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最近的状况吧！”成哲终于发话。
李达将自己的公司情况告诉了成哲。成哲表示钦佩道：“说不定，哪天我辞职了，帮你打工呢！”
“此话当真，你愿意下海，我奉献公司10%的股份欢迎加盟。”
“我明天就回北京，你好好发展。现在民营经济已经在劳动生产率和产值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国有经济，据近来的资料统计，其对我国GDP新增部分的贡献均占60%以上。在国际贸易方面，入世带来的商机无限。
我决定今年十月份结婚，先租房子，过年再买房子。像我这个穷记者，要买房子，还得与女友合力才行。”
“要不，我给你伍万圆支持。”
“谢谢你，到时再说吧！”
“现在，搞民营企业，比在国企有什么不同感受？比如，权力之手介入没有，变着法子要钱？湘岳的环境应该较宽松吧！我昨天还参加了市政府办的与民营企业家联谊会呢？
“我在国企业那么多年，也主持过企业改制，但在客观操作上，永远也难以摆脱政治权力的介入。金湘集团表面上很辉煌，无冗员，无不良债务，管理机构合理，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只是作为一个大股东行使股东的权力，这只是各方面很关注产生的，其背后却有一只手，这就是无法摆脱的官长负担。
现在，我在民营企业圈子里，各方面感到自由，仍时不时有工商、税务、消防什么的来检查，说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指引、监督，如果你看不懂这个‘球’，那么你可能有无穷地麻烦。这个‘球’就是要懂得烧香拜佛。
总体上，环境还是较宽松的。我现在刚启步，还没资格参加这种联谊会。”
“要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是很难的，重要的不仅要有可资信赖效率的机构来管治，更要有人心的觉醒。人心片面，个个崇尚不惜损人利己，将私利作为整个学术思想的价值根基，上升为天经地义的普世原则，那么国家财富、集体财富、他人财富，都是谋求安全的非法占有的对象。政治原则与义理必然沦为摆设。西方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深渊中，不得不通过制度笼子来制约，是一种消极平衡的无奈办法。停留在形式上，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之根本。
中国放弃自己本土圣贤治心的道统，学术主流看不到东西方文化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正视自身文化的深广价值与救世之效，跟随西人资本主义学说屁股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是自甘堕落为新奴才，暴露心理自卑与精神无知的双重悲剧性人格；有一种话，叫腐败与改革赛跑，很形象。腐败是个无底窟窿，不从根本上拯治，改革的成绩就必然毁于一旦，资源就会集中在大批官僚阶层，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就一定会割裂导致崩溃。历史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国乃及周边弱小民族就准确无误的跳入西方列强为中国民族挖好的坟冢”
成哲啜饮了一下咖啡，咂着嘴唇。
“我最近看到一篇学术文章，讲的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庞大，方方面面也大多数涉及，可就是由于传统文化与意识中缺乏法律意识，相信德治，相信各种包青天，常常使法律文本形同虚设。这种论调就是学界悲剧人格的真实写照。中国政治传统是以上下推选圣者以道德教化治心为本，法制惩治为标，两者文武阴阳均衡融为一体成就礼制道统。正如太和殿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以天下奉一人’所述，内在贯穿的是觉悟圣者度化世人造福社会的传统气脉。尧舜禹之后社会大转型进入私有化社会，历史精神运动沦落，人们心灵境界逐渐蜕化，表面崇尚圣贤道统，君王言必称圣旨，骨子里却崇尚‘天下奉一人’。精神生命的卑微，以致道德变成虚伪的代名词。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恰恰为扭曲的关系社会发展与法治扩延提供了宽阔空间。一方面，老百姓宁愿相信关系、背景、权势、实力，也普遍不信任法律。一方面，社会拿不出符合道德的新文化拯治人心，又要依赖于严厉的法律宪政，而法律在功利性关系社会为豪强所屡屡破坏，弱小者成为受害者，恶性循环无穷尽，社会肌体溃烂就无以复加了。特别是当手握权力的人屡屡无视法律尊严，而无所约束，老百姓则只能跟从。
作为政府决策层，本身承担对社会教化功能，但思想创新缓慢乃至停滞不前，不能真正与时俱进创新出鲜活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价值体系，来满足社会的客观需求，当社会危机问题层出不穷，控制学术发展的恶果就是只能束手无策。”李达对望着成哲说道。
“你说的对。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镇党委书记的话。有一个村，村支书私截农民上缴的建房批地费。被发现后，仍然当他的村支书。
我不理解这种现象，就问这位镇党委书记为什么？
他回答得很精彩，他说水塘里没有鱼。该村六七十年代党员有十几个，有几个因年轻太大，已解任不管事了。而该村七十年代入党的党员已在担任历届村干部时因腐败被撤职了，后来八九十年代的新党员，刚开始奉公守纪，时间一长亦犯事卸职。
到现在，该村已没有接补的无前科的党员，所以，撤了也一样，不如不撤。这很引人深思。
基于农村基层的这种恶劣状况，国家九八年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村民自治，将村党支部摆在监督落实组织法的位置上。可在实践中，置法律不顾的乡镇级官长与村党支部合伙操作，扭曲了村长直选、村民自治等内容，而在法律上，并没有对这种违纪违法作出如何惩罪的规定。
这就意味，共产党文本上很多的道德原教旨在现实中显得相当可贵，但人们陷入西学片面的对私利迷信与推崇，对权势利益的争夺看得比本党信仰与心灵生命的道德修养重要，出现了文化中毒后的社会肌体大规模溃烂特征。
更甚，入党仅仅成为他们晋身权力追逐私利的敲门砖，而并非是发心更好造福社会，实现心灵提升之路。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法制意识形态亦很重，如申韩法术。只是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年代里，法术一直得不到细致地制度化地提升与维护。与现代法治的要求则相去更远。
法制的神圣化，古人也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可一旦涉及到天子皇帝乃至王公贵族，就往往网开一面。也就是说，在法理上实现了神圣化。”
成哲说道，将背往后靠了靠，接着说道，“任何一种世俗文化，都可能是一种过渡文化。我也知道有位学者说，当前中国文化缺失与市场经济一体化的世俗文化，只是一种过渡性文化，这里面还包括道德，不仅仅是法制。其实，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早已明确。问题是，现在发现西方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内在潜藏致命缺憾的片面的经济文化。”
“你的观点，总是无意间突出湖湘文化在改革中的现实开拓、创新意义，这是不是一种狭窄的偏激的视角呢？”
“如果有人这么去理解，那是他的自由与权利。著名学者袁伟时教授曾发表‘《海国图志》何以不是出自岭南人’一文，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客观存在的。
东西方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文明，同样，北方与南方同样存在许多不同，只是由于共存在一国体，就少有研究。其实，也可研究。
为什么复帝的是北方的袁世凯，共和的是南方的黄兴、孙中山、蔡锷、宋教仁，这难道仅仅是偶然？
更为深广的说，儒释道为何是湖南周敦颐率先成功完成三者合一？人们对更高生命形式存在的历史与自然的精神运动状态陌生，以自身局促的眼界心识无法去认知罢了。但它是一种实事求是存在的历史文化精神与自然力量流变的客观规律。”
“你说的也有道理，身为湖湘人，我当然颇有自豪感了。”
李达从烟盒里捏出一根白沙烟，顺手递给成哲。俩人各自点燃，烟圈一缕一缕在灯光中扩大，直至消灭于无形中。
“我现在了解到江浙一些民营企业，将部分资金移往海外，他们担心资产被政府充公。不过，也知道私营企业家姜茹携资2000万元介入国企，你在中央新闻单位了解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达问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设想生产社会化会使社会资本最终集中到一家企业手中，在此基础上对资本家进行剥夺便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崇尚教条主义的一些人曾在北京如是说，要消灭贫富悬殊，削平社会基尼系数过高，就要实施私有巨富充公，搅动那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将生力资金投向海外。
尽管，在1993年14届三中全会上，国家明确提出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在1999年的全国人大修宪会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私营经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终究没有在宪法上写明公民的财产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仍有受政治波动的危险。
但是，为什么还有姜茹似的人物呢？
因为有的声音与教条派们是相左的。他们是民族资本家的希望。你愿意相信后者，那就学姜茹吧，毕竟政府改革大势所趋，鼓励这样做有利于盘活社会资产，增加税收与就业。
同时，由于有这些民间力量的参予努力，可以从高度集中的极端格局里面逐渐实现均衡，那种全盘私有化与全盘公有化都是犯同样极端的错误，而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公有与民营整体彼此均衡互补运行的关系。”
杯里的咖啡已见了底。腊瘦的烟屁股在瓷缸里瘪瘪地躺着，它的灵魂已渗进了人类的躯体，渗进了你的肺部，它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让你清醒地慢慢地像它一样干瘪地躺下，然后离世，不同的是它往往在瓷缸里，而人往往在幂顽与棺材里，最后，都湮灭于尘土。