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根大舞台为何一票难求——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消弭界限
2009年5月2日——劳动节小长假的第二天，在北京崇文区前门东路小江胡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装修气派且喜庆，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是收到某种指令似的，齐齐涌向这里，“刘老根大舞台”北京剧场当天在此开业。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开业日期，前有成龙八万人的鸟巢演唱会围堵，后有“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的追兵，尤其是到下午4时京城的天空，突然变得乌云密布，时不时还洒落几点雨滴下来。
人们的热情却并没有因为活动频繁而锐减，也没有因为天公不作美而消退：数百名工作人员不得不牢牢守住各个入口，上午就前来排队的观众，试图以各种理由先行入内观摩；隔街排起了数十米长队的围观群众，也没有丝毫散开的意思，狂热的粉丝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横幅，尤以小沈阳的宣传画为最。这里的票价不菲，但是，8日以前的票早被一抢而空，即使是他们自己想看，也无票可买了，徘徊了数小时的票贩子不得不失望而归，甚至无奈地喃喃自语：“比火车票还难弄……”
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东北戏迷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凭借2009年春晚的东风着实火了一把的小沈阳更是北京刘老根大舞台里颇具看点的人物。
二人转植根于民间文化，表演台词具有浓厚的乡村特色，俗、酸是其最大特点，在东北的一些地区，二人传还有很多荤段子流行。近年来很多二人转演员的小品都有一个主题，即身怀绝技的一介卑微小民，渴望通过现代传媒提供的舞台，实现一己的明星梦想，正如2009年和2010年小沈阳在央视春晚和北京台春晚的表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消弭。小沈阳的滑稽表演想来也是雅俗共赏的，让人们过足了瘾。美国哲学家卡普兰对两种文化曾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香槟和白兰地固然是最好的饮料，但周末下午在球场，我们却需要一杯啤酒。我们在观看小沈阳的节目开怀一笑的同时，也期待更多能够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艺术作品问世。
与精英文化的高端性与精专性不同，大众文化的特点也更侧重于“大众性”
1．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娱乐性，大众文化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获得轻松和满足。
5．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大众媒介性，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它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它是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冉冉上升。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在这里，人们穿着正式举止文雅地欣赏意大利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请公司的重要客户观赏西班牙新舞团弗拉明戈舞。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一些人称之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对此应有冷静清晰的思考。“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系着以及相关而来的评价问题，还有较大的讨论空间。精英文化的“雅”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精髓，而大众文化的“俗”也别具一格地深入人心。二者都是社会文化的精华，都推动了文化的进步。
被山寨的不只是诺基亚——亚文化
亚文化，作为整体大文化的一个分支，是由每一群体在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非主流的文化现象。作为附属于大文化下的亚文化，它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当然，表现也各不相同，亚文化通常比整体文化的影响力更强大。这些亚文化直接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比如，在社会中，我们最熟悉的几种亚文化现象要属山寨亚文化、恶搞亚文化以及由嬉皮士所引领的反文化式亚文化。
在北京公主坟，中关村，在上海的不夜城，在长春的黑水路，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诺基亚N9，N8，索爱和HTC，花上一千块钱就能给你一个“和真的一模一样”的iphone4，这些由许多小工厂生产按照正品手机制成的仿品就叫做山寨机。能够花上很少的钱，感受最流行手机的功能，还能赚得别人的艳羡，因为便宜不想用扔了都不可惜，人们感到很划算。在中国的部分偏远县市，人们已经习惯了各个手机店中的山寨机。修理店见到纯正品手机反倒觉得有点意外。但是山寨不仅仅限于仿，更是别出心裁，把手机设计成各种花样，抢占内地很大一部分手机市场份额，同时也远销国外。
虽然“山寨”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在模仿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创新，与传统文化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山寨文化作为一种流行的亚文化，虽然它是一种“盗版”行为，是对别人的侵权行为，但不得不说，它确实是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为人接受。
山寨亚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另一种恶搞亚文化也开始繁荣。
2006年中国大陆自由职业者胡戈通过技术剪辑创作了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蹿红网络，让《无极》导演极为愤怒，并宣称要控诉制作人。
全片基本上都是剪辑陈凯歌电影《无极》的片段，在开始前首先打出字幕“以下看到的东西纯属本人自娱自乐，内容纯属虚构，全是瞎编乱造的”，然后套用中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品牌栏目《中国法治报道》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发人深省。这部长达20分钟的搞笑短片颠覆了原电影《无极》的故事情节和主旨，而用一种称为“恶搞”的方式──戏谑、夸张的方式重新演绎。在各家论坛是“好评如潮”，给网友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随着《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蹿红，此一事件在当时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网民在谈论国产商业大片艺术水准的同时，“恶搞”这一概念也开始登堂入室，被网民和网络内容提供商广泛谈论和效仿。几个网民熟知的经典之作还有《五道杠》、《爱情买卖版的新红楼梦》，还有《买房版的新白娘子传奇》，人们通过恶搞当下热点来表明立场。
恶搞文化，又称作Kuso文化，是一种经典的网络次文化，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中国台湾，成为了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和内地。有人说恶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恶搞这一形式在网络上风起云涌，并逐渐形成一种亚文化。
提到亚文化，还有一种不得不提的亚文化就是“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的反文化。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豪放派艺术的亚文化要数“垮掉的一代”运动，运动的中心是纽约州的格林威治村，以爵士乐和朋克音乐为特征，以诗人阿兰·金斯伯格、小说家杰克·科罗克为代表。它对主流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对是有力但又低调的。“垮掉的一代”运动对主流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偶像影星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邓恩大受欢迎，咖啡屋和黑色紧身衣在郊区和大学校园日益流行。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垮掉的一代”运动渐趋衰败时，美国一些觉得社会太重物质、太科技化的年轻人，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亚文化。这些年轻男女唾弃社会上对物质疯狂的追求，比如说，累积愈来愈多的车子，换愈来愈大的房子等。相反的，他们希望能处在一个更具人道精神的社会，比如说，分享、爱、与环境和平共处。这个团体是由一些政治激进分子以及“脱离”主流社会机制的“嬉皮士”所组成。由于受到大众媒介的推崇或反对，“嬉皮士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了其实质性的影响。
1965和1966年，“嬉皮士运动”最早出现于旧金山附近，在1967年夏天扩展至全美国，这以后就开始进入自我发展阶段。它的发展可以用三个关键的背景因素来解释：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所造成的60年代青少年所共有的认同感；当时的社会繁荣使许多青年人不关心如何谋生；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对新奇事物的追逐。运动中的许多核心分子都是非常认真地投入这场运动的，他们坚信他们是在开创一种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最终会成为整个社会再生的模式。最后，像所有在此之前的其他青年亚文化一样，“嬉皮士运动”也衰败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运动确实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连乔布斯都是这浩浩“嬉皮士”大军中的一员，他的一生都被这种文化所影响。
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就形成了亚文化。然而，文化是动态发展的，没有一种文化会永远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社会不同群体思想模式与权力关系的改变，某些曾被视为反文化的现象转而获得接纳。亚文化作为一种副文化，我们要在应用过程中去其糟粕，将亚文化中不好的一部分舍去。同时，我们要取其精华，让亚文化中好的一部分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60后爸爸为什么和90后孩子交流难——文化堕距
一项关于90后的社会调查表明，有六成以上的调查对象否认不关心社会。该调查结果所显示的90后最鲜明的特点是“富于个性与创造力”，但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同时90后也是充满自信的一代人。
有关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降：消极的心理特征，如心理问题、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等逐渐增多或增高。例如，从1992年到2005年，青少年的焦虑得分增加了约8%，敌对心理得分增加了近8%；从1989年到2005年，抑郁得分增加了约7%。同时，部分积极的心理特征，如自尊水平却在逐渐下降，从1997年到2007年青少年自尊得分下降了11%。
青少年由于知识经验的相对增多，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相对发展，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断广泛而深入，特别是对新的自我的发现，使他们的心理活动开始指向自己的内部世界，和指向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此时他们逐渐出现了心理上的闭锁性。这种闭锁性，使他们不再轻易向别人吐露真情，交往中的要求较高，选择条件也比较苛刻，此时，他们很难找到“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可以产生心理共鸣的知音，因此常感到不被人理解并由此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但由于社会化的要求，他们又强烈地希望与人交往，想得到别人的理解，想向能理解自己的人敞开心里的大门。但由于很难找到知音，他们常常感到烦闷不安，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迷茫。
由于时代变迁，国家经济转型，90后的父母们刚刚成家立业就遇到了社会体制改革——多年沿袭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他们需要重新选择职业，许多人被卷入了下海的大潮，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90后的孩子接受的义务教育经历了多次教育改革，虽然体验过“减负”、“素质教育”，可这个时代的孩子承受更多的还是学习压力、升学压力。繁重的课业负担和心理压力，使得部分90后对学习没有兴趣甚至厌学。
90后的家庭突破了很多传统，父母的生活态度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主张独立与开放，追求的是成功的事业与高质量的生活，所以对孩子的教育脱离不了金钱，不能从情感的角度去培养孩子，势必使孩子产生叛逆的心理。同时，90后的很多家庭都有过拆散重组的经历，这样无疑带给他们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创痕，使他们变得冷漠与自私，缺乏应有的温暖感与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