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因而，人性的全部如果按传统善恶概念来定义的话，即是“人性是非善，也是非恶”的，善恶之分是后天人为造成的，来自于生活发展的需要，而去指导人们的生活，因而人性有时显善，有时显恶。
善恶之分不能来形容人性的本质。在传统的价值思维习惯中，恶成了贬意。真正体现人性原来本貌的，勉强形容即是：“有利于别人、社会，也有利于自己的”。
如果还要更准确形容，那么给予最模糊的定义也是最准确的形容——人性是如球状的，浑圆的。
由此，我们知道从宗教美德来看，宗教倡导的是非排他性的博爱（詹姆士语），如印度教瑜伽派的“不伤生”，及“尊重他人，不顾个人得失而为他人谋福利”（梅伊语），如基督教的圣爱、佛教的“普渡众生”，包括伊斯兰教亦说：杀一人如杀众人，救一人也如救众人。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体现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给他们的好处是，带来一种现实社会无法实现的永恒的幸福、快乐的理想精神生活；能满足人们消除缓解对生命终极状况的恐怖、担忧心理；能使人们在俗世中心里安然、平衡。所以，他们要去博爱、奉献，这正是信仰的普遍意义。
宗教信仰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索取，而宗教道德对于人们来说则是一种付出，这构成了一个趋圆状，是趋完美的体现。
我们还应该知道，宗教信仰的建立是首先凭借自己做为万能者的位置，对万事万物有个系统的解释而取信于人们基础上的，不然的话，人们与信仰古希腊罗马的“神”与“伪理性”有什么区别呢。
当启蒙理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论证了一部分宗教的已取信于人们认同的解释是谬误时，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便开始动摇、崩溃了。
因为人们一直以追求和平、和睦、繁荣、发展、进步、幸福生活做为人类的存在准则，人们便开始崇尚自称可以找到真理，救渡人类困窘的科学理性了。
而科学理性凭借着一股胜利余劲，发出了雷鸣般的呐喊：“科学就是真理，它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结果，当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科学能增加人们的德行摆在了理性思考的人们面前。于是，对科学理性的尊崇就此迅速的溃败了。
人们开始尊重对于德行进行价值设计并肯定的自己，也开始尊重多元相对的文化、价值，变成了宽泛的信仰自我的人。
信仰自我，是因为人们不仅没有了可以信赖的事物，也是自己对思维主体的认同，希望以此来达到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目的，这是一种索取。
人们因此也非常尊重别人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一种美德，学会付出、理解、宽容而形成了平等、和谐的状态，这是一种付出。
于是，人们自我信仰与开放的美德成了一个趋圆状，是趋完美的体现。
国际著名华人哲学家马建勋先生说：“世界上的事物尽管纷繁万象，但循环往复，总要回归到原来，形成一个圆。一切事物现象都有其周期性并无限地运动着、反复着、向更深层次螺旋发展”。
“点圆运动变化是自然万物发展的总规律，又是万物之理的总依据。万事万物都是沿着点的起始和圆的轨迹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极……由落后到先进不断流变发展着的。”
“圆就是点，点就是圆，圆是放大了的点，点是缩小了的圆”。
先于圆点哲学，从另一角度阐释同一种内质规律的《联合论》哲学，其创始人张贵林先生说：万事万物都是按分工化与完整化方向发展，不断达到新的联合状态。联合理论发展了自然辩证法则学说。分工化完整化方向发展，即是“圆”的轨迹；点内有点，圆外有圆，呈螺旋型状态，即是不断达到新的联合状态。
这两种哲学，都是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主，结合西方人的分析精神而产生的。
国人思维的圆融直观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在新千年谋求人类政治经济一体化中的文化显学价值。
圆点哲学的特点是：不偏重于推衍的过程，不拘于抽象的文字概念而注重思想实质的理解和把握，注重实践性、实用性、开拓性、思辨性、灵活性。
这正是一惯偏执于概念思维，从抽象的具体性着手，以形式逻辑和推理、归纳为基本思维方式的西方人所稀缺的。
后者，正是当今中国借鉴西方文明时所极力推崇的，并以此做为判取其它学术论文的范式标准。
这点，国人必须有所醒悟并纠正。在这种普遍规律的洞照下，曾经引为对立、矛盾关系的宗教与科学理性，也存在着整合，趋至完美、圆状的道路。
由以上可知，人类需要信仰。它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向往太阳光明的伴生物（普遍意义）。
信仰内容可以变迁，而终极目的是永恒的鲜亮的。信仰内容的变迁体现的是信仰的“数”——生命周期。
那么什么样的信仰才是有利的？我们知道，这是有时段性的。那么，我们再重新对科学战胜宗教，直至又消隐的原因来进行分析。
科学战胜宗教的原因，是一定程度用事实体证了宗教内容谬误的一面。
但是，科学的发展除了不带来人的德行外，而确实存在着它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人的超经验超感觉的存在，这即是尼采等认识到了的科学的缺陷。
可见，科学战胜宗教，都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去把它绝对化，而将宗教与科学理性拥有的一定合理存在的内涵共同构筑成一个趋浑圆的整体，又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思潮形成的早期，霍布斯与洛克以及追随他们的美国创造者们，试图削弱极端的信仰，特别是那些引起内乱的宗教信仰。而要求他们具有服从法律、忠于宪法等国家政治制度、尊重科学等理性行为。
“如果你想皈依宗教，就必须有意识尽力减弱自己的宗教信仰，部分地把信仰转向与知识相关的观念领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构筑个例。
我们必须清楚，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传统数学”基础之上的，体现的是用排斥矛盾的片面理性来构筑表面上对大家利益都平等保护，实质上是遵循谋求利益最大化胜者通吃的丛林规则，符合少部分人最大利益的机制；这是一种偏执错误的理解，只会导致政治经济悖论，周期性出现大起大落恶性循环。在西方哲学信仰普遍虚无的跨世纪，西方哲学迈入了坟冢，不再是一种生活样式，也不再是一种主宰一切的科学。人们却路径依赖，习惯陷入这种偏执的理性，误将之作为人类最合理的制度模式。而事实上，只有接受矛盾，实现阴阳均很运行，彼此互补“肝胆互照”的政治结构才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优政治模式。在人伦上，展现的是利人利己的中华文化价值，而不是西方放纵损人利己的自由竞争；由此，它构成了一个体现了人性本质的趋完整的圆状。
中国自新中国建立后，全民都被领导在高扬着的共产主义信仰旗帜下，这种发源于德国人成功在苏联人身上的理论文化，也在古老的中国土壤上绽开了鲜花。
建国后至1957年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道德风范社会。
伟大的共产主义道德本是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是人类最美好的心灵蓝图，与中华文化的圣贤道德非常契合。但是，具体社会事态的演进似乎超出了人们的理解与接受能力。这是时代的局限所致。
毫无疑问，文革的爆发具有历史自身的逻辑因果。任何片面的将评价都将是对历史的阉割。然而，这种在文革年代败露无疑了的追求卓越的探寻，人们不能公开去表白这一切迈入另一个极端后的危险，暴虐的冲动常常掩护在大民主的面具之后，并且以热爱人民，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名义追求显赫。
这种疯狂的的群众运动，在苏联也曾上演过。
当动荡拨正后，我们的人们从极端的高峰冷却下来后，却再也提不起对美好道德的信任，一种全民性的价值信仰危机已经在国民精神上造就。
直到今天，公众对道德又有了新的需求，这时才明白自己拿不出什么。这是一个以五千年道德文明传世自居的民族最无地自容的尴尬！
在我们这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土上，我们的所有尖端都是外来的接种。技术科学、分析科学等，连人文科学也是以欧洲人的遗弃品来充斥最高指导。
可是，欧洲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同类似的可怕过程，那种曾经架构全球两大政治集团冷战时代的精神信仰，在现实世界再也找不到可以与西方相抵抗的力量了。过去它们是中国的依靠，现在它已不再给我们提供从前的那种教育和训练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的崩溃就像西方形而上学死亡后的状况，导致了欧洲现存的一切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合法化基础的动摇一样，也导致了民众对这个社会的一切，包括道德、政治、信仰、哲学、思想教育等，即合法化基础的质疑。
在中国这块沧桑的土地上，自立更生与意识重建从来没有如此的深刻的体悟，百年中国就是期待真正的新的伟大理论和艺术冲动来取代西方的遗产。中国真真切切呼唤一场可以开辟世界文艺复兴的本土文化重建高潮。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民族发生了信仰危机，结局又是怎样？另一方面，中国自“五四”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连同自身的片面与局限，同时植入中国，究竟该以何等文化创新去腐陈新，以何思维批判来重建？本土文化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将如何继承与现代化重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才符合人类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
对信仰的普遍意义探讨，分析宗教与科学理性在西方的变迁、交锋、交媾历史发现，由于信仰体现的是一种终极意义的人性需求，它在现实上与维护信仰的道德或者称为条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趋的圆状，形成螺旋状的良性循环。人类是否有足够智慧从科学中寻找到逻辑推理的工具，从而贯通宗教信仰内核呢？这是一个关系人类文明大转型提升，彻底消除世界文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的重大话题，亟待宗教界、科学界等学术界普遍严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