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４日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０日。
关键人物香港学生。
关键事件“四一○”事件“保钓”运动。
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扰，中国的统一始终是一个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内地在社会主义建设及政治上的发展，打破了不少外界的歪曲谣言，不单日渐受到西方的重视，也使部分海外知识分子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以至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回归国土”成为新的话题。
另外，由于港英政府改革旧式殖民统治方式，以怀柔手段推广教育。大学生平民化和大学生社会阶层复杂化，也促使大专学生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随之出现了一些团体，积极参与校政改革及社会活动，不少学生开始寻找一种自我民族的认同感，民族意识不断增长。就在此时，纷争已久的钓鱼岛主权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日本亦声称拥有主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由于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更激化了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出于爱国热情，１９７０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首先发动“保卫钓鱼岛运动”，表示“反对美日私相授受”“外抗强权，内争主权”。这一运动随即遍及世界华人社会，也在香港点燃了火花。
１９７０年，美日商议归还冲绳列岛时，竟然把钓鱼岛亦列入归还范围。此事为海外中国人得知，他们立即表示反对，而留美中国学生更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保钓”运动。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９日，２５００名中国留学生于联合国总部外举行保钓示威，喊出第一声“中国领土钓鱼岛不容侵犯”。自此，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浪潮传至香港，传遍世界。运动初期，香港的“保钓”运动只有少数团体参与，影响并不大，但在学界的反应却日益明显，“保钓”成为学生间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大专学生参与进来。１９７０年９月，香港《崇基学生报》第１４２期发表社论——《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开放文社，发起公开签名运动“保钓”，并出版刊物作特别介绍。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４日，香港《盘古》《生活月刊》的编辑与几位工人、学生、教师及文员组织成立“香港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简称“保钓会”）。
１８日上午，该委员会成员、大专学生和工人等４０余人，先在天星码头和九龙佐敦道码头向行人散发传单，随后步行到国际大厦。４名代表向日本驻港总领事递交抗议书，抗议书写道：“根据一切理由，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钓鱼岛列岛及其海域资源，不但权益上享有绝对主权，更在保卫上具有绝对信心。”其他人在楼下列队示威，其中９人胸前挂着白布，分别写着“反”“日”“侵”“略”“钓”“鱼”“岛”等几个大字。２０日上午，又有大约２００名大专生及中学生响应《七十年代》（双周刊）的倡议，高举“誓死保卫钓鱼岛”“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反对美日勾结”等标语，先在中环德忌笠街基德大厦日本文化馆前集合示威。接着，以“保卫钓鱼岛”横幅大字作为前导，结队游行到国际大厦日本驻港总领事馆示威。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０日，为了响应“全美保钓会”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示威，“香港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组织大中学生约百人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馆进行了示威。警察在街头排成人墙，阻止学生前进。示威学生高唱《钓鱼岛战歌》，试图冲破封锁线。警方拘捕了２１名示威者，驱散了其他人。次日，各大学学生会纷纷发表声明，抗议警方对和平示威者滥用暴力，要求撤销对被拘者的控罪。学联及各大专学生会发动校内示威，以反对日美侵略，重申在港示威的权利。警方血腥镇压，全港舆论纷纷，以往对保钓人士极尽歪曲诬陷的报章亦纷纷指责警方的强硬手段及市政局的拖延无能。舆论的改变，使“保钓”运动的社会性及参与群众不断增加，坚定了同学们的信心。在“四一〇”示威中，警方的镇压和无理拘捕，使“保钓”运动打破了社会上沉默的局面，“保钓”运动发展成社会性的运动。在不少大专同学的参与和带动下，步伐相对较落后的学界团体也开始正视此事，积极地参与“保钓”运动，推动着香港“保钓”运动一路高歌向前发展。
７月７日，香港数千名学生就钓鱼岛事件再一次举行大示威，反对美日勾结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岛。港英当局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借口是香港“专上学联”未向官方注册，不是合法团体，并有意制造学生分裂，挑起冲突。但是，香港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运并未因此而消沉下来。９月１８日，“保钓会”在维园发动纪念“九一八”“保钓”及反对“两个中国”的示威，并获得批准。此次示威人数多达２０００人。１９７２年１月２８日，“保钓会”组织百余人前往美领事馆示威，反对美日侵略、“一中一台”及“台独”。１月２９日，“保钓会”十多位代表先后前往美日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反对“侵钓”及分裂中国。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５日，钓鱼岛依约“归还”日本。面对这种无能为力的情况，“保钓”运动渐渐平息。但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已埋下了火种，而在大专界中，更是由星星之火形成一片火海。
至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３日，“保钓会”仍执著于自己的初衷，并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为保卫钓鱼岛努力到底！
经历保卫钓鱼岛行动之后，更多的香港青年开始关注内地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并且参与到香港当地的政制及社会诸问题的探讨中。香港“保钓”运动唤醒了当地学生对祖国统一问题的关注，使他们开始重视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对于日后大专院校纷纷设立国事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风气起了先导作用。
另外，它带给了群众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教育。示威游行是“保钓”运动经常采用的手法，其次数频密，声势浩大，还发生了警方、防暴队残暴镇压群众事件，引起全港各阶层对香港政府的抨击。港英政府被迫让步，同意市民有集会、示威的权利，并划出５个可以合法示威的地点，这让群众认识到团结的巨大力量。
香港学生“保钓”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它引入了一种新的思潮，扩展了香港青年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视野，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