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做红花衬绿叶的梅贻琦
1940年，清华在昆明的校友为梅贻琦举行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校友们出于感谢他对母校所做无私奉献的至诚，说了很多表扬夸奖的话。就连一向“高傲不逊”、从不轻易颂人的刘文典教授，也情不自禁地写长诗加以称颂。当临到梅贻琦致答词的时候，他则缓缓地说了如下一段话：
刚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我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定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现在不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赞扬话……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能是某个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置身于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也觉得很光荣而已。
点石成金：
历来都只有“绿叶”衬“红花”，如若“红花”反能够做到“衬绿叶”，那么这“红花”必定达到了极高的人格境界。当我们位居集体中的某一领导岗位时，应该学习梅校长的精神，端正自己的态度，肯定他人的价值，这样才能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在此岗位上越做越好。
清华园中第一个承认鲁迅的教授
鲁迅登上文坛，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承认。但他在各阶层人民中的反映又很不平衡。在清华园，特别是在教授层中，承认鲁迅较迟（鲁迅对清华园这块特殊的地方也不无偏见），与新文学龃龉的一派如吴宓等人自然是不用说，即在新文学一派中，情况也较复杂。如闻一多、朱自清由于有“新月派”或其他问题掺杂，平时对鲁迅实际上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的这种态度，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时仍无多大改变。在清华教授中，只有张荫麟较早而且是客观无成见地接受了鲁迅。1934年9月，当鲁迅《南腔北调集》出版时，他还热情洋溢地撰发了《读〈南腔北调集〉》：
提起笔来想介绍鲁迅先生一部使我感动的近期作品，不禁勃然涌出一大堆恭维的话。为求名副其实，此文的题目应该为《〈南腔北调集〉颂》。
先颂鲁迅。他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了。人有许多种。鲁迅先生不就铸造过“第三种人”的名词吗？但我所指的是那种见着光明俊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贫贱不能转移，威武不能屈服的人。像这样的人也许不少，但缺乏的是鲁迅笔下的技巧和力量。
点石成金：
面对新事物，人们往往会产生本能的排斥，而且很容易受到既有观念、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对其进行有失公允的评价，这样做既无益于正确全面地认识事物，又会影响自己接受先进思想、更快更好地发展，是不可取的。对待任何事物，我们更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了解和分析。
梁思成最委屈的设计
1938年，由于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著名大学南迁云南成立西南联大。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联大校长。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就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
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因为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次又一次：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次，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希望梁思成再做一次调整。
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进行严格控制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梅贻琦的声音不大，却有些颤，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那天他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为西南联大设计茅草房，也许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
点石成金：
让大建筑师梁思成来设计茅草房，的确是大材小用，然而，梅贻琦的一席话让梁思成理解了他的难处和良苦用心。这就是理解在人与人之间相处和沟通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最好的理解方法莫过于将心比心，只有当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了解情况时，才能切身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和苦衷，才能理解他人。理解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会、芥蒂的一剂良方。
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被人轻视的
张荫麟是当年清华最勤奋好学的学生之一。据当年高他三届的挚友贺麟教授回忆，他当时是一个天天都进图书馆的学生，“在别的同学在体育馆运动或在操场上打球的时候，他大概总是仍然在图书馆里”。有一次，他们俩一同去见梁启超，梁启超非常高兴，当面称赞他“有做学者的资格”。
张荫麟的国学根基很好，贺麟说他的古文写得“没有章太炎的晦涩，没有梁启超的堆砌，没有章士钊的生硬，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他“并无意想作一个古文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反而常写白话文，他的白话文写得同样优美，而且一丝不苟，有其独到的风格。他常说做文章要有“作家的尊严”。张荫麟幼年丧母，在清华读书期间又失去了父亲。这时他上无父母，中无长兄，不仅经济来源断绝，而且还须要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师友中有知道他家境窘况的人，纷纷表示愿意尽力给以帮助。但是他“打定了自力更生的主意”。此后的许多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靠向报纸杂志投稿获得些许稿费来维持。好友贺麟毕业赴美时，他谆谆以“埋头学问，少作肤浅文章”相勉勉。他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贺麟感慨地说：“他说这话的声音姿态，我都仿佛记得就发生在昨天。他这话说到了人的自尊心，鞭策着我，使我几年在外国不敢不在学问上多努力。我想他这话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我要替他让全国青年都知道。没有学问的人，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还是要被人轻视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点石成金：
在20世纪上半叶，清华的学子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学问和知识的重要性，说出了“没有学问，到处都要被人轻视”的至理名言。那么，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青少年，就更加没有理由让自己停滞不前了。所以，我们必须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成为博学之人，这样才能在未来社会受人尊重，走在时代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