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对他们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把这段话登了报。这是为准备发动反击而发出的公开信号。
反右派运动
又过了两个星期，对右派的反击开始了。那时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他自己同共产党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他讲话后却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称他为无耻之徒，并且说：现在还敢为虎作伥，就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说：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社论还引用历来主张爱国民主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元老何香凝的话：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提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变成为政治斗争。这是事实。但是，如何正确地领导这种斗争，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这样，反右派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7月间，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时又写了一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章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文章又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
7、8、9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6万多人。到了1958年整个运动结束时，竟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运动的后果
过了24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50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1957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在整风过程中，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已是黑云压城的局面，把一些从善意出发提出的尖锐意见，以及虽说了错话但并非出于敌意的意见，都看成敌对势力的活动，并且采取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用习惯的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各地又纷纷加码，甚至有挟私报复的，使反右派运动严重地扩大化了。在运动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建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中许多人失去公职，被送去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甚至遭受更悲惨的命运。少数留在原单位的，也降低了级别，大多用非所长。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由于在反右的扩大化中相当程度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人对提出不同意见产生顾虑，担心被断章取义地无限上纲而带来严重后果，从而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
从1959年到1964年，虽分五批给他们中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对原来的错误处理并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检查和改正，使他们在社会上依然受到歧视，被称为"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普遍受到冲击和摧残。197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们进行复查，把错划的人改正过来。经过甄别，对其中98%以上的人作了改正。有学者分析：属于改正的人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一部分人是出于善意，对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了，当然必须改正。(二)一部分人在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但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也是错误的，也应该改正。(三)还有一部分人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考虑到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也考虑到他们确有转变，也给改正。总之，是本着从宽的精神予以改正的。
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此对国内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国内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运动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1957年2月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
但经过7、8、9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在向"左"发展，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由于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为"大跃进"的发生开了方便之门。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实也确是这样，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在反右派运动的余威震慑之下，噤若寒蝉，"大跃进"的发生，就没有多大阻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