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节，曾为党的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来到阔别30多年的一大会址，睹物思旧，不禁百感交集，他借用《庄子》中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当场挥毫题词，写了"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八个雄健有力的大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地下党员。如今，90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恩格斯在晚年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很好地诠释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帮助中国建党。在两方面的合力之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之前，至少有20年时间，也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以及介绍他们思想的文字，就不时的以汉字形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从内容上说是一个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到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逐步深化过程；从规模上说，是一个从只言片语介绍到文章摘编、著作翻译的深入过程；从人员上说，是一个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再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过程；从传播者的主体上看，是一个从个人、社团再到政党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从学理传入到行动指南，由单纯的理论研究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看，首先是由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学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成的科学的整体，它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革命和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任何理论的传播，都不可能完整地、一次性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方面是因为体系的庞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或接受者自身的立场和水平所限，对理论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一种新的理论的传入，往往是以能否医治社会的痼疾为前提，也唯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才有植根的土壤。
在20世纪的初年，最为中国人所渴求的，是寻找迅速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利器。中国人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是在介绍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时提及的。1901年1月中国留学生在翻译日本有贺雄的《近世政治史》中说到"西方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1903年2月，马君武更刊文明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也说："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
20世纪初，为什么很多阶级、阶层的人们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进行社会革命呢？那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贫困在逐步地加深，中国社会的黑暗在加剧，用上理论家的一句话说：被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统治阶级也已经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以希望和成功的榜样，主张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路的声势渐起。这一时期，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最有代表性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要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规模上经历了从转引、摘编、翻译原著的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一个基督教办的刊物《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后来又经由日本，通过一些留学生，介绍马克思的一些言论和著述。当然，这种介绍是零碎的、片断的。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翻译、宣传等传播工作。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广东的《中华新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都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报导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消息。重要的是，除报刊摘登、连载马恩著作外，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形，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传播者的身份看，经历了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知识分子的过程。在中国，最先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江亢虎，甚至外国传教士都曾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这些人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大抵有两个，一是为了介绍新知识，传教士、部分留学生、维新派是为此；一是通过新思想的介绍，为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壮声势，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为此。不能说这些人的译介都有错误或歪曲，但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甚准确，尤其是没有任何一派人决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奉之为真理，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这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和过去那些介绍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经过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以实践和印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可以仿效的榜样和途径。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接受的目的更是为了改造社会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的需要。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曾大声地宣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面前，"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幼芽--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中心人物是陈独秀，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同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或伍）廷康，俄国人，1918年加入俄共。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
维经斯基一行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数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同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5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为标榜的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中共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于1920年6月成立。俞秀松说："当时他（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再依据俞秀松1920年6月19日的日记写明"存统这天晚上乘船赴日本"，与施存统自述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完全符合，由此推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的20日之前。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维经斯基在同年8月17日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里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和组织部。"4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所谓革命局当指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