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引用弗雷曼维尔士的著作是想说明，在封建社会初期很长的时间内，贵族阶层是如何与平民接近，如何一起处理公共事务。
如果说领主法庭是贵族阶层与农村平民处理共同事务的形式，那么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同样可以看做是贵族阶层和城市资产阶级通力合作的产物。
我曾仔细研究了14世纪三级会议留下来的资料，特别是当时省三级会议的资料，第三等级在这些会议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所发挥的力量令我感到无比惊讶。
的确，14世纪的单个资产者权力远远比不上18世纪的资产者，但如果把整个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所能得到的保障和地位却远远超过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
在当时，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们是受到其他阶级尊重与重视的。
让我感到惊讶的不是资产阶级拥有的政治权力，而是14世纪的第三等级能够如此轻松地和贵族阶级共同管理政治事务。非但在有非正规的革命性质的三级会议中如此，在同时期的、按正规的惯例办事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是如此。
奥弗涅省就是由三个等级共同裁定政策，并从三个等级各派出监督员监督执行，同一时期，香槟省也以同样的方式制定政策。14世纪初的许多城市中，贵族与资产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侵害，保卫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这次著名的运动我们大家早已熟知。
总而言之，那个时期的法国历史有很多这样的插曲，就像是从英国历史中抽出来的一样。过了这个时期，就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了。
事实上，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的召开次数越来越少，甚至基本上已经停止了。普遍自由权利宣告死亡，地方自由也随之毁灭，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联系从此被割裂，他们再也没有联手合作的需求和机会，于是开始渐行渐远，形同路人。等到18世纪这场革命完成的时候，这两种人已经没有公共的交集。他们从伙伴变成了对手，最后变成了敌人。
法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整个贵族阶层丧失政治权力，可是单个贵族却拥有了更多的特权，贵族阶层的统治权越来越少，可是贵族本人却越来越多当官的机会，平民在路易十四时期时代都比路易十六时期时代更容易入仕。
这种情况在法国倒很少见时，至少没有在普鲁士那么普遍，贵族一旦取得了这些特权，便世袭相传，无法剥夺，这个时候，贵族阶层就彻底与掌权阶层无关，而只于血统有关。
在这些特权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内容是免税特权。
从15世纪到法国革命，贵族所拥有免税特权一直在扩大，国家开支增长越快，它的扩展就越大，比如查理七世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120万里弗尔，贵族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就很小，而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军役税的数额已经达到8000万里弗尔，这个时候，贵族的免税特权就非常大了。
当平民只需要缴纳军役税的时候，贵族的免税特权还不大明显，但是，当苛捐杂税成倍增加，其他税种也以军役税的名义被征收，连徭役，自卫队等等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负担都被巧立名目地划入军役税中时，贵族的免税特权看上去就非常诱人了。
当然，事情并不总想表面看上去那样。贵族的免税特权看上去似乎很不平等，但其实，贵族只是本人免税，却不得不提自己的佃户交税，这笔钱一分都不会少。
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真正的不平等更能激起人们的不满。
由于财政吃紧，路易十四在他的统治末期确定了两项税种：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但是，贵族的免税特权毕竟根深蒂固。即便触犯它，也得给它留下三分面子，得小心翼翼，凡事需要让贵族和平民共同交税的时候，都尽量让贵族感到有所区别，小心维护他们的自尊和荣耀。
尽管整个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税收上面的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把不平等贯彻地像法国那么彻底，让人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
有很多方法能把在所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彰显出来，而税收不平等是其中危害最大的方法。因为除了不平等之外，它还会制造孤立，并且在不平等和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因为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所缴纳的不同等额度的税款，等于是划在两个阶层直接的楚河汉界，无时无刻地提醒界线双方各自的身份。在这种划分下，每个拥有拥有特权的人都会明显感觉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特权，于是更加刻意地让自己与其他阶层的人保持距离，甚至努力拉大距离。
而处理公共事务是不可能不遇到税收问题的，没有一项公共开支不会直接或间接导致税收，所以当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税款之后，他们就没法在一起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因为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已经不再感同身受了。几乎用不着费力去分开这两个阶层，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更没有动机去共同合作了。
伯克曾经高度赞扬过法国的旧政体，对于我们的贵族制度，他更是赞叹有加。
在旧法国，资产阶级可以轻易便地获取官职从而跻身贵族的行列，伯克对这一点尤为赞赏，他觉得这很类似于英国开放的贵族制度。
伯克说只对了一般。的确，路易十一曾经慷慨地加封爵位：目的是为了让贵族的身份贬值；路易十一之后的国王则会采取卖官鬻爵的方式出售爵位，根据内克的描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设置了4000个职位用来晋升贵族的需求。
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景，而伯克将此英国的贵族制度类比，只能说是大错特错。
英国的贵族之所以没有和资产阶级产生强烈冲突，两者反而紧密联结，绝不是因为伯克所说的“开放性”，其主要原因是英国贵族形象具有模糊性，贵族与非贵族的界限不明确；英国贵族真正的开放性不在于人们能够进入贵族阶级，而在于人们自己都知道什么他们时候进入了贵族阶级。所以，每一个徘徊在贵族圈边缘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英国的贵族政府利益一致，当然，也会从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荣誉和利益。
但在法国却不一样，尽管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具体差异很容易弥补，但贵族用来与其他阶级的城墙却始终存在，牢固而明显。城墙内的人拥有光彩照人的标志，却被城墙外的非贵族所憎恨。
贵族制度没有丝毫要倒塌的痕迹，反而无限加剧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而新晋的贵族更是让原来还处于平等地位中人的嫉妒，仇恨因此更加加剧，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他们对敕封贵族的愤怒一直超过对世袭贵族的愤怒，最奇特的是他们非但没有要求将平民通向贵族的路径扩大，反而要求将其缩小。
1789年，法国贵族的爵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容易获得，但资产阶级却和贵族的隔阂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难以逾越，非但贵族无法容忍任何带有资产阶级气味的东西，资产阶级也会远远避开所有看上去像贵族的人。
在某些省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世袭贵族排斥新晋显贵，因为前者认为他们不够高贵，同时世袭贵族也被资产阶级排斥，因为后者认为他们贵族气太重。据说，拉瓦锡就是这种情况。
前文我们探讨的是贵族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分离，而如果仔细观察资产阶级，我们会发现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分离几乎和他们与贵族阶层的一样严重。
在旧法国，资产阶级几乎全部住在城市。这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的：
首先是因为令人难以忍受贵族特权与军役税。
那些贵族对居住在自己领地内农民十分和气，但对自己的资产者邻居却十分蛮横无礼。而且随着他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小，他们反而变得越发蛮横无理，一方面是因为告别了统治者身份后，他们就不必再去敷衍那些能帮助他统治的人，另一方面，就像人们经常讽刺的那样，贵族们喜欢用使用那些表面上权利来弥补自己真实权力丧失后的失落感。
当然，让资产者离开农村前往城市的最重要原因，是军役税。
本来我可以先简要地说明一下为什么我想，我本可以通过寥寥数语说明为什么农村的军役税和其附加税比城市要重，但这个似乎与主题无关，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聚集在城市里的资产者在有种种办法减轻军役税的压力，甚至免交军役税，但他们农村，他们绝对找不到办法。所以说，从农村像城市聚集是资产者逃避军役税的一种重要方式。
比起一个公民所承担的其他义务，他们更加害怕缴纳军役税的义务。可是，在农村里除了贵族谁也逃不掉这个负担，因此平民中的有钱人宁可出租自己的产业遁入附近的城市，也不愿承受受这笔税收。正如杜尔阁所说：“军役税的征收使农村中所有平民资产者几乎都变成了城市有产者”。我所翻阅的相关机密文件证明了杜尔阁的观点。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比起欧洲大部分其他国家，法国拥有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
富裕的平民在城市定居下来，用不了多久身上的乡土气息就褪去了，很快，他们对农村生活以及在农村生活的同类人变得彻底陌生，他们的生活只剩下一个目的：在所移居的城市谋一份行政管理的差事，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不要以为今天的法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法国人对政府岗位的热衷是来自于大革命时期，事实上，这种热爱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产生，并且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滋养，不断茁壮成长。
旧制度下的官制与我们现在的管制并不相似，但那时候有更多的政府岗位，特别是那些级别较低的岗位简直无穷无尽，仅仅从1693年至1709年的十六年中，他们就设置了四万个岗位，连资产最少的资产者都可以给自己谋划一个岗位。我曾经统计过一个中等规模的外省城市的官员任职情况，1750年，担任该城法官职务的人竟然有109人，而担任执达吏的人有126人，所有这些人都来自城市。
资产者对于担任政府职位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一旦拥有了一笔小小资本，他们首先会用来购买官职而不是做生意。
比起行业师父和军役税，资产阶级的这种心理对于国家的危害更大，有时是对于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一旦出现官职供不应求，求官者就会绞尽脑汁来发明一个新的官职。一位名叫朗贝尔维尔的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反复论证为什么国家需要在某个行业中设立一名观察员。虽然这位朗贝尔维尔先生通篇都没有主动提出希望担任这一职务，但这位粗通文墨，生活优越，弄不到一官半职就死不眼目的朗贝尔维尔先生到底想做什么，每个认识他的人都心知肚明。
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从国王那里弄到一官半职。”
所以，在对于官职的热忱上，今天的法国人与过去并无不同，最大的不同只是在获得官职的方式上：当时的人花钱向政府购买官职，而今天的人则通过将自己交付给政府的方式获得政府授予的官职。
由于居住地点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外加加常见的利害关系，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人们总是怨贵族在捐税问题上享有这样那样的特权，但是很少有人指责资产者的特权。他们的特权主要来自于那些为他们而设置的上千种官职：有些人免去自卫队的负担，有些人免去了劳役的负担，还有一些人免去了军役税的负担。当时有篇文章质问写道，除了贵族与教士之外，哪个教区内没有几个靠着职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种特权的居民呢？
有时候甚至连国家都承受不起这种特权，不得不削减留给资产者的职位数量，因为靠此免除军役税的人太多了，导致国家收入锐减。事实上，我丝毫也不怀疑，资产阶级中拥有免税特权的人绝不会比贵族中的特权者要少。
这些特权导致的结果是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恨，而享有特权的人更加飞扬跋扈。在整个18世纪，郊区农民妒忌城市资产者，而城市资产者同样敌视着郊区农民，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调和他们的矛盾，原因如同杜尔阁所说的：“每座城市都只顾自己的特殊利益，为此它们不惜牺牲周边的农村和农民。”在另外的场合，杜尔阁还曾对总督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在城市里制止一切掠夺和侵犯，但是你们想过吗，城市对于周边的农村和农民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一种掠夺和侵犯。”
而对于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资产者也不再热情，甚至变成了敌人。因为他们努力地把本城公共开支全部转嫁给下层平民单独承担。正如杜尔阁在他的著作里说过：“城市资产者已找到一种方法制订入市税，以免承受这个重担。”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找到了无数证据。
但是最能导致资产者与其他阶级分离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本身也害怕将自己与人民混同，并且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在一封致总监的呈文中，一位城市资产者这样说道：“假如国王同意市长职位重新实行选举制，那么候选人最好只能从本城显贵，甚至只能从初级法院中挑选。”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讲述了国王们如何不断地从人民手中夺走他们的政治权利。几个世纪以来的一切立法都贯穿着这一思想。而城市资产者经常参与这项立法，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