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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学问(12)

乘数效应也叫“凯恩斯乘数”,事实上,在凯恩斯之前,就有人提出过乘数原理的思想和概念,但是凯恩斯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为西方国家从“大萧条”中走出来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有人将其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认为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公式和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基本公式。

凯恩斯乘数理论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在1929~192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得到重视,一度成为美国大萧条后“经济拉动”的原动力。

在我国,公共项目的“乘数效应”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带给我国经济的影响巨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减少、就业压力增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普通百姓们自然要“节衣缩食”,但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了政府的身上。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总额度为4万亿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来应对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下滑风险,这样的大手笔是史无前例的。这项经济振兴计划包括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多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正是因为庞大的公共项目的支持,中国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

再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奥运队北京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是不可忽视的。与奥运会直接或相关的产业有50多项,包括建筑、建材、信息产业、现代制造、服务业等。奥运因素的注入直接拉动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产生第一轮拉动;而这些行业的增长又需要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业的支持,因而产生新一轮的经济拉动作用。如此循环传导,奥运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奥运投资所引发的“拉动效应”所带动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奥运蛋糕”。如果按照“大投资”额来计算,以1.9为乘数,据此算下来的“奥运蛋糕”将近6000亿元。

如今,最初被用于宏观经济调控的乘数效应也不仅仅限于宏观调控中了。在管理中,同样存在着乘数效应。管理者都希望管理能达到乘数效应。比如一个促进销售计划的实施,管理者希望这个计划的效果可以成倍地增加,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策略配套实施,乘数效应很难实现。

银行提供的货币和贷款会通过数次存款、贷款等活动产生出数倍于它的存款,即通常所说的派生存款。货币乘数的大小决定了货币供给扩张能力的大小。而货币乘数的大小又由以下四个因素决定:

法定准备金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均由中央银行直接决定。通常,法定准备金率越高,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越大。

现金比率。现金比率是指流通中的现金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率。现金比率的高低与货币需求的大小正相关。因此,凡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都可以影响现金比率。例如银行存款利息率下降,导致生息资产收益减少,人们就会减少在银行的存款而宁愿多持有现金,这样就加大了现金比率。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现金比率越高,说明现金退出存款货币的扩张过程而流入日常流通的量越多,因而直接减少了银行的可贷资金量,制约了存款派生能力,货币乘数就越小。

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由于定期存款的派生能力低于活期存款,各国中央银行都针对商业银行存款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法定准备金率,通常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要比活期存款的低。这样即便在法定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改变也会引起实际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改变,最终影响货币乘数的大小。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比率上升,货币乘数就会变大;反之,货币乘数会变小。

超额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保有的超过法定准备金的准备金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超额准备金率。显而易见,超额准备金的存在相应减少了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之间也呈反方向变动关系,超额准备金率越高,货币乘数越小;反之,货币乘数就越大。

总之,货币乘数的大小主要由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超额准备金率、 现金比率 及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间的比率等因素决定。而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因素除了上述四个因素之外,还有财政性存款、信贷计划管理两个特殊因素。

我国古代有很多乘数效应的例子,比如古代忠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乘数效应,对于忠孝者而言,君或者长辈对他们的教育或者激励也仅仅限于几次偶尔的说教或者奖赏,但是这种思想却一直延续下去。达到了很好的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在管理中也有应用,管理者自然希望每一个决策都能实现乘数效应,即一种措施产生多重效果,但乘数效应不是一劳永逸的,乘数效应是包括一系列的措施在里面,只有这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发挥了功效,乘数效应才可能发生功效。所谓的配套措施,是使当初措施的效果进一步发挥的配套措施,比如管理中的激励措施,单纯的激励是不可能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的,必须要有相应的比如企业文化等的配套才可以,只有做好这些相应的措施,效果才可能发挥。

为国民经济发展指明方向——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关于经济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总的构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及其为此而实施的总体规划和方针政策

经济发展战略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运用起来的。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经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逐渐形成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随之产生经济发展战略概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A.O.赫希曼(1915~)较先使用这一概念,1958年他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60年代,不少国家总结工业化的经验,提出“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等经济发展的不同形式。同时,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使发展战略概念在国际上更为流行。

中国过去虽长时期没有使用经济发展战略概念,但在不同的时期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和总方针、总政策等,实际上含有经济发展战略的意义。中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发展战略”,也不同于“变通的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更加注意在经济增长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强调以高效益为中心任务;主要依靠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从事内含扩大再生产;开发物力资源和开发人力特别是智力资源并重;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科学的依据,一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国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本国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各种基本情况出发,使战略目标的确定,发展途径的选择符合客观条件、立足本国实际。国情的具体内容包括:

(1)自然资源条件。主要有土地、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以及地理位置、气候等条件。

(2)人口状况。人口状况包括人口数量、素质、构成、就业等方面。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在具体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人口价值具有两重性,在决策时,要把人口现状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等方面状况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3)经济条件。主要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科技教育等情况。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大小的重要表现,也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

(4)经济社会结构。主要有社会经济成分、管理体制、政治制度等状况。这些因素中,有的规定着经济发展的情况和方向,有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途径,有的起制约作用等。因此,在研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当综合考虑。

(5)科技发展水平。当代科技发展水平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突出,因此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到科技发展给未来带来的潜在影响,并据此估价和调整其他领域的发展政策。

2、客观规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要善于学习和总结实践经验,从经济实践中找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作出科学的决策。

3、国际环境。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形势及条件,对国内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当今世界,生产国际化加强,国际经济关系日趋密切。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资本转移、技术转让和商品贸易、国际劳力市场、国际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内容。

经济发展战略通常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①制定战略的实际依据和理论依据。要考虑本国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的历史和现状,并明确所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要指导原则。

②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拟实现的综合的、概括的总体目标和在某些方面比较具体的目标。

③提出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包括战略重点、实施步骤、力量部署、重大的政策措施等。

经济发展战略有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企业,都可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层次或较小范围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上一层次或较大范围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性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

民营经济战略。我国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核心内容,是国有和民营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对此,国家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优化国有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现国有经济的合理“退出”与“进入”;另一方面,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终使民营经济撑起了“半壁江山”。

对外经济战略。与改革相伴随的是对外开放,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我国在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突出表现在对外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上世纪末之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被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对此财政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持,包括出口退税政策、补贴政策等都得到广泛运用。而进入新世纪,一方面要适应WTO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也从追求出口规模转为重视出口质量,因此财政政策也进行了许多战略调整,例如规范财政补贴,运用税收来约束“两高一资”行业出口,鼓励高技术设备进口等。正是由于这些财政政策契合了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才使得我国经济在获得对外开放利益同时,尽可能地规避了国际经济动荡的风险。

产业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家重大经济战略中,产业经济发展战略尤其受到各界的关注。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业的升级换代、服务业比例的提高,一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焦点。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突出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装备制造业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不同所有制工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等。财政政策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角”。例如,通过增值税政策的改革调整,促使企业增强内生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合理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引导和吸引社会投资,促使资源配置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则。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又一重大经济战略。应该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而当前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中央从全局高度确定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政策,成为不同时期国家区域战略的重要支撑。从总量看,1994年到2006年,中西部地区累计享受转移支付占总额的84.6%,从发展趋势看,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转移支付比重从1994年的69.6%上升至2006年的86.1%。

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国策。它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带动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实现经济、资源和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物价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价格政策

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价格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是自发地由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决定的。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国家也制订价格政策,对某些商品价格进行干预,以此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