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整理了《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由于《诗经》年代已久，关于其内容历代有“孔子删诗”之说，又有质疑和反对“孔子删诗”之说。
“孔子删诗”这种说法最早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零五篇。”这些文献都认为《诗经》是由孔子选定篇目的。
支持此论点的史学家认为：
1．司马迁身处汉代，离春秋战国不远，其所依据的资料自然比后人多，也更加可靠。
2．古时候大小国家近两千，即使一国献一诗，也有上千首。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很多。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十分可信的。
3．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与删《诗经》相吻合。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
1．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
2．《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他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
3．《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被删掉？
由此可见，《诗经》是否为孔子集成，还有待商榷，或许孔子只是对已经散乱的《诗经》进行整理，然后用它来教育学生。
·《道德经》竟然是一部兵书
闻名世界的武术名家李小龙，众所周知，他的师父是咏春拳大师叶问，但是极少有人知道李小龙的武术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李海泉。
李海泉本身修习太极拳，有很深的武学造诣，因此太极拳的武术思想对李小龙的影响非常深，以至于后来李小龙自创截拳道，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太极的哲学思想。
那么，太极思想为什么对武学有如此深的影响呢？这还需要仔细研究这种思想的源头——《道德经》。
说《道德经》是太极思想的源头其实不是很确切，老子吸收了《易》的阴阳理论，结合自己对宇宙的理解和参悟，创作出这本传世之作，又称为《老子》。书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具体的有关宇宙万物起源的阴阳理论。
那么，李小龙的武学思想中是如何体现阴阳的道家理论呢？这可以从他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哲学论文中找到依据：“当对手Ａ发力，即‘阳’于对手Ｂ，Ｂ不必再以力来抗击他们，也就是说不以‘阳’克‘阳’，而是以柔克刚，以阴制阳，将对手力量转卸到别的方向。当Ａ力量即将用尽之际，‘阳’即开始转为‘阴’，Ｂ则在其力道将竭之际，发动力量（阳）来反击对手。所有的过程纯系发乎自然而非竭力之为。Ｂ以其和谐、连贯的动作来击破对手。”
将老子的思想理论运用到武学的理论中，这种武学传统古已有之。不仅武学中运用到《道德经》，在兵家理论中也深受之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兵家论著最有名的要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了，然而，《孙子兵法》中的很多兵家理论也可看出老子的道家理论的影子来，比如“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其中蕴涵的虚实相生相克的道理，与老子的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如出一辙。
因此说，《道德经》一书对历代的武学家、兵家都有很大影响，更甚至称其“是一部兵书。”
那么，《道德经》这部书中究竟阐述了怎样的兵家理论呢？《道德经》第三十六章讲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一章讲到得与失、兴与废、强与弱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包含了兵法中的基本理论，就是弱兵遇强军时，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以化解自身危机。
当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时候，要如何保存自身，甚至反败为胜呢？老子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也是“大道无形”的另一种阐述，即当对手想找到自己的弱点时，却连个人影都摸不着，自己根本就不肯暴露在对手面前，那么自己的缺点也就不会被对手知晓，更枉论对手如何出击了。
所以，尽管老子一生没有带兵打过仗，《道德经》一书中也没有明确提及任何作战理论，但是说《老子》是一本兵书，就是因为《道德经》阐述了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基本原理，它的哲学思想适用于任何领域中，更何况是贯穿人类历史中的战争活动了。
·《孙子兵法》原来是伪书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部经典的、影响深远的军事著作，在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武经七书》中被排列首位。书中充满了很多睿智的战略思想。据说滑铁卢失败后，拿破仑看见《孙子兵法》，后悔没有早点阅读，或许能免遭失败。然而《孙子》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
古籍《商君书》《韩非子》都提到“孙吴之书”是指《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没有说明其作者就是孙武。直到《史记》问世，司马迁才明确提出《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史记》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通过描述可知，《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书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
由于司马迁写作严谨，后世对“《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深信不疑。但是宋代学者陈振孙、叶适提出质疑：《孙子》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清人姚际恒亦赞同其说，认为《孙子兵法》为伪书。然而《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膑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区别清楚，本为两人，实无可疑。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作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
史学界还存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兵法》是由孙武与其门徒们共同撰著的。这与《论语》的创作如出一辙。即孙武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其门徒耳受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著作。
·造纸术的发明者不是蔡伦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其为推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般大众的印象中，造纸术是由东汉蔡伦发明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么写的。可是近年来，蔡伦造纸的说法遭到了有力的挑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追本溯源，仔细推敲一番。
蔡伦造纸的说法出自南朝宋人范晔所著的《后汉书》：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105年，蔡伦这一年向汉和帝献纸，人们也就把这一年当做是蔡伦发明纸的纪年。
而范晔著《后汉书》，多取材于东汉的官修史书《东观汉记》，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后汉书》里蔡伦造纸的说法是源于《东观汉记·蔡伦传》的记述。
《东观汉记》是汉明帝刘庄（公元58年～公元75年）时由大学士刘珍、班固等人编著而成。而蔡伦是公元75年才入宫为宦的，所以当时的《东观汉记》并没有提到蔡伦。到了桓帝时的公元151年，崔寔、延笃等人继续修史，才在桓帝的命令下，补写了《蔡伦传》。而这时，蔡伦去世才不过30年。崔寔等人与蔡伦处于同一时代，所以《东观汉记·蔡伦传》的记述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可是，现存的《东观汉记》，乃是《四库全书》里的辑本，可是因为年代久远，古书传抄有所讹误，所以这个辑本保留了两种微有差异的说法：
其一是“（蔡）伦典上方造意用树皮……造纸”；
其二是“蔡伦典尚方作纸”。
所谓“典”，就是主管、负责的意思。而说法一中的“上方”和说法二中的“尚方”相同，意思是宫廷中专为帝王服务的作坊。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造意”二字。所谓“造意”，就是发明创造的意思。一个说蔡伦发明了造纸的方法，并领导“上方”造纸，一个只说他领导“上方”造纸，却没说造纸术是他蔡伦所发明。孰是孰非？
当单凭史籍无法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借助考古的手段了。
1933年夏，受国民政府委派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在丝绸之路上的新疆罗布泊汉代遗址里发现了一片西汉纸。黄是这样描述这个惊人发现的：“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甚粗糙，不均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
黄文弼发现的这个“方块薄片”是纸吗？
造纸专家刘仁庆说，“（判断）是不是纸，要看其纤维。如果是动物纤维，那么就是丝织品，如果是植物纤维，那么就可以断定是纸。”
“麻质”。麻是植物纤维，因此可以断定，黄文弼发现的的确是纸。
可惜的是，这个首次为“蔡伦前有纸说”提供实物证据的麻纸，在武汉文物展展出时，给日军的飞机炸毁了。即使没有炸毁，很多人也对“蔡伦前有纸”表示怀疑，因为这片麻纸毕竟只是一个“孤证”。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兼考古所所长夏鼐就曾在1955年表态：“西汉有纸证据不足，尚不能做出否定（蔡伦发明纸）的结论。”当时，学术界正有一场关于蔡伦前有纸与否的大争论。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新的情况。1957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灞桥古墓里，发现了一叠后来引起广泛争议的“灞桥纸”。经专家证实，这个古墓的时间至少不迟于汉武帝时期。
西汉有纸的说法再次热了起来。1958年的《中国青年报》就曾对灞桥纸的发现进行报道：“我国发明纸的年代还要上推好多年”，“据现在我们的历史知识来判断，蔡伦对造纸事业曾经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他曾经改进了造纸的原料，推动了造纸的事业，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纸的人。”
灞桥纸真的是纸吗？
直到1974年到1975年间，经过造纸专家刘仁庆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细胞研究室的通力合作，才测出灞桥纸的成分——大麻纤维。由此证明，灞桥纸的确是纸。
在灞桥纸之后，陕西、甘肃一带又陆续出土了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等西汉古纸，不过这些“古纸”并没有结束蔡伦前是否有纸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愈发激烈起来。直到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的古墓里出土了中学课本里提到的那张“又薄又软”的纸，学界中人才齐齐闭上了嘴，将目光集中到这个新发现。
放马滩纸的年代比蔡伦要早上三百年，它证明，早在西汉初期，纸已经被用于绘图和书写，故而“纸的历史提前至西湖初期”。
90年代初，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又出土了一批550张的古纸，其中有297张西汉纸，而且部分西汉纸上还写有字迹。
至此，蔡伦以前有纸说似乎没有什么疑点了，不过蔡伦对造纸术改进做出的贡献仍然不可小觑，他理应获得人们的赞誉和怀念。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作者究竟是谁
《兰亭序》也称《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等，是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为朋友的诗作所写的序文手稿，全文共28行324个字，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三月三日，绍兴西南兰渚山下，一座充满兰花幽雅香气的古典园林中，一群文人墨客聚在一起在玩一个“曲水流觞”的游戏，这是一个属于文人的游戏，他们围坐在曲水之畔，将酒杯放在水中，任其顺水漂游，酒杯到了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作诗。一会儿的时间，已经有了37首诗，有人提议将这些诗出版成集，以作纪念，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推举王羲之写序。王羲之也正处于酒酣兴浓之时，遂提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兰亭序》。因是乘兴挥笔，一气呵成，所以，《兰亭序》可以说是王羲之书法最高境界的代表作品。
王羲之酒醒以后，对于自己的这幅作品也倍感惊奇，他又尝试了很多次，最终也没有再达到那个高度。他知道，《兰亭序》把自己的艺术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再也无法超越了。因此，王羲之对这幅作品非常珍爱，把它当成了世代相承的传家宝。
然而，《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写，历来颇有争议。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讨论，争论双方代表为郭沫若和高二适。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该文列举诸理由，推断《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的原作。
这篇文章发表后，被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到，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的文章，坚持《兰亭序》仍为晋代王羲之手笔，并非后人之伪作，其论点与郭沫若文针锋相对。
高二适的文章写好后，寄到报社投稿却都被退回，没有哪家报刊敢登载。后来，高二适只好求助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几经周折，终于，《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先后刊载了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的手稿。而郭沫若即针对高文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尔后，高二适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
一时间，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也都刊登了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文。以郭沫若、高二适为首的两派展开了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论，但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这场争论最终无分对错。另外，有人根据史书记载说，《兰亭序》真迹应该在唐太宗的昭陵或者武则天的乾陵。然而，不论《兰亭序》的作者到底是不是王羲之，这篇序文在书法上的成就和地位都是无可取代的。
·李煜为何命人画《韩熙载夜宴图》
中国历史上的画作闻名遐迩者不在少数，《韩熙载夜宴图》正是其中一卷。此画卷分多幅，如同一幅连环画，绘制了南唐著名官员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包括琵琶独奏、六幺独舞、宴间小憩、管乐合奏、夜宴结束五福画卷。画中无论人物、事物，皆笔法细腻，活灵活现。整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端丽雅致，层次分明，神韵独特，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样一幅绝世画作，在得到千年盛誉的同时，于当代却有人提出，其实如此名画是一份“谍报”。该评价顿时在文化界掀起一阵讨论热潮，为什么名画竟成了谍报图呢？这样从画作的由来谈起。
《韩熙载夜宴图》所画的既然是南唐名臣韩熙载，图画的背景当然就是南唐。李唐末年，各路节度使、太守、军阀趁势而起，将大唐江山撕分食之。其中，偏居于江西、浙江一带的南唐国，自称为李唐正统遗脉。韩熙载就生活在南唐国君李煜在位时期，那时韩熙载已经是权倾朝野的大臣。若说李煜与韩熙载的关系，只能用微妙来形容，却不能说二人关心紧张，因为韩熙载还是忠于国家、忠于国主的人，只不过他时常顶撞李煜，叫后者对他的防备之心越来越盛。
时值国势衰微之际，李煜新娶小周后周薇，大臣们纷纷恭喜，没有一个人敢说李煜沉迷酒色，韩熙载却写了一首讽刺诗。李煜看了之后也是无奈。韩熙载此人颇有诤臣和鉴臣的风范，为人耿直，李煜对他是又爱又恨，升了他的官又想踢他下台。
不久，赵宋于中原兴盛起来，南唐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均知大势已去，想必韩熙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再也不上朝，而是终日在家饮酒作乐，夜夜笙歌。此事传到李煜耳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叫了两个非常有名的画室去参加韩熙载的夜宴，并将夜宴的场景细细刻画出来。
经过几个月的功夫，李煜接到了在未来遐迩中外的《韩熙载夜宴图》，欣赏来欣赏去，最终吩咐人将此画送给了韩熙载。此时这位李后主的行为不禁叫人诧异，他明明派人做间谍去韩熙载府上参加晚宴，又花了数月的功夫等人将《韩熙载夜宴图》画好，如此大费周章，怎么还要把夜宴图送给韩熙载呢？
其实，仔细一想，如果李煜真的想要找人做间谍监视韩熙载，只要派身手矫健的探子盯着后者就行，没有必要派人参加晚宴，还命人作画。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借画告诉韩熙载：你作为重臣如此堕落，国家怎么能再次兴旺起来？
不过，韩熙载似乎并未领会李煜的用意，依然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李煜在失望至极之下决定将韩熙载迁至洪州。韩熙载这才知道李煜并不是软柿子，慌忙借此机会告老还乡，再不摄政。李煜念在他对南唐江山有功的份儿上，将他放逐出了金陵。
《韩熙载夜宴图》是否真的是份谍报，没人能肯定地回答。不过这幅画的历史价值和文艺价值，会被人们永记在心。
·唐僧取经实则为偷渡出国
一部《西游记》让众多的观众和读者认识了唐三藏和他的四个奇形怪状却无所不能的高徒们。多数人都认为，唐玄奘是在唐太宗的隆重告别仪式之后才踏上取经的路途的。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与历史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事实上，玄奘西天取经的计划最初并没有得到唐太宗的支持。这究竟为何？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天取经对于佛教的发展可谓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又是什么呢？
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开始兴盛，其兴盛的表现之一就是经文的大量翻译。然而在当时，由于佛经的原文都是梵语，而精通梵语的中国人又少之又少，因此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就出现很多的争论。中国佛教的各家各派也就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林立起来。玄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心远赴印度，去一睹“原始”佛教的尊容，将正确无误的佛经意思传入中国。这其实就是玄奘西行的直接目的，他后来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将真经传入了中国，对之前各家各派的分歧起到了答疑解难的作用。
玄奘，唐代僧人，法相宗创始人，佛经翻译家、旅行家。俗姓陈，今河南偃师人。玄奘家贫，父母早丧，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在成都受具足戒。他游历各地，参访名师。他曾跟道岳学《俱舍》，跟僧辩学《摄大乘论》，跟玄会学《涅槃》，没过多久就把几位大德的学问悉数领会。僧辩叹道：“你是佛门中的千里马呀，佛法将在你的身上得到大力弘扬，只可惜我们这些老朽看不到那一天了。”玄奘由此誉满京华。通过多年来在各处讲筵所闻，玄奘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瑜迦师地论》以会通一切的念头。
那么，拥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西行，为什么唐太宗不答应呢？
玄奘生于公元602年，他准备到天竺取经之时刚好是唐太宗李世民刚刚继位。由于朝廷换届，国家不稳定，唐朝的政治环境还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经常会受到西域突厥人的侵犯。所以唐太宗当时对外并不主张开放，而是限制本国人民与外国人士的交往，以免对政局的稳固与加强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国家周边环境并不安宁的时候，玄奘认识到了到西天取经的重要性，于是他便向唐太宗要求到印度去寻取真经。然而他的请求却被唐太宗拒绝了，理由就是边境不安，对于国民的出入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就这样，玄奘几经说服都没能取得唐太宗的支持，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外力的阻挠。
然而玄奘并没有因此罢休，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偷渡！唐贞观三年八月，二十六岁的玄奘，出发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相传当时一个守边境的小士兵被玄奘的远大志向所感动，于是就私下里将他放出境外，还决定同他一起到西天取经。不过这位小兵由于经不起途中的艰难险阻，在半途中就放弃了西行，玄奘则一直坚持走下去。唐太宗曾经多次下令通缉捉拿玄奘，但是都没有成功。
就这样历经千难万险，玄奘跋山涉水，终于到了梦想之国，天竺。他在此地取经学经，一待就是十几年。等到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里面的僧人都比不过他的时候，玄奘毅然决定：回国！
终于，玄奘回到了大唐。唐太宗也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在玄奘请罪的时候赦免了他。不仅赦免，唐太宗还想为玄奘加官加冕，然而都被玄奘婉言拒绝了。玄奘从此便在中国大地上传授真经，教诲众人，普度众生。
玄奘用他莫大的功绩消除了唐太宗原本对他的厌恶。他的雄心与胆识让唐太宗感到万分的崇敬与赞叹，他对大唐所作出的贡献也让唐太宗感动不已。
·历史上第一个去西天取经的人并不是唐僧
《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以玄奘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位有着多重贡献的高僧，他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语，又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外国，丰富了我国佛经，也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所以，他的名气是很大的。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还有比唐僧更早的西天取经之人，而且不止一人。
历史上第一位去西天取经的人是高僧法显，他是现在的山西襄丘人，俗姓为龚，在家中排行第四。当时父母怕养不活他，就把他送进仙堂寺去做小沙弥，希望他能得到佛光的庇佑。
几十年的修炼，使他对佛学的研究和探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当地学问最深的僧侣。当他发现现存经书有很多错误和残缺时，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他萌生了西行取经求法的念头。
一天，他在洗脸时，突然看到自己映在水中的衰老面容，便长叹一声道：“若再犹豫，我的夙愿就要化为泡影。”于是，在东晋隆安三年（399年）的三月，年已六十二岁的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动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的西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在这里又有一批僧侣加入。
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阳关，进入白龙滩大沙漠。法显一行不畏艰苦，冒险前行，经过十七个昼夜，行程一千五百里，终于走出了这片死亡之海。
之后，他们沿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进，到乌隶国（今新疆北部），又折转南下，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法显在回忆这段行程时写道：“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行之苦，人理莫比。”
公元404年，法显和道整终于来到了印度佛教发祥地。相传这里是佛祖释迦牟尼生前居住说法最久的地方。公元410年，法显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他的最后一个同伴道整留居印度不走了，他却大志不改，孤身一人前行。回国后，他被当时江西庐山东林寺的著名高僧慧远接到南京讲经和译经。他历时五年译了经典六部，共六十三卷，计一百多万字。后来，已近暮年的法显迁往荆州，于公元422年圆寂，享年八十六岁。
第二位取经人是高僧昙无竭，他本姓李，幽州黄龙人（现辽宁省朝阳市）。据《高僧传》记载，昙无竭很小时就在龙翔佛寺出家，他潜心修炼，遵守戒律，在众多僧徒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龙翔佛寺僧众中的佼佼者。
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常慨叹佛经残缺不全，又听说山西有僧人法显等躬践佛国，从古印度取回真经，于是他立下誓言，决心亲赴西天取经。
公元420年，昙无竭和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携带法器、食钵等物，从燕都龙城出发，向西行进。他们先到今天的青海，再出甘肃的河西走廊，穿过新疆吐鲁番东等地，翻越雪山大漠、绝壁深渊。同行取经的二十五名东北和尚中，有十二人坠崖而亡，有八人中途饿死，最终只剩下昙无竭等5人。
历经数年，最终到达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昙无竭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典数年后，从南天竺搭乘商船，过印度洋、南海，一行人安全抵达广州。回国后，昙无竭住在江南弘扬佛法，直至去世。他将在西天寻求的梵文《观世音受记经》译成汉文后，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后收录于《大藏经》中，为古今世人所传诵。昙无竭将在西天取经的游历与见闻写成《历国传记》，欲传后世，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他们西天取经回来，法显带回并翻译的佛经有六部二十四卷，昙无竭带回一部佛经，玄奘带回并翻译的经、论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们为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而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称颂。
·马可·波罗是旅行家还是大骗子
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不仅让人们认识了世界，更让马可·波罗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说他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圣人，是他的游记让世人认识了中国。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马可·波罗游记》产生了怀疑，那就是，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他到底是一个旅行家还是一个满口谎言的大骗子？
根据史料记载，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市的一个商人家庭。他17岁时跟随父亲一起去中国，他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人。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叔叔由古丝绸之路东行，跋涉了三年，经过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中亚细亚，越过帕米尔高原，终于在1275年抵达元朝皇帝避暑行宫所在地——上都，拜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随后在中国居留了十七年，游历了许多地方。1292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1295年回到威尼斯。但不久后，意大利西部城市热那亚发生了海战，威尼斯舰队战败，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在狱中，他凭借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和细致的观察力，描述出在东方的所见所闻，并由狱友鲁思梯切诺记录成书，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
为什么对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谈到的中国之行，人们会屡次怀疑呢？因为中国自古每个朝代都有史官，负责编纂记录这个朝代发生的较为重大的事情，如果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并且在中国一住就是十七年，那么没有理由在各种史书中都找不到一点记载。能够证明他在中国生活的只有书中的一些和中国历史时间相符的事件。但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的西方国家并不像中国一样封建，他们的视野开阔，想要知道中国在什么时间都发生过哪些大事件并不是一件难事，所以首先，对于他是否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这件事，很多人持有怀疑态度。
而且，如果他真的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那么凭借他惊人的记忆力和细致的观察力，书中应该有很多关于中国古代特有的时代烙印。比如说：茶叶、女人缠足、书籍印刷等这些跟古代中国人生活密不可分的事情，为什么《游记》中都没提到呢？
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站赤》里发现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元代公文，记载了西亚蒙古伊利汗国的使团准备从泉州下海归国的事情，其中的亮点是，书中波斯使臣的名字和返回时间与《游记》中马可·波罗所记录的完全一致。虽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极有可能是因为马可·波罗在元朝的职位不太高。至于《游记》中没有提到茶叶、书籍印刷等重要元素，则是因为；第一，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他没受过高等教育，狱友在监狱中帮其录入，难免会有漏洞处，第二，没有提及茶叶，可能是当时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不喝茶，而是喝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这也符合常理；第三，马可·波罗很少接触汉族人，不识汉字，所以对这方面比较淡漠，那么不提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两种说法听起来都很有道理，那么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西厢记》是王实甫与关汉卿合写的吗
元代戏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的一株奇葩，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书生与相国女儿恋爱的故事。这为后来以爱情题材为主的文学创作提供直接借鉴，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从它那里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激励青年男女不畏强权，追求美好爱情。但是，谁创作了这部影响千年的戏曲名著，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普遍认为《西厢记》为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所著。元末钟嗣成的《录鬼簿》、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都支持此种观点。也有人认为作者系关汉卿，更有人提议《西厢记》为王实甫和关汉卿合写，只不过存在“王作关续”和“关作王续”的问题。
近年来经过研究者大量翻阅文献资料，又得出新的结论：《西厢记》前四折为王实甫所作，第五折由元朝的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其理论依据是：一般说来，元杂剧是一本四折，每人负责唱一折，而现存的《西厢记》却有五折，打破原有限制。如果说这是王实甫力求创新的结果，但是前四折和第五折的创作风格、语言运用，甚至主题思想也大不相同。第五折所用的曲调完全打破了前四折用北曲联套的习惯，唱法也发生改变，自由运用声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元曲创作阵地南移杭州受南戏的影响，由元代后期作曲家加工整理。而且，就前四折来说，如果《西厢记》至此结束，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戏剧的结构特点，而且以悲剧结尾，改变当时戏曲作品以大团圆结局的老套戏路。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手法，都要高同期作品一等。所以说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前四折，第五折由元朝末年民间艺人加工而成。
探究《西厢记》的作者是谁，这对正确分析《西厢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典戏剧在元代的发展状况。
·《李秀成自述》究竟是谁伪造
说到“某某自述”，顾名思义，是某人对自身情况的陈述和说明。然而，《李秀成自述》真的是出自于李秀成吗？曾国藩究竟有没有篡改和伪造《李秀成自述》？对于这一历史问题，学界的讨论异常热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面的说法是《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出自于李秀成之手。著名学者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辛苦考证了几十年，其结论是“曾国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确是亲笔”，主要的证据如下：
从笔迹上看，曾家所藏“原稿”和世传的李秀成真迹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有专家曾特意将流传下来的李秀成受训时的亲笔答词28字“胡以晄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和“原稿”进行过鉴定，鉴定结果二者出自同一人之手。
从内容看，原稿将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这14年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很难想象会是曾国藩平白捏造的。而且，“原稿”在称谓上多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也非曾国藩所能知道的。
从词句来看，李秀成是农民、雇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自传语句不甚通顺，错误字连篇，正是他本色的体现，不大可能是曾国藩等人伪造出来的。 “原稿”里还有很多李秀成家乡的方言，也决非曾国藩等人所能伪造出来的。
从情理上讲，曾国藩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必然有很多顾虑，他无此胆量伪造供词，以犯欺君之罪。而且清朝督抚和统兵大员，不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而是督、抚、提、镇、蕃、皋互相监督，如果他敢于丢掉李秀成原供而另行伪造假供，定然要被泄露，而致重谴。我们从曾国藩奏稿、日记、供词刻本按语及赵烈文日记等许多资料里都可看出，他对李秀成写的自传，作了一系列的处理，有的修改，有的删节，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迹。
再说《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做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
反面的说法是《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四期发表了年子敏、束世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认为李秀成供词出自曾国藩的伪造，他们的理由是：
从笔迹上看，“原稿”虽然和李秀成“28字”真迹出于一人之手，但“28字”也是庞际云故意伪造的，目的是为了以防万一。
从“原稿”的间隔上说，“自述”分9天写成，中间应该有8个间隔。李秀成是每天随写随交，曾国藩也是每天随看随改，当李秀成把自述写完时，曾国藩也就删改完毕。既然要分八九个人缮写，说明李秀成亲笔原稿是散页或分装成八九份的，绝对不是写在一本已经装订成册的本子上的。今天所见到的“原稿”却是写在一本完整的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这就难以使人相信它是李秀成的真迹。
“原稿”的用词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地方却避讳了，如果偶尔笔误，可以理解，而“原稿”在这方面的笔误却多得离奇。
“原稿”的字数和记载的字数不等。据记载，李秀成共写了5万字，而“原稿”只有3.6万字。如果另外1万多字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那么“原稿”的内容应该是不相衔接的，然而，今天所见“原稿”确实前后内容完全相连的。
从情理来说，李秀成被捕后，先是受到了严刑拷打，后又被关押在囚笼里，时值酷暑难当的夏天，在这种情况下，要写下这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自述原稿”很有可能是曾国藩等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凭空伪造的。
·乾隆修《四库全书》包藏祸心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主要是孔子、孟子讲授的学问和后人研究这些学问的书籍；史部，主要是历史、地理著作；子部，主要是诸子百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和百科知识著作；集部，主要是一些文学著作和作家的文集。
那么，乾隆编修如此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的起因是什么？
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但是乾隆帝认为范围太小，应当把全国的藏书都搜集汇总起来，编制《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从1773年开始编纂至1887年完成。全书四部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除经史子集之外，另有存目6766种，共缮写7部，分藏于文渊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此外还有一部副本存于北京翰林院。据《四库全书》卷首开列编纂的人，前后共有360多人。这些人都是当时有学问、有专长的文人担任。其中出力最多的是总纂官纪昀，他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编写了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全书内容丰富，包罗宏大，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也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和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不愧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中国人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弘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事实上，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记载，有个浙江举人徐述夔，被老鼠咬坏了衣服，气愤不过，写下了“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的诗句。不巧的是他诗集中又有“明朝期振翮（ｈé，翅膀），一举去（到）清都”的句子，乾隆帝就说“明朝”（明天）暗指明王朝，“大逆不道”，结果连徐述夔的孙子都被处死。
乾隆帝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夸耀大清文治盛世，用以巩固清王朝的历史正统地位。但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乾隆是想借此机会对历代汉族作者写的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也就是采用编写的办法掩盖和达到他禁毁图书的目的。据统计，在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的书籍数量约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共计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８万余块。即便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很多古籍也经过了篡改，连一些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文字也被修改得失去了原貌。
即便如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它保存了相当多的我国古代典籍，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人修造的文化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