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
关键人物彭定康鲁平周南。
关键事件彭定康政制改革。
关键词汇后过渡时期的政治变迁。
自１９８４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在中英双方的协调下，逐步进入繁荣稳定的过渡时期。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在１９９７年之前，香港仍由英国主持行政，中方在不违背《联合声明》和保持香港平稳过渡的原则下，对英方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予以最大的支持。尽管有一些分歧和争议，但两国本着互信互利的原则，对分歧和争议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香港进入后过渡时期，随着“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及其“政制改革”方案的抛出，香港的前途陡增变数。一方面是英国想利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一改以往在香港问题上被动的局面，主动出击，企图在香港培养其“９７后”代理人，想将香港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可能对英国的行动坐视不理，在港英政府颁布“政制改革”的方案后，中国政府也开始针锋相对地实行自己的对策。双方各行其道，各自为政。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双方举行了１７轮谈判，但最后仍然无功而返。就这样，新一轮国际政治的角力、大国之间的博弈又展开了。
１９９２年７月９日，彭定康抵达香港启德机场，面对列队欢迎的士兵和人群，显得意气风发，丝毫没有“末代港督”的落魄感。此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心谋划的“政制改革”方案，会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彭定康是英国保守党的要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步入政坛，二十多年间由小小的内阁办公厅文书一直干到内阁成员，１９９０年更一跃成为保守党主席，政途可谓平步青云。除了自身的努力，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为他赢得了不少的政治筹码——他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外交大臣赫德等私交甚笃。１９９２年，彭定康为梅杰连任首相和保守党继续执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彭定康自己，却在苦心经营１３年的巴斯选区意外落选，无缘进入新一任内阁。正值政治家黄金年龄的彭定康，遭遇了其政治生涯的第一个瓶颈（第二个瓶颈就是卸任港督后的政治前途）。就在彭定康为政治前途一筹莫展的时候，昔日的好友——英国首相梅杰伸出了援手，任命他为第２８任香港总督。按任期来算，彭定康铁定会成为香港的“末代总督”，要亲眼见证“日不落帝国”的旗帜在东方之珠落下。原本这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意去碰，众人无一不避之不及。
但彭定康却不这样认为，他意识到，这是一次今后重返英国政坛的绝佳机会。只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在香港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利益，甚至根本扭转多年来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被动的局面，顺利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１９９７年卸任之后，自己在英国本土乃至国际之间的政治地位将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重返英国政坛指日可待。梅杰正是看重彭定康这样的处境，认为“哀兵必胜”，任命其在此时担任这个尴尬的职位，他肯定会力求表现，为英国在香港讨回一些好处。于是，彭定康满怀冀望地登上了扭转他和英国命运的航班。
彭定康履任不久，香港媒体即转引官方消息说，新任港督准备着手改革政治制度。此消息一出，舆论顿时哗然，中国政府立刻警惕起来。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６日，也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透露英方可能对香港的现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之前的两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和副社长张浚生，曾经询问过彭定康定于次月施政报告中有关１９９５年选举的安排，彭定康则以未充分准备为由拒绝回答。直到９月２５日，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才在会晤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时，通报了有关彭定康准备着手改革政制的施政内容。钱其琛当即回复赫德，此举属英国单方面安排选举事宜，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恐怕会引起中英的公开争议。
次日，英国驻华大使麦若彬就此问题又口头通报了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１０月３日，鲁平再次通知麦若彬，彭定康的“政制改革”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劝英方不要一意孤行。但彭定康仍于１０月７日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施政报告。该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政制改革”方案完全浮出水面，几乎占去了施政报告篇幅的１／４，可以说是报告的主要内容。从施政报告的发表可以看出，彭定康改革政制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从英方自通报中方到施政报告发表期间的态度可以看出，英方完全是支持彭定康的，之前一直对中方的警告熟视无睹，虚与委蛇，以期演成既成事实。
彭定康“政制改革”的核心是争取广大香港民众的支持，大打所谓“民主牌”。其内容主要涉及两项：一是调整行政局和立法局的关系，实行两局完全分立；二是改变（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选举方式。实行行政局与立法局分家，也就是说立法局可以制约行政局，未来香港的总督或特首只能是行政长官，不能插手立法局。此种体制完全是西方分权制衡理论的产物，只要掌握其中一个权力，就能够制约另一个权力，类似于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香港原本就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地区，早在英国统治时期，行政局和立法局就是分工不明显的两个部门，两局议员可以互相兼任，议员都由港督亲自任命。行政局向港督提供政策咨询，立法局向港督提供立法咨询，他们只是港督的最高咨询机构，相当于智囊团，不具有任何政治和法律权力。
这是英国为确保殖民地总督的统治意志和地位而设立的一种政治体制，在殖民地社会中是常见的。总督实际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只需遵守《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就可以了。另外，按“政改”计划，新的选举方式将原有的２１个功能组别扩大为３０个，全部或部分经过直选。这样的话，港英政府可以借由扶植亲英的民主派掌握大部分区议会和市政局的席位，立法局委员又由区议会和市政局的当选者担任，到时掌握立法局的就是亲英派。港督集权制在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间都没有做过任何的改变，为什么临近香港回归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大方地将香港总督的权力下放呢？英国的做法无疑是想在香港另立一个地方政权，将回归后特区行政长官的权力架空。如果彭定康的政制改革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未来的行政局任何议案都要通过立法局决定，香港的政治制度从行政主导变为立法主导，届时谁控制了立法局谁就控制了香港政局。
此外，还要改革选举，两个改革一环扣一环。再加上中英双方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规定了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选举出来的官员，其任期会跨越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７年后，在官员的任期内将不再举行选举，所有官员都将搭上“直通车”，直接从港英政府过渡到特区政府。这样，回归前的最后一次选举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选举的方式还是选举出来的官员，１９９７年后都将不变。如此一来，港英政府的用意就再明显不过了，只要将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５年的选举控制住，香港的未来也就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英国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中国当然不会上当。中方打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制改革”，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无奈英国无视中国的反对和呼吁，依旧实行所谓“民主化”香港的政策，实际是想把香港最终从中国分离出去。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发出了外交上最严厉的措辞，鲁平在媒体面前公开指责彭定康是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
英方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暂缓“彭定康计划”的进程，终于同意与中方谈判。谈判前后进行了１７轮，其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使谈判非常艰难，进展缓慢。中国有一句形容非常生气的俗语是“把头发给气白了”，由于鲁平已经满头白发，所以当时媒体戏言：“彭定康此举是要把鲁平的头发给气‘黑’了。”从中可以看出英方态度的强硬和固执是前所未见的。英方尽管暂缓了进程，实际并未停止行动，而是一边谈判一边继续实行计划。１９９４年，香港立法局经过十余小时的激烈辩论，最终通过了彭定康的施政报告。
到１９９５年底，彭定康的计划已基本实现。事已至此，中国政府也不再寻求对话解决争端了，而是加快完善香港基本法的步伐。针对选举已完成的既定事实，中方表明，将来香港官员坐“直通车”过渡至特区政府的时候，必须“验票”，符合资格的才许“上车”，不符合的就“下车”；香港未来的政治架构完全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设立，所有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全部无效！
香港回归已经１０周年了，在这１０年间，香港的繁荣安定是有目共睹的。当初彭定康抛出“政制改革”方案时，还有不少港人选择支持，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央政府不了解和不信任，不相信香港资本主义制度“５０年不变”的保证。而今日港人的这种顾虑已打消了，取代的是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人们有理由相信，香港的民主进程一定会越来越顺利。
邓小平曾经质疑彭定康在香港推行的普选：“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选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