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是我国初唐著名诗人。他的老家在梓州射洪（现在的四川省射洪县），幼年时他就随父亲一起来到了京城长安。由于父母平时对他非常娇惯，所以他长到十几岁时仍然不爱读书，每天只知道跟朋友出城打猎、游玩，要不就是四处找人斗鸡赌钱。
随着时间的流逝，陈子昂渐渐长大了，这时他的父母才发现自己的宝贝儿子不学无术，一无所长，开始为他的前途担忧。父母对他平日里的行为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劝他除掉身上的恶习，潜心攻读。可陈子昂早就游荡惯了，哪里听得进去。
有一天，他在游玩途中路过一处书塾，在窗外无意中听到老师在说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是否能够享受荣誉或蒙受耻辱，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品德。品德好的人，自然会享受荣誉；品德坏的人，也自然会蒙受耻辱。一个人如果放任自流，行为举止傲慢，身上具有邪恶污秽的东西，就无法得到他人的尊敬。要想成为一名君子，就要让自己博学多才，还要经常用学来的道理对照自身进行检点。如果坚持这样做下去，你的学问和知识就会越来越多，行为上也很难有什么过失了。俗话说得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生活中，我们看到别人能做一番大事业时总是非常羡慕人家，可是你哪里知道，人家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不经过自身的努力就想得到学问，那就如同缘木求鱼一样可笑。”
无意中听到的一番话，陈子昂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忘记了游玩，马上赶回家，在自己的屋中反思起来，回省自己以前做过的荒唐事，心里追悔莫及。从那一天起，陈子昂毅然跟原来那些朋友断绝了来往，把在家中饲养的各种小动物也都放生了，从此和书本成了朋友，每天书不离手，勤奋刻苦地学习，后来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宋代的朱熹也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其意皆在反省。反省可以“自知己短”，弥补短处，纠正过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反省自己是十分必要的。有位哲学家在晚年的时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别人都不理解他的举动。他说，我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
有人怀疑反省的作用，认为反省并不见得有多大改变。但是，真正懂得反省的人，经过它的荡涤，能让俗世纷纷扰扰的尘埃从心中流走，给自己一个美好的人生。
学者于丹说：“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向外发现和向内观看的两种能力。向外可以发现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向内可以发现一个无比深邃的内心。”她说的这段话就是对反省的另一种解释，也是认知自己的一种独特方式。认清了自己，便可获得一个更广阔的人生境界，收获也可更加丰盈。
所以，即使我们不能像季老那样时时反省，也要经常反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荡涤自己的心灵，活得更快乐，更有价值。
真君子有所不为，爱名利不贪
季老是最率真、最真实、最朴素的语言学大家，现在这样的大家越来越少了，他的离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语言学专家王远新
季老认为君子之道，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承认自己也是爱名利的人——试问天下有几人不爱这“名与利”呢？
孔子说，只要有粗菜淡饭可以充饥，喝喝白开水，弯起膀子来当枕头，靠在上面酣睡一觉，人生的快乐无穷，舒服得很。一个人要修养到家，首先能够不受外界物质环境的诱惑，摆脱了虚荣的惑乱，外物于我不是不重要，而是我已经不再被它所牵制，凡俗世界的一切要看我是否愿意要它。这个修养很了不起。“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可谓道破了世上一切人的心里话。所以，孔子没有标榜自己不喜欢名利，他也喜爱富贵，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说什么样的富贵名利我都要，这是小人的行径。这是一个圣人的自白，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应秉持的做人做事态度。
战国时代，孟子名气很大，府上每日宾客盈门，其中大多是慕名而来，求学问道之人。有一天，接连来了两位神秘人物，一位是齐国的使者，一位是薛国的使者。对这两人，孟子自然不敢怠慢，小心周到地接待他们。
齐国的使者给孟子带来赤金100两，说是齐王所赠的一点小意思。孟子见其没有下文，坚决拒绝齐王的馈赠。使者灰溜溜地走了。
隔了一会儿，薛国的使者也来求见。他给孟子带来50两金子，说是薛王的一点心意，感谢孟子在薛国发生兵难的时候帮了大忙。孟子吩咐手下人把金子收下。左右的人都十分奇怪，不知孟子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陈臻对这件事大惑不解，他问孟子：“齐王送你那么多的金子，你不肯收；薛国才送了齐国的一半，你却接受了。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对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了，如果你刚才不接受是错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对了。”
孟子回答说：“都对。在薛国的时候，我帮了他们的忙，为他们出谋设防，平息了一场战争，我也算个有功之人，为什么不应该受到物质奖励呢？齐国人平白无故给我那么多金子，是有心收买我，君子是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我怎么能收他们的贿赂呢？”
左右的人听了，都十分佩服孟子的见解和操守。
名利与钱财是世人所喜爱，让世人疲于奔命而又心甘情愿。但是人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与道义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不义之财就算被你拿到了，将来也会要你十倍于它地偿还。一个人可以爱财，但是一定要取之有道。那些原本可以安享一生的人因为用旁门左道去发财，结果在监狱里终结了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齐国人很想得到黄金。他听到有人家藏万两黄金，羡慕不已。他绞尽脑汁，昼思夜想，寝食难安，也没有办法得到黄金。
一天，他清早起来，穿衣戴帽，打扮得整整齐齐，要到市场上去碰碰运气。市场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道路两旁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这个齐国人无心观看，因为他一心只想如何得到黄金。走着走着，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玉器铺旁边有一家金店。
只见柜台上摆着大块小块的黄金，还有各式各样的金器、金饰，闪闪发光，黄澄澄一片。他走上前去，抓起一把黄金，撒腿就跑。金店的伙计追了上来，高喊：“快抓住抢劫黄金的强盗！“
一个官吏闻声赶到，把这个齐国人当场抓住，官吏审问他说：“这么多人都在这里，你抢走人家的黄金，这是为什么？“
他回答说：“我在抓黄金的时候，没有看见人，只看见了黄金啊！“
有的人因为难以抵制物欲的诱惑，从而使自己晚节不保，踏上了不归路。一桶牛奶倒进一杯脏水就成了一桶脏水，人一旦放弃了自己坚持的操守，就容易自暴自弃，从而抛弃自己最珍贵的宝贝。所以，人应该坚持自己的操守，不要因为身外之物而丢弃了自己的宝贝。
正道沧桑，以德辅才
季先生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于他是一个现代的专业性的学者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儒者的完美的结合；季先生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他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执着地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论述。
——北大教授张颐武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治史要有才、学、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家应有四长：德、识、才、学。这是对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其实，才、学、识不但是史学家应当具备的，也是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应该拥有的长处。
才多指才能，与生俱来，因人而异。它是人从出生便拥有的长处，无人能将其左右。《易经》中有云：“潜龙勿用，飞龙在天。”才能运用得当便是“飞龙”，矫首云间，腾跃翻滚；运用不得当便是“潜龙”，或充满危机，或一事无成。
学为学习。人活于世，读书、习艺为的是求得生存技能，它是一种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过程，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古人有“养学”一说，就是用学习的过程对自己进行培养。人在经过养学之后，加上平时的所见所闻，便得到识。识指的是理论，人们运用自己在思维上的天赋，对所了解的事物进行整合，形成自己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理论体系。
才、学、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季老看来，这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若想成为各种技艺的能者，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运用这三长。
季老以他曾经从事的翻译职业为例。作为一个翻译外文书籍的人，要有语言、知识、理论三方面的长处。语言属才，知识属学，理论属识。每个人对外语还是国语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能游刃有余地掌握多门语言的原因，它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被称为才。
翻译书籍或其他书面文字，对于语言的掌握程度不高，当然翻译不好。而对文化没有足够了解，也会闹笑话。1970年，埃德加·斯诺到北京访问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说：“在中国，一些人对我有些恐惧心理。可是，我却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哪料，埃德加·斯诺却在自己的文章中翻译为“毛泽东说他是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埃德加·斯诺还曾将“一诺千金”译为“只要一答应，就要付一千美元”；将“丈二和尚”译为“一个叫丈二的和尚”，把“胡适先生，驰骋文坛”这句话翻译成“有人能在写字台上跑马吗？有，那就是中国的胡适先生！”这种翻译很容易造成文化交流间的障碍。
至于理论就更是重要。季老说，每个人都应有一个理论系统，最好的理论系统当时是唯物观，应当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看问题不能片面，还要把握规律。有一些外国人在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时，常常带有有色眼光，将书中本来是民俗风情的内容，刻意描写成是一种民族压迫，从而不怀好意地污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这完全是无德的行为。以此看来，识是与德是挂钩的，有良好的德行，做人与治学的心都端正，若是德行不好，这个人所写出来的东西，也大可不必借鉴，因此章学诚才提出治史也需要德。
人光有才是不够的，江郎也有才尽时，因此需要不断地学来弥补，学之后便要用，这就是识。这三个过程都需要“德”的辅助，如若一个人没有好的德行，有才也会变为偏才，用到不正当的地方。传说和珅会数门外语，学富五车，然而一心只用在讨好乾隆的身上，满眼看到的都是金山银山，得了千古的臭名。若是和珅肯将才学用在正道上，想必中国古代又会多出一个著名外交家和文学家。
再者，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勤奋刻苦的道德品质，也会学业无成。识和德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若是一个人的德行已经败坏，思想扭曲，一心只想着害人，这样的人死了也不值得留恋；但若这人言行端正，思想博大，胸襟宽广，无论是在生活、学业还是事业上，解决任何问题都能衡量利弊、从容不迫，并使他人受益匪浅。足见，人可一日无才，切不可一日无德。
一身硬骨，一生不卑不亢
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还有睿智。不仅是睿智，还有非常的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尊严的人格，他的对于物质利益的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
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季老始终给人一种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硬骨头形象。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
他说这是自己从小养成的秉性，无法改变，也不会去改。20世纪60年代中期，暴风雨远未到来之时，季老还未遭到迫害与打压，他本可暂时离开以躲灾祸。但在短暂的消隐后，季老又重新站了出来：“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与时代的对抗招致的后果是季老被抄家。虽然遭到打击，但季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骨气，面对打压从没屈服。他在《牛棚杂记》一文中写到：“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悔改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
有一天一个地方官员找季老谈话，依然是过去的旧篇重谈，让季老交代问题。季老气愤地说道：“我的全部资料不是已经被你们查抄了吗？这些问题不是已经都‘交代’过了吗？你何不去查过去的资料，一查便知，又何苦来打扰我的美梦！”由于态度“极为恶劣”，季老料想那些人会有所报复，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季老就是这样，不屈服权威，活得正气凛然，铁骨铮铮。他的这种“硬”不仅是一种骨气，更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