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检察官的判断。在吉莉死后的许多年中，慕尼黑一直流传着若干吉莉被谋杀的说法。有的说她是被盛怒之下的希特勒枪杀的，有的说是被希姆莱打死的。他们之所以杀死吉莉，目的是要把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希特勒与其外甥女的暧昧关系曾在纳粹党内惹起了不少流言飞语，并已对纳粹党的团结及其领袖的个人声望产生了影响，不仅是希特勒，而且整个纳粹党的处境都非常尴尬。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是将吉莉杀害。不过，上述说法只是一种逻辑推论，缺乏有力的证据。
即使是那些与希特勒和吉莉都很熟悉而又相信吉莉是自杀的人，他们对吉莉自杀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解释。希特勒的摄影师霍夫曼认为，吉莉另有所爱，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受不了希特勒的专制。希特勒的管家温特尔太太则认为，吉莉是爱希特勒的，她的自杀是失望或灰心丧志所致。也许只有吉莉本人才清楚她究竟因何而死，也许还有希特勒。但即使这些人心中有秘密，他们也早已将它带进了坟墓。
转眼60个春秋过去了，希特勒也早已成为千古罪人。但吉莉之死至今尚存疑窦种种，令人困惑不解。吉莉果真是自杀吗？如果是的话，那她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不是，那又是谁杀害了她？为什么要杀害她？除非发现确凿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吉莉之死，否则，历史学家们仍将无法对这一悬案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国会纵火案”之谜
1933年2 月27日晚，坐落在柏林共和广场西侧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国会纵火案”。那么究竟是谁潜入帝国议会大厦并把它付之一炬呢？
在1932年11月的德国选举后，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但纳粹党在选举中并未获得压倒多数，只占有议会32%的席位。希特勒想实行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授权法》，重新进行选举。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授权法》只在1923年经济危机时启用一次。因此希特勒上台后立即要求总统解散议会，定于1933年3月5日进行重新选举。
当时德国共产党是议会中第二大党，占有17%的席位，并且坚决反对启动《授权法》。希特勒要想占有议会需要的多数，必须将共产党打下去，因此他大力宣传德国正处于共产党发动革命的关键时刻，只有启动《授权法》才能制止共产党发动革命，否则德国就会处于共产党的恐怖统治中。
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发生后，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就以此为契机，嫁祸于共产党人。案情发生仅半小时，希特勒的得力干将、国会议长兼内务部长戈林就驱车赶到现场，并穷凶极恶地宣称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随后希特勒也赶到出事地点，并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随着希特勒的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冲锋队员冲进现场，当场抓住了“纵火者”范·德尔·卢贝。
范·德尔·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是为了反对纳粹党。经过和德国共产党领袖同时进行的审讯，根据《国会纵火法令》，希特勒于3月1日宣布共产党意图暴动，因此为非法。第二天，希特勒党徒按照早已拟定好的名单开始了大搜捕。3 月3 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台尔曼被捕，3 月9 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捕。紧接着，希特勒又颁布了紧急法令，勒令解散除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取缔工会及一切结社、集会。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德国。
1933年9 月至12月间，“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展开公审。但是“纵火犯”卢贝在法庭上当众表明：他从不认识季米特洛夫，也从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还有三个抓住卢贝的警察也否认在卢贝身上搜出有共产党员的党证。审判的幕后策划者们无可奈何，只好叫纳粹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出庭作证，但也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但判处卢贝死刑。不管怎样，纳粹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还是宣告破产了。
后来，经过专门调查，“国会纵火案”原来是纳粹党人为寻找打击共产党人的借口而导演的一出丑剧。冲锋队长恩斯特等人事前从戈林住宅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秘密通道里运进了汽油等易燃物，在唆使卢贝向国会大厦放火。同时，纳粹分子也从秘密通道进入国会大厦，在议会大厅点燃了易燃品，顿时，浓烟四起。就当卢贝在国会大厦内四处乱窜的时候，被当做纵火的替罪羊而被抓获，并被诬陷为共产党指派的纵火者。
德国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似乎已经清楚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是纳粹分子诬陷共产党的阴谋。但是在1962年，一位名叫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法学家在一本名叫《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神话和事实》的书中提出，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荷兰青年卢贝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他既与纳粹党无关，也与共产党无瓜葛，他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悄悄地潜入国会大厦，用几根木炭点燃了这座高大的建筑物。在书中，托比亚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纯属偶发事件，是一个谬误掀起了这轩然大波，并导致了以后的迫害浪潮。
托比亚斯的结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史学界人士对此议论纷纷。英国、美国、荷兰、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而瑞士、法国、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则对此结论持否定态度，长期以来两派史学家争论不休，风波一直没有停息。
由于两派都没有向对方妥协，所以，谁是国会纵火犯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是无论怎样，纳粹份子利用国会纵火案诬陷共产党的阴谋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历史也还了德国共产党一个清白。
希特勒为何血洗冲锋队
由于希特勒的变态心理，众多犹太人惨遭杀害。就是这样一个魔王，竟然连效忠自己的冲锋队都不放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1936年6 月30日凌晨，希特勒在戈培尔及大批随行陪同下，乘一长列汽车由慕尼黑抵达维西，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一天之内，包括参谋长罗姆在内的数百名冲锋队要人干将惨遭杀戮，随后又宣布解散冲锋队，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血洗冲锋队事件。
在希特勒纳粹党的历史上，冲锋队占有重要的一页，为希特勒及纳粹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参谋长罗姆为首的冲锋队对希特勒来说不可不算是自己人。那么对自己人为何还要下此毒手？
有人认为希特勒与罗姆之间的矛盾可能是造成希特勒血洗冲锋队的原因。罗姆是希特勒较早的政治伙伴，曾一起搞过政治阴谋，事情败露后又同蹲一个监狱，可说是患难之交。但同时两人又有分歧。罗姆是冲锋队的实际创始人，而希特勒起初并未让他领导冲锋队。1930年底，纳粹的势力已急剧膨胀，希特勒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冲锋队，又把罗姆请了回来，让他担任冲锋队参谋长。罗姆狠毒，残暴而又狂妄，同时又是纳粹运动中的“激进分子”。1933年初，希特勒及纳粹党掌握了德国的大权，冲锋队开始更加残暴地扩展纳粹恐怖统治。1933年2月，希特勒刚登上总理宝座，罗姆就提出要以冲锋队为基础，将陆军、冲锋队、党卫队置于国防部的统一领导下，并暗示要由他自己出任国防部长，这引起陆军将军们的强烈反对。希特勒不愿得罪陆军，权衡再三，考虑解决冲锋队的问题。正因为二人是生死之交，所以希特勒在最后解决之前曾和罗姆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密谈，以图达成谅解。
一直以来党卫队与冲锋队的斗争，也可能造成了冲锋队被屠杀的命运。成立于1925年的党卫队（黑衫党）最初是冲锋队的下属组织，在冲锋队膨胀的同时，作为希特勒铁杆卫队的党卫队亦迅速发展壮大。这两支政治力量在争权取宠的竞争中难免发生矛盾冲突，尤其自1929年希姆莱出任党卫队全国领袖后，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1930年，党卫队基本从冲锋队独立出来，其组织机构日益完善。加上党卫队纪律严明，组织性极强，又受希特勒偏爱，尽管只有几万队员，但成为冲锋队的强大对手。正当希特勒在解决冲锋队问题上犹豫不决之际，是希姆莱促成希特勒相信“罗姆要发动政变”，从而最后采取了过激措施。党卫队在血洗过程中亦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
此外，冲锋队长期以来与纳粹政权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冲锋队的成员主要是退役军人、破产者、失业者和获释罪犯，他们寄希望于纳粹掌权后给他们带来好处，但希特勒政权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未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冲锋队里有一种抱怨希特勒的情绪。罗姆便利用这种情绪叫嚣所谓“二次革命”，其用意只是向希特勒施加压力，为冲锋队争取某种利益。但冲锋队的这种鼓噪，以及他们肆意迫害犹太人、攻击教会等暴行使德国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也为纳粹政权招惹了许多麻烦和攻击。所以，希特勒便决定以冲锋队阴谋“二次革命”为口实，除掉惹是生非的冲锋队，取悦资产阶级。
1933年6月29日夜，罗姆的死敌戈林、希姆莱分别从柏林和慕尼黑给希特勒发来两份急电，称罗姆正和冲锋队高级头目们在特格恩西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密谋，准备发动政变，占领政府各部，这使希特勒找到借口血洗了冲锋队。
也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如此残忍地对待冲锋队，是因为当时冲锋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冲锋队成立于1921年8 月，它的主要职能是保护纳粹集会，捣乱其政敌的组织活动，破坏工人运动，对反纳粹者搞恐怖。在纳粹发家史上，冲锋队充当政治打手，为希特勒摇旗呐喊，作为纳粹的政治资本和实力后盾，对希特勒上台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纳粹一旦上台，冲锋队的使命就告结束。保障国家安全有国防军，维持社会治安有各种警察，实在没必要保留一种既非军队又非警察的武装力量。所以，不论通过何种途径，冲锋队都必须退出历史舞台。
希特勒血洗冲锋队的行动包含了复杂的政治因素，但到底是哪种原因促使希特勒痛下杀手呢？人们还在努力地寻找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庇隆为何网罗纳粹余党
曾在阿根廷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庇隆总统，为什么对为世界人民所痛恨和仇视的纳粹分子非常优待，甚至公开声称欢迎纳粹分子进入阿根廷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国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对法西斯德国战犯进行国际审判，然而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除少数首犯受到应得的严厉惩处外，许多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和血债累累的纳粹余党却逃脱了历史的审判，逍遥法外，其中不少人潜逃到南美的阿根廷，改头换面，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初的阿根廷，是在庇隆当政的时期。这期间涌进阿根廷的纳粹余孽竟累计达6 万人之多，其中有的战犯的级别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阿道夫·埃希曼，此人被称为“希特勒的大脑”，是1942年纳粹万湖会议上作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决议的主要策划者；马丁·博尔曼，号称“希特勒第二”、被定为希特勒政治接班人，他在纽伦堡法庭上被缺席判处绞刑；约瑟夫·施万伯格，波兰集中营的头目；韦尔特·库斯科曼，苏联利沃夫大屠杀指挥者；弗朗·拉德梅克，第三帝国犹太人事务局局长；鲁道夫·冯·阿尔文利文，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兹·缪勒，盖世太保头子；约瑟夫·门格尔，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爱德华·罗希曼，里加犹太人集中营司令、大屠杀指挥者；德国党卫军将领、庇隆密友奥托·斯科泽尼，奥斯维辛集中营头目格哈特·保曼……
这些人有的化名后进入阿根廷，有的干脆就用真名堂而皇之地在阿根廷生活，他们中除极个别被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犹太人组成的追踪纳粹秘密行动小组缉拿归案外，绝大多数人在阿根廷安营扎寨，过上了定居生活。许多纳粹余党在阿根廷可以说备受庇隆当局关怀，马丁·博尔曼在阿根廷期间曾六次被其他国家要求逮捕，但阿根廷警方不予理睬，也不加以任何调查，直到1960年让博尔曼安全无恙地逃离阿根廷。里加大屠杀总指挥爱德华·罗希曼在阿根廷还当上了维森特洛佩斯一个群众组织“合作社”的主席，并为地方警察机关募捐。曾经罪恶累累的纳粹战犯不仅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且受到了优厚的待遇，不得不令人大感不解。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在阿根廷历史上起过举足轻重作用、提出以“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而显赫一时的庇隆，为什么对为世界人民所痛恨和仇视的纳粹分子如此优待，甚至公开声称欢迎纳粹分子进入阿根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