两国的关系修好。
公子圉在秦穆公眼里，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利用的夷吾，于是穆公便将自己的女儿怀赢嫁给了公子圉，让外甥成了自己的女婿。几年之后，晋惠公病了，公子圉怕父亲将国君的位置传给别人，扔下怀赢逃回晋国，果然坐上了皇位。没想到公子圉也是忘恩负义之人，竟然定下国策，与秦国老死不相往来，妻子也不要了。秦穆公一看这个女婿是个不义之徒，决定要帮重耳重夺晋国国君的皇位，遂把怀赢再次嫁给了重耳。论关系，重耳本是秦穆公的大舅子，但如今又成了秦穆公的女婿；怀赢一女嫁二夫，从前夫的妻子变成了前夫的叔母。
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赶走了公子圉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但令谁也料不到，秦穆公扶持三代晋国国君，都遭到了背叛。晋文公拒绝与秦国往来之后，发愤图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秦穆公直到晋文公死后才借机打败中原霸主的晋国，终修得正果，称霸一方。
一段称霸的历程，充满了可笑的婚姻关系。两国统治集团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互相联合，互相利用，彼此通婚，结成关系密切。而实质上亲家之间钩心斗角，争夺霸权，兵戎相见。似乎“秦晋之好”这段“佳话”更适合用“秦晋之争”来代替。
·秦“十二金人”隐藏的政治意图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中原江山大一统的皇帝。他为中华民族开创了走向统一的局面，为后世所传颂。然而其焚书坑儒的暴戾之举，又着实令人心寒，而收天下之兵以铸金人十二，更给世人留下了不解之谜。
虽谓之“金人”，实际并非纯金所铸。当时的兵器主要由铜铸成，古人也把青铜称为金，由此，其实是十二铜人。金人体型高大，饰以精致的花纹，铸造工艺相当高超。
关于秦始皇铸造这十二尊金人的缘由，民间主要流传着以下两种说法。
一说秦始皇在群臣的陪同下观看杂耍，正高兴之时，忽见一队杀气腾腾、手执刀剑干戈的武士上场表演。此事触动了秦始皇的心病，他为此日思夜想，寝食难安。恰逢临洮一农民有消息来报，说见到了十二个巨人，并讲述了当地盛传的童谣：“渠去一，显于金，百邪辟，百瑞生。”这正中秦始皇下怀，使其得以假托征兆，借助天意，下令收铸造十二尊金人。
一说金人得以现世，源于秦始皇的一场怪梦。一日，秦始皇梦中遇到天象大变、昏暗无光，且鬼神作怪，遂惊恐不已。在此万般无奈之际，有一道人前来指点迷津：“制十二金人，方可稳坐天下。”秦始皇惊醒之后，即刻下令铸造十二金人。
秦始皇借助以上冠冕堂皇的托词，名正言顺地实现了他收缴天下之兵的企图，想来这也合情合理。作为一代帝王，不得不为如何巩固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王朝霸业苦心筹谋。为防止各地潜在的敌对势力借助武力谋反，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收缴和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兵器。
假传天意也好，借助梦兆也罢，都只不过是使之合法化的策略而已罢了，其真正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韩非之死不过是政治角力的结果
一直以来，韩非之死都是众说纷纭，但其中最著名的则是史籍上的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韩非是因为同门师兄李斯出于妒忌将其杀害；一种则认为，韩非之所以不得善终，是因为他向秦王进了姚贾的谗言，结果害人不成，反而赔了自己的性命。
韩非与李斯是同门，两人一个善于撰述理论，是理论家，一个善于政治谋划，是政治家，都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这两个法家人物的老师却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
韩、李两人同在荀子门下求教，朝夕相对，对彼此的身世、才能和缺点都非常了解。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早年只做了一名小吏，他发现，厕所里的老鼠瘦骨伶仃，见人就跑；而仓库里的老鼠却脑满肠肥，人来了也大摇大摆，丝毫不“怯场”，于是发出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奋发之心溢于言表。
韩非本身就是韩国宗室，自幼养尊处优，聪颖而饱读诗书，唯一可惜的就是天生的口吃，说起话来磕磕绊绊，所以即使在道理上清楚明白，可总是让人感觉底气不足，没有说服力。好在，韩非嘴上不行，笔下却生花放彩，他想象无穷，尤其善于以寓言的形式讲述复杂深奥的道理，且文风雄健，汪洋肆恣，读来鼓荡人心。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能在文章上与他一较高下之外，其他人根本不是对手。李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对这位同门师弟既佩服，又有些恐惧。这就叫做“既生瑜，何生亮？”
韩国经年积弱，到了战国末年，已经成了七雄里的末流国家。学成之后，满怀一腔报国志的韩非回到了故乡韩国，他看着祖国江河日下的情势，心急如焚，于是多次上书向韩王，希望他能采纳自己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让韩国强大起来，重新荣耀祖先的威名。不过，韩王和他的国家一样，已经到了“虚不受补”的膏肓阶段，把韩非的金玉良言都当成了驴鸣狗吠。韩非无奈之下，将满怀的忧愤都倾注笔端，写下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旷世名篇，共计有十万多字。先秦经典中，《老子》只有几千字，《论语》不过一万多字，所以韩非的著述，在当时可谓是“长篇巨著”。
墙里开花墙外香，这些韩王看不入眼的废话，却给将来统一天下的盖世雄主秦王嬴政看到了，他手不释卷，日系揣摩，看到精彩处忍不住击节赞赏，渐渐地爱屋及乌，对韩非这个人也“思念”起来。他常常对侍从说：“若能与韩非先生一起散步，纵论天下，哪怕叫我立时死去，也心甘情愿。”而那时，李斯早已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来到了秦国，并经由吕不韦的推荐，慢慢地做到了秦国的高官。李斯也备受秦王嬴政的尊敬和倚重。
后来，秦王终于发动大军攻打韩国，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韩王送韩非赴秦，与秦王想见。因一个人而发动一场战争，可以想见韩非子的魅力。
闻名不如见面，韩非果然没让秦王嬴政失望，他与秦王卧膝长谈了几个昼夜，说得秦王时而深思，时而大笑，完全不知疲倦。可是，这却遭到了师兄李斯的嫉妒，他担心，若让韩非这么“表现”下去，恐怕将来秦国再无自己的立锥之地。于是向秦王进谗，说韩非此有经天纬地之才，胸藏百万雄兵，可是他一心向着自己的韩国，断断不会为我所用。这样的人，留在世上，岂非是给我大秦将来统一天下留下一个天大的麻烦？
“一言点醒梦中人”。考虑到已经把韩非子“榨取”得差不多了，豺狼之性的秦王翻脸便将韩非下狱，最终又给李斯逼死狱中。
另一个说法是，韩非与姚贾交恶，于是向秦王说他的坏话。可是姚贾的舌头比韩非利索得多，一番剖心挖肺，终于让秦王感动，相信他的无辜。而韩非反因构陷不成而为秦王所弃，最终身败名裂。
此外，民间也有说韩非本是韩人，却为秦效力，甚至还为秦国灭掉韩国出谋划策，是 “韩奸”，所以他的横死乃是遭了果报。这种说法实在是有些迂了，因为战国时候，各国人才自由流动，根本不会囿于一姓一地。君王与策士之间的关系是“契约伙伴”，大家忠诚的对象应该是契约，哪有忠于国家之说呢？
关于韩非之死，恐怕根本原因还是在他自己的身上，胸藏百万雄兵，涂有高等的智慧，却无高等的情商，在战国这种乱世当中，确实是难以生存下来的。
·匈奴扣押苏武的真正目的
西汉时，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加上汉武帝本身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得匈奴与汉庭的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当时，两国在外交上虽然也有使节互通谈判，但是由于双方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经常会出现谈判失败的现象，而本国的使节也会因此被对方扣押，当成人质。历史上著名的苏武，就是因此被扣押匈奴十九年不得放还的。
苏武，字子卿，生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因为苏武的父亲曾出任汉庭官员，所以他自己也凭借父亲的关系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本已完成外交任务的苏武一行人，偏赶上匈奴上层内部发生暴乱，苏武等汉朝使节因身份敏感受到牵连，匈奴单于威逼苏武投降，但是苏武坚贞不屈，最后被匈奴发配北海，只给他一小群公羊崽，还说什么时候他的公羊下崽了，什么时候才放他回汉朝。
苏武在北海生活艰辛，饿了，掘鼠洞找草籽野果充饥；渴了，就抓一把雪吃；冷了，就和羊群依偎取暖。原本出使匈奴时还是一个壮年人的苏武，在被匈奴扣押的这十九年中已经成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了。
苏武被扣押的时候，汉朝也曾出面交涉，要求匈奴归还人质。但是不久之后，汉武帝却出人意料地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在战争中，李广之孙李陵因无援兵支援，以五千步卒抵挡匈奴大军，无奈敌众我寡，最后投降匈奴。汉武帝将李陵家室尽数诛灭，李陵因此彻底归胡，苏武也因此失去被汉军救出匈奴的机会。
在苏武被困于北海的时候，李陵曾奉匈奴单于的命令去劝降苏武，两个人在北海的苦寒之地，饮酒击节而歌，各自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国仇家恨。
后来，汉武帝驾崩的时候，李陵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武，苏武面向着南方痛哭呕血。
汉昭帝登基后，对外采取和谈政策，几年后，匈奴与汉朝议和。汉昭帝命人去匈奴要回汉使苏武，但是当时的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经死亡，不肯将苏武放回汉朝。后来汉使与同随苏武出使匈奴的常惠取得联系，才得知苏武还没有死。于是汉使谎称昭帝在上林苑射雁，发现雁脚附书，说苏武在北海牧羊。匈奴这才不甘不愿地将苏武及其随从一行九人放回汉朝。
其实，从匈奴与汉庭修好之后，苏武就应该被放归，况且在这十九年内匈奴单于也更换好几位了，汉朝也不会追究当时在位单于的责任。那为什么无论是曾下令将苏武困于北海的单于，还是汉昭帝时与汉朝修好的单于都不愿意将汉使送还汉朝呢？
仔细想来，道理很简单。
苏武所在的北海，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当时是匈奴与丁令的边界。苏武被长期流放在此地，对匈奴当地的情况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对丁令的一些情况也基本清楚。对于这样一个全面了解匈奴内部及外围情况的汉人，匈奴单于是非常不愿意将他放回汉朝的，因为一旦苏武回朝，就意味着汉朝会大量掌握匈奴的基本资料，虽然两国现在暂时交好，但未来绝不会一直和平下去，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匈奴将会因泄漏了大量的国内信息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另外，苏武在匈奴十九年，期间他也与匈奴妇女成婚生子，对于匈奴来讲，只要是男丁，都是宝贵的战斗资源。因此，苏武也算是对匈奴的战备发展做出贡献的。
事实果然如匈奴单于所料，苏武归汉以后，与一同回来的常惠共同成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指挥参谋。尤其是常惠制定的针对匈奴的作战计划，使得汉朝趁匈奴内部争斗力量衰弱而联合乌孙攻击匈奴，最终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从而再也无力与汉朝对抗了。
苏武牧羊的故事，一直作为爱国主义英雄事迹的典型代表。然而，很少有人思考在这背后的国家政权利益之争。苏武留胡节不辱，实际上是一个臣子在两国政权军事斗争下的无奈选择。
·实力雄厚的大唐为何向突厥称臣
突厥先世源出于丁零、铁勒。南北朝时铁勒原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后南迁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博格达山），突厥人也在此安家，屡屡进犯中原。隋朝未统一中土时，北方多次遭到突厥的进犯。
隋灭陈完成南北统一后，隋朝与北方的突厥在力量角逐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隋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开始权力打击突厥，恰在此时突厥汗国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骤然的分裂使突厥其丧失了攻占中土的良机，隋文帝抓住时机，利用这层关系而牢牢控制了东西突厥的势力。
但是，自隋二世杨广登基之后，隋国力渐渐衰微，群雄并起，不少起事的力量攀附北方突厥，其中包括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等人，就连在晋阳（太远）起事的李渊、李世民夫子也曾臣服突厥。根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曾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令李氏父子领教了突厥的实力，所以为了保证能在太原立足，李氏父子决定忍辱负重，先依仗突厥，年年朝贡割地，与突厥可汗修好。
随着李氏父子的势力逐渐壮大，俨然有一统北方的趋势，突厥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常以各种借口要求李家增加朝贡。李渊天性保守，在军事上并非激进之人，所以一直隐忍，但到了大唐统一天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而登基之后，依然也对突厥表示臣服，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凭借李唐的军事实力，与突厥分庭抗礼犹有余份，为什么李世民却要低头呢？
这一切要从“渭水之盟”说起。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的颉利、突利二可汗便率兵十余万人直逼长安。在此之前，二可汗就率15万兵马攻占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古部分地区）大肆劫掠，而这一次则是出动20万兵马，距长安城仅四十里的渭水之北驻扎军队，威慑长安城。此事致使长安人心大动，朝野惊慌。太宗李世民甚至与二可汗直接冲突必然要遭受重击，便采用了缓兵之计，以大批量的金帛财物贿赂二可汗，并与突厥结盟，表示臣服。“渭水之盟”签订之后，突厥果然撤兵。其实若是突厥不依不饶，就此南下，中国的历史将会就此改变。但突厥人短浅的目光使他们最后招致万劫不复的境地。
自受到“渭水之盟”的屈辱，李世民一直隐忍不发，没有做任何打击突厥的事情，而是加紧训练兵士，增强军事实力。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分析当前形势，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12年隐忍在此一举，势必要永诀突厥祸患。他派出李靖率领唐军主动攻打突厥，突厥军大败，颉利可汗被活捉。突厥大势已去，只好向唐室表示臣服。此后李世民清扫北方诸国，北方各国均向唐朝俯首称臣。
欲取之，先予之。大唐天子李世民将这一兵法之道运用得神乎其神。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之一，李世民不禁懂得知人善用，同时也凭借其文治武功创造出中土百年安稳的盛世奇景。
·房玄龄揭秘官爵长青的秘诀
几千年来，名臣将相出了不少，但是能够官爵长青几十年，特别是作为开国肱骨而免除“走狗烹”结局，保持永居高位的臣子更是少之又少。大唐开国名相房玄龄却是个中翘楚，其为官的秘诀值得探究。
房玄龄对唐初“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了隋朝将亡、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有房玄龄忧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民情民风、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中，充当了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荐李世民效法周公，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能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的想法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使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秦王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22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肯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他的忙碌让李世民都难以承受，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累。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纵使身居相位，仍谦恭礼让，谨慎维持君臣之道。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王安石变法，为何遭到好友司马光的极力反对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在危机。国家正亟待改革，这时王安石应运而出，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此时的司马光正直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当世的角度，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变法应当减轻农民负担，但是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政策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趁机搜刮地皮，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
王、马二人的争执，就从此处开始。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农民负担，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确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反而更增加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也是有根有据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其运行机制。在经济方面，施行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军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选材方面，施行太学三舍法、贡举法。撇开其他政策不谈，但就一个“市易法”，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之处。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国家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徽章，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要给司中官员以贿赂。如此一来而去，大量的贪官污吏在“市易司”中产生了，百姓还是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是祸国殃民。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陈述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种种变法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理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围在了变法的舆论范围内，忽略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好意居多，但却有不周全的地方。司马光大为反对作为好朋友的他，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这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最后变成“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司马光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落得千古骂名，然其政治生涯，却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他最后也下台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法，恰似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清廷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只为平衡朝中势力
发生在清同治和光绪两帝期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案之首，历时四年才得以沉冤得雪，这个案件之中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乡试的举人，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小白菜原名毕秀姑，是葛品连之妻，长相相当俏丽。小白菜夫妇曾租住在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因葛品连在外帮工，早出晚归，而杨乃武与小白菜同住一楼，过往甚密，所以街坊邻居就传出流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关系暧昧。同治十二年10月初9，葛品连突发疾病，本以为是患了流火疾，到了申时葛品连便死了。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因此葛品连的母亲马上向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要求验尸查明死因。
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勘验过程之中，沈祥用银针刺探尸体喉部，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征，心下疑惑，却并未用皂角水多次擦洗。就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而沈彩泉则说是砒毒致死。刘锡彤又联想到街坊间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马上就认定小白菜有杀夫嫌疑，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小白菜最后却在刘锡彤的严刑酷法之下，承认了自己用砒霜毒死了葛品连。当年的《申报》载，小白菜受的刑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酷刑之下，小白菜供述说她是在10月5日这天从杨乃武手中得到砒霜，在10月初9这天把砒霜倒入药汤中让葛品连一起服下，以达到她与杨乃武通奸居住的目的。
得到小白菜的口供之后，刘锡彤如获至宝。因为刘锡彤与杨乃武之间本就有仇怨，杨乃武曾以滥收钱粮、敛赃贪墨的罪名举发他，刘锡彤因此而断了财路。于是刘锡彤马上逮捕了杨乃武，但是杨乃武却说自己10月2日到10月初9这段时间根本不在余杭县内，而是去余姚岳母家办事。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事实。杨乃武拒不认罪，刘锡彤就对其严刑拷打，熬不过严刑酷法的杨乃武最后也不得不认罪。
得到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杭州知府陈鲁以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共谋害死葛品连定案，判处两人死刑。
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杨詹氏和其姐杨淑英向衙门申诉。经过辗转波折，惊动两宫太后和皇帝，两宫太后示意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刑部在北京重审。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审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疑点，尤其是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都受过酷刑，与官员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明显不符。当初提供证词说卖给杨乃武毒药的艾仁堂药店的店主钱坦已经死亡。种种疑点说明这起案子极有可能是冤案，于是刑部决定重新开棺验尸。经过再次验尸，刑部仵作认为葛品连属于因病而死，并无中毒现象。冤案是由于沈祥等首次验尸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而造成的。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时四年多，最终得到平反。朝廷下令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并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沈祥以及其他相关人等30多位官员被革职、充军或查办，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支付陈鲁一干官员100余位革职永不续用，此案也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从最后的审判结果来看，这场案件其实是朝廷平衡湘系势力的手段而已。因为当时浙江一带的官员几乎都是出身于曾国藩的湘军，同处湘系，官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维护，从而致使案子迟迟难以翻案。对于朝廷来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是最好的削弱湘系势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