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眼中的商鞅（约前390—前338）
自古改革就是一件难事，相对于革命来讲，改革是温和的，因为温和，所以改革就倍显艰难，而改革者也要承受革命者所没有的压力。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改革者往往成为被谴责的焦点，而改革者的下场也往往是悲剧性的。与商鞅同时代的吴起，被乱箭射杀，后世宋朝的范仲淹和王安石，因为变法而遭贬谪。而最惨的是商鞅，他的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却被五马分尸，死后的尸体还被痛恨他的人加以乱刃。他为秦国鞠躬尽瘁，最终却落得身败名裂。商鞅为秦国铺平了发展的道路，却被秦国人在这条路上踩死了。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说 “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 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 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商鞅的言论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其中他治世不法古的思想更为后世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子所继承。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同意变法。
而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并没有因为新法的公布而止息，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把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通过这新法的实行，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 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刘向明确指出，商鞅变法是秦得以并天下的根本。“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
但在历史上，对于商鞅的评价多负面之言。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从做人的角度来讲，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中肯的，商鞅确实是一个“天资刻薄”之人。他孤高自许，率性而“绝情”，从不左顾右盼，不为自己留任何余地。后世还有人评价他“毁灭孝悌，败坏人的天性”。因为他身为高官却坐视母亲为奴，两千年前的贾谊评商鞅说他舍弃礼义，只知道爱儿女，甚至杀兄杀父。商鞅忍使意中人琵琶别抱，弃幼年旧交，舍变法新知，剐去官场同道之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变法虽成，他自己却众叛亲离，人人欲杀之而后快。这是他身败的原因，而世人以人而论事，更把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也归罪于商鞅，从而把商鞅说的一无是处，就有失偏颇了。
秦灭六国，可以说是商鞅变法之功，没有商鞅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强盛，但是。当秦统一六国之后，仍然用商鞅的政策，实行严刑峻法，没有从商鞅变法中吸取“治世不法古”的经验，没有很快地实现统治方式的转型，这直接导致了秦朝的迅速败亡。这一点，秦始皇显然不如刘邦，因为刘邦在做皇帝后很快就明白，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但秦始皇不明白，可以用法家得天下，但不能用法家治天下。秦的严刑峻法是导致秦朝遭到普遍反对的重要原因，而刘邦入汉中后，与民约法三章，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但如果把秦灭亡的账一块算到商鞅头上，那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如果没有商鞅的变法，或许秦国早就被其他国家所灭，也就没有二世而亡的故事了。
作为一个法家的改革者，要想取得成功，寡情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寡情，才能够雷厉风行，才能够做到公平公正，才能够维护法的精神。这与儒家的传统思想正好是相违背的。且看商鞅的政治主张：“人性乃法所固，非情所致”，这与人们从开蒙时便须牢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共识完全相悖；他主张治理国家应“九分刑罚，一分赏赐”、“一人犯法，九家连座”，这又与孔夫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背道而驰；他标新立异，锐意改革，“反古者未必错，循礼者未必成”，直接向传统的周礼宣战。所以，当后世文人站在儒家礼治、德治或文治的立场来评判，自然与商鞅之思路不符，而秦汉之民又多受秦苦，更增添了一份感情上的排斥。故而商鞅成为秦的霸政——与暴政为同义语的设置者，进而成为千古骂名的承受者。
今天对商鞅的评价，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商鞅变法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在当时，富国强兵是其必然的目标选择。为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商鞅选择了以法律和军功为成功的手段，最终归纳为以帝王为中心的权力机制，从而实现了秦国的强盛。
但秦国的强盛更反衬了商鞅的人生悲剧，他为秦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被新王以“谋逆”之罪判“车裂”酷刑。为了实行新法，他不见容于同僚，不见谅于百姓，建不世之业却不见容于天地，一代豪杰的下场怎一个“悲”字了得。
【名家巡礼】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楚辞》是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