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至18世纪中期，文人变为国家首要政治家的原因及其后果
过去发生的那些古老的事件，都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作了很好的铺垫，我暂且不去深究它们。我要论述的是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的事件，它们需要从最近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事件中来探寻。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法兰西民族的文学成就都独树一帜，欧洲的所有民族都难以与之相比。在18世纪中期前后，法国文人展现了他们从未展现过的精神，占据了他们在历史上从未占据过的地位。我想，这种情况不仅在法国史无前例，甚至在其他国家也从未发生过。
和英国文人不同的是，法国的这些文人从不涉足政治领域。而且恰恰相反，在一个官员很多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没有任何权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加超脱过。
但是，他们不同于大多数的德国同行们，完全地不关心政治，只一味地将自己深埋于纯哲学或美文学之中。毫不夸张地说，法国的作家真正关心的反而正是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甚至终日谈论它们：社会的起源及其原始形式问题、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问题、人与人之间自然和人为的相互关系问题、习俗的谬误和合法性问题、法律的各种原则本身的问题等。
为此，他们每天都在深刻地探索着，一直深入到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并严格地考察其结构，尖锐地批判其设计。
事实上，关于这些重大的问题，虽然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将其作为需要深刻研究的对象，大多数作家只是略微涉及，自娱自乐，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作家都遇到了这些问题。在那个时代所有的著作中，无论是大著作，还是诗歌作品，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这些抽象的文学政治因素。
只是这些作家的政治体系分歧很大，虽然有一些人想将这种分歧进行调和，使之形成一个统一的、被公认的政府理论，但是这项工作从来没有人完成。
即便如此，如果我们忽略细枝末节，从根源去看，也不难发现，尽管这些作家的体系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至少在最基本的观念上能够达成共识。这个最基本的观念是他们不同思想的共同来源，仿佛在他们的头脑中最先存在，是他们每个人都设想到的。
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在前行中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他们的起跑点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觉得，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应该用那些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提取的法则取而代之。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18世纪的政治哲学，就被包含在这个最基本的观念之中，只要人们仔细思量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
3000年来，这样的思想一直在人类的想象中，不断地闪现，只是从来没有被统一地固定下来。因此，尽管这一思想并不新鲜，却带给我们一连串的疑问：
这一次它如何让所有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呢？为什么它不像以前那样，只是闪现于为数不多的哲学家的头脑中，而是不可遏制地延伸到大众中去，使人们的政治热情如同火山一样爆发，经久不衰呢？为什么关于社会性质的抽象理论，竟然成了人们日常闲聊的话题，甚至连妇女和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极大地激发呢？为什么没有地位、荣誉、财富，也没有职务和权力的作家，竟能摇身一变成为首要的政治家，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呢？难道是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而唯有这些作家在执掌权威吗？
这些似乎仅属于文学史的事件，对于大革命，甚至对于我们今天，都产生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影响。我想用一些话来说明这样的问题，让大家知道这是何种非同小可的影响。
在18世纪，有这样一种现象：哲学家们普遍的观念与他们所处时代作为社会基础的观念，这两者之间如同水火一样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存在的。
当时的社会向哲学家们提供了这样的景象：荒谬而可笑的特权极度泛滥，使人们的内心感到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让人们认为，这种特权无须存在。哲学家们的思想正是被眼前所看到的社会景象同时推动，或者说是这种景象将哲学家们的头脑同时抛向“人类社会应当人人天生平等”的思想。
那些从旧社会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虽然早已丧失它们应有的作用，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要将它们进行改造，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且仿佛还要一直沿用于后世。这些景象哲学家们都看在眼里，因此，他们对旧事物以及传统深感厌恶，也就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理性为唯一的依据，描绘出一幅崭新的未来图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当代社会。
这些作家对于政府问题的抽象理论的兴趣，与他们的处境有关。他们的生活与实际是远远脱离的：没有任何生活经历减少他们天性中的热情；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预先提醒他们，现实会为改革带来什么样的障碍；他们也没想过，那些必然伴随革命而来的危险。他们甚至对这一切都毫无预感！
由于没有最起码的政治自由，作家们对政界的情况所知甚少，而且也并不关心。他们不仅与政界毫无关系，甚至也无法看到他人在政界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如果一个人见过自由社会，或者听过关于它的争论，即使他不关心国家事务，也能得到一些关于它的教育，但是这些作家们连这种浅显的教育也无从得知。
这样，作家们的想象力仿佛插上了翅膀，他们毫无胆怯地创新，更加热衷于那些最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所谓的旧社会的哲理，并且更加狂热地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这些无法抑制的激情，在那些专门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几乎很难看到。
因为同样的愚昧，民众极端相信作家们的言论，并衷心拥护他们。然而，如果法国人和以前一样，通过三级会议参与政治，每天能够在省议会中致力地方行政，他们就会维持一定的规章制度，以防止统一理论的产生。那么，也就可以断定，法国人绝对不会被作家的思想轻易煽动。
如果能同英国人一样，拥有可以通过实践逐渐改变旧体制的精神，法国人也就不必废除旧的体制，这样，他们可能就不必心甘情愿地去想象那些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在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每一个法国人，每天都在承受着一些旧法律、旧政治惯例、旧权力的限制。这几乎是一种特殊的顽疾，他们找不到任何一味能够医治这一疾病的药方。似乎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旧的国家体制。
然而，当其他的种种自由只能掩埋于废墟中，我们至少还保留了一种自由，即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哲学思辨，不受限制地讨论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以及人类所应该拥有的原始权利。
这样，所有被现有的立法所限制的人们，很快便热衷于这种文学政治。我们不难想到：那些由于天性或者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对于文学政治的爱好，更是深入内心；那些被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压迫的纳税人，均因人人平等的思想而感到异常振奋；那些一直饱受贵族邻居祸害的小所有者，无不因一切特权都应受理性谴责而欢欣鼓舞。
这样，民众的种种激情都披上了哲学的外衣，政治生活被一只强大的手臂推入文学的行列。作家也因此掌控了舆论的航向，并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最高政党领袖所能占有的地位。
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任何人有能力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
以前，贵族阶级在其鼎盛时期既管理国家事务，又领导舆论，并限制作家，控制其思想。但是，18世纪的法国贵族随着其信誉和权利的消失，已经完全失去了那些统治权。由于贵族在精神领域已经失去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作家也就能够在这一片领域中尽情驰骋，独自占据着这个至高的位置。
除此之外，虽然作家们夺去了原本属于贵族的地位，但是贵族选择支持作家的伟大事业。贵族们甚至完全忘记了，如果这种普遍的理论受到民众的认可，就会不可抑制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具体的行动。
因此，贵族竟然把威胁到他们的特权，甚至与他们的生存都格格不入的新学说，简单地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娱乐，他们甚至愿意置身其中，一味地消磨时光，一边安稳地享受着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又平静地驳斥着那些旧习俗的荒谬。
当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如此盲目地促进着自己走向灭亡的深渊，令人们感到格外惊异。但是，他们从哪里看到希望的光芒呢？要使主要公民们得知自己所面临怎样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们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总是必不可少。
由于公共生活最后所留下的痕迹，已经远离我们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丝毫未注意过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他们总是和他们的先辈们认为的一样，由于这座建筑表面上没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从未听见这座朽屋发出任何撞击声和噪音，便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
在1789年的陈情书里，贵族们曾经对王权的侵越行为表示担心，他们在15世纪的陈情书里也曾这样担心过。
在国王方面，伯克曾深刻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即将被民主洪流淹没的那一刻，仍然认为贵族是王权的首要敌人，仿佛人们还生活在投石党运动的时代，他对贵族毫无信任。相反，就如同他在先王眼中一样，资产阶级和人民在他的眼中，是王室最坚实的依靠。
但是，我们已经目睹过太多场革命所留下的残迹，这就让我们更加奇怪：在先辈的头脑中竟然不存在暴力革命这个概念，他们既从未讨论过、也从未设想过暴力革命。
而公共自由也只是不断地给安稳如山的社会，一次又一次轻微的震动，时时提醒着社会可能走向覆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然而，在18世纪法国社会就要陷入深渊的时候，却没有听到任何社会即将倾覆的警告。
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贵族等级、教士等级和第三等级所起草的陈情书，我都细心阅读过。我看到有的人要求改革法律，有的人要求改革惯例，我都一一做下了笔记。当我把这一项繁杂的工作做完，并且将所有不同的要求集中到一起看时，我的发现让我惊恐万分，人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同时并系统地将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全部废除掉。这也让我立即感觉到，这一场革命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
而那些很可能在明天就要成为牺牲品的人，竟然对这种危险毫不知情。他们甚至认为，对于如此复杂、陈旧的社会，只要借助理性的效力，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
这些可怜的人啊，400年前先辈们那些朴实有力的话语，竟被他们在一味的盲目中遗忘：那些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的人，也必然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一直都不能参与公共生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并不怎么让我们惊奇。而那些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他们所表现出的缺乏预见、愚昧无知，才真正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处理本职工作时都格外在行，而且对于当时政府的细枝末节也无所不知。
但是，一旦涉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理解社会的普遍运动、如何判断并预见民众的精神动向及其后果的科学时，这些人就如同普通的民众一样，对此一无所知。而事实上，只有在自由的政治制度下，才能把治国安邦的权利完全交给政治家。
这一点，杜尔阁在1775年写给国王的呈文中说得十分清楚，他主张进行自由的全民选举，国王每年应召开为期6周的代议制议会，但是议会只谈行政，绝不涉及政府；只提供咨询，不表达意志；只有权讨论法律，无权制定法律。
杜尔阁道：“通过这种方式，王权就能不受阻碍，又能得到一定的启发，而且公众舆论也能满意，不会隐含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并没有权利反对国王的必要行动，即便是它们不听话（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国王永远是国家主宰。”
一项措施的意义以及杜尔阁所在时代的精神，是不会被低估的。的确如此，通常的情况也总是这样，只有当每一次革命即将接近尾声时，人们才会想起并且能够不受指责地实行杜尔阁提出的政策，即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让人们略微看到一些自由的身影。
奥古斯都的尝试曾获得了成功。当一国的国民已经厌倦了冗长而又无止境的争辩时，只要能获得安定，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任人欺骗。历史也能向我们呈现出很多鲜活的例子，如果要使国民满意，不需要大费周折，只需要在全国找到一些无名的或者无独立性的人，发给他们一定的酬劳，让他们装扮成政治议会的角色，演给国民看。
但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一场革命的开始阶段，因为这样不仅难以让民众满意，反而会激怒他们。在自由国家，连最普通的公民都会明白这一点，而杜尔阁作为行政官员却对此毫不知晓。
法兰西民族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自身的事务并不熟悉，而且缺乏必要的经验，对国家制度深感不满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改善；同时，在整个世界上，法兰西民族又是最具文学修养、最热爱聪明才智的民族。了解了这些，人们就能够理解，作家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并且最终成为首要政治家。
在英国，研究怎么治理国家的作家，与国家官员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些人用新思想指导实践，另一些人通过具体事实来进一步修正理论。然而在法国全然不是这样。政界有两个不相往来、被分离开来的区域，仿佛是一直被划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