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解读康熙（1654—1722）
1661年，顺治帝出天花，病重即将不治，孝庄太后急忙召开会议，主持讨论子嗣继承问题。顺治帝本人意欲立皇二子福全。突然，有人用蹩脚的中文提出一条建议：为了避免圣上出天花不治的悲剧重演，应该挑选一名出过天花的皇子即位。
这句话切中肯綮，顺治帝心头一凛，决定采纳。托那位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福，已出过天花的8岁玄烨即位，成为日后赫赫有名的康熙大帝。
康熙8岁即位时候，距清建国仅17年。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政治上，大权为鳌拜所控制，国内有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三藩势力拥兵割据一方，台湾和广大边疆地区也没有统一；文化上，满人还未融入汉族，汉人反满情绪强烈；经济上，历经战争，农商凋零，百废待兴，对外厉行海禁，闭国自守，无论哪一方面都困难重重。用阎崇年先生的话说：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事实证明，康熙承担得起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纪连海先生对康熙智擒鳌拜有生动的赞美，少年康熙一举拿下鳌拜，并迅速处理，短短十天之内“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将影响降到最低点，成功夺回大权。在这件大事上，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阎崇年认为康熙的事前精心筹备，慎之又慎，更能体现他的“慎”政。
这与他自小父母的早早离世有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幼年的不幸砥砺着康熙勤奋学习。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学习，认真研读儒家经典，系统学习治国安邦的道理，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康熙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特别是又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使他形成了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他谨慎坚韧的人格力量。而此后康熙的所作所为，更是他运用“慎”政成功担当历史使命的佐证。
初生牛犊不怕虎，除掉鳌拜后，少年天子康熙开始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于乾清宫内批阅奏章或踱步思索，有那么一日，他拿起笔，在殿内的柱子上写下三件必须解决的难题——三藩、河务、漕运。
这些难题必须解决，但康熙也不会脑袋一热就干。恰恰相反，阎崇年先生说康熙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 “慎”。熟读汉族经史的康熙清楚藩镇割据危害严重，必须除去，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不过他也知道削藩之事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谨慎处理。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削藩，都要引起一次激烈的反抗，汉景帝时削藩引发的七王之乱与明惠帝的削藩削了自己帝位都是生动的例证。
有了前车之鉴，康熙自然会慎之又慎，不到成竹在胸的程度是不会贸然行动的，4年的深思熟虑与暗地布置之中，康熙一直在寻找下手的机会，终于在机会来的时候，先发制人，果断下令三藩齐撤。提前的思考与筹备让他“知其当然”，他知道最坏的结果就是用武力解决。但最重要的是，他能镇定自若、冷静指挥，重用汉族官员，提升他们的地位，博得汉族知识分子的心，“剿抚并用”，孤立了吴三桂。三藩战争整整打了8年，康熙在这8年中越来越成熟，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为此后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两战雅克萨积累了战争经验。
前面提到，康熙在宫中柱子上写下三件事，第一件已经解决，还剩两件。河务和漕运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即治河。因此，三藩平定后，康熙重点抓的就是治河。在这件事情上更能体现康熙的“慎”政。康熙亲自派侍卫逆黄河而上，一直到黄河源头星宿海，一路绘制了黄河全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把黄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就开始进行治理。他任用贤能的官员来治河，一个叫靳辅，一个叫陈潢。他们有意见分歧之时，康熙开朝廷会议让他们各抒己见，互相驳难，都各说各的道理。康熙没有支持一方，反对一方，而是集思广益，下令在京的大臣，凡是老家在黄河沿岸有关地方的，每人上书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康熙看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后才作出决定。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清朝开始走上盛世之路，阎崇年说，康熙面临的难题都解决了，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黄金时代，正如柏杨先生所说，这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百姓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基本的能力，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期，这一百年间的中国百姓，好像活在天堂。
【名家巡礼】
纪连海，1965年生，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带头人，西城区兼职历史教研员。曾在《百家讲坛》开讲《正说和珅》、《正说刘墉》、《正说纪晓岚》、《正说多尔衮》、《正说鳌拜》、《正说吴三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